本书收录赵鼎新先生近三十年来在中英文世界发表的书评、学术评论与若干政论文章。作者以历史社会学的训练与昆虫生态学的早期背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逻辑与知识生成方式进行了独立的审视——对哈耶克、波兰尼、斯科特、蒂利、迈克尔·曼等大家既不盲从亦不排斥,而以平视的态度展开学习与批评。书中亦集中呈现了作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系统反思,以及其原创的"非对称性循环史观",作为对西方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下线性史观的根本质疑。

本书既是一部书评集,也是一部关于“如何阅读社会科学经典”的方法论示范。

历史的视界与社会的转型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误区——兼谈中国社会科学的困境

芬纳的《统治史》——一个政治学的新高度

在西方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阴影下——评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评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一书

战争与社会的非期然性“发展”

国家兴衰原因和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

历史进程中的虚假因果关系：战争与早期中国的官僚化

评《失落的现代性：中国、越南、朝鲜和世界历史的风险》

方法论之辩：范式与反思

《中华帝国的兴衰》之病

论“依法抗争”概念的误区

社会力量和艺术范式转型

哲学、历史和方法——我的回应

伴随我成长的韦伯

中国人有能力挑战西方社会学的纪念碑式人物吗？

我们该如何研究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社会？

社会与政治的多重视野

奥地利“阴谋”——在波兰尼和哈耶克间摇摆的世界

评《地理与社会运动：比较波士顿地区的“反核活动”》

评《市中心发展的政治：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的动态政治文化》

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政治：墨西哥的再规制》

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未来道路与全球发展

伦敦骚乱

王军的舞台

西方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道家时间观及其现代意义

从“终结”到转型：世界如何走到今天？又去往何处？

序言

本书收录了我近三十年来撰写并发表于中英文世界的一些书评与学术评论，同时亦包括若干篇涉及宏观议题的政论性文章。这些文字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的性格：我为人直率，从不喜欢拐弯抹角。此外，我童年时随外婆在上海长大，身处宁夏的父母对我无法管束，而抚养我的外婆虽不识字，却极富智慧，从不对我进行“微观管理”，因此我有很大的自主生长空间。这段童年经历对我个性的塑造影响深远，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进了本书的文风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在转向社会学之前，我已获得昆虫生态学的博士学位，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阅读与研究经验。加之“文革”时期的特殊经历——包括在宁夏八年工厂工作的生活——使我在步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初，便已具备良好的学术训练与深厚的人生阅历。这一人生轨迹，使我对18、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发展逻辑与知识生成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理解与看法。这些体会不仅体现在我的两本英文专著中，也贯穿于《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什么是社会学》《合法性的政治》以及众多关于社会科学方法与方法论的中文文章之中，同样也体现在本书所收录的书评与学术评论中，构成了我在此类写作中颇具辨识度的特点。

这些理解与观点，同样也体现在本书所收录的书评与学术评论中，构成了我在此类写作中颇具辨识度的特点。然而，我在撰写书评与学术评论（尤其是中文世界中的相关作品）时，其实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在转向社会学不久之后，我便意识到，社会科学是一类“出发点”并不牢靠的学科。所谓“出发点”，既可以理解为本体承诺与假设，也可以视为研究者在追求“片面深刻”时所作的妥协，甚至是潜藏其后的价值立场、信念乃至偏见。无论研究者如何努力克服，无论其采用定量还是质性方法，社会科学的这一特性始终相随。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哪怕是最优秀的学者，其经典之作也往往带有种种弱点、盲点与误区。越是思想新颖、洞见精辟、紧贴时代精神的作品，在其带来巨大冲击与启迪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越发严重的误导。而一旦这些观点与分析框架被国家、政党、跨国公司、世界一流大学、主流媒体、权威期刊、主流大学出版社乃至“大V”等掌握着大量资源的行动者所采纳或推崇，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往往会呈指数级增长。正因如此，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争论不容低估。我在书评与政论写作中所坚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开放、批判、规范与多元并重的立场。

第二，必须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主流话语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面对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西方学术“大家”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建构，国内学者往往抱有膜拜心态，甚至不乏妄自菲薄的倾向。与此同时，有些试图进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因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与知识储备，常常滑入保守主义的陷阱，其所产出的“知识”往往只能自娱自乐。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我在多篇书评中专门针对西方学术界备受推崇的思想家——如哈耶克、波兰尼、孔飞力、斯科特，乃至与我研究领域相近的历史社会学巨匠如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在充分肯定其贡献的同时，也对其分析中的偏颇与盲点进行了批评。我希望通过一些较为精准的评论与细致的分析，为青年学者提供一种姿态与范式：在面对西方大学者时，既不盲从，也不排斥，而是以平视的态度进行学习与对话。

第三，本书中的某些书评扮演了学术守门人的角色。以我对王裕华《中华帝国的兴衰》的批评为例，我之所以对该书展开较为严厉的批评，部分原因在于王裕华作为哈佛大学的长聘正教授，头顶着哈佛大学在国内的光环，掌握着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且其著作由享有盛誉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作品理应受到认真对待。值得强调的是，担任学术守门人并不意味着利用权力为难他人。这也是我对麦戈文的《市中心发展的政治：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的动态政治文化》与斯奈德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政治：墨西哥的再规制》给予较多正面评价的原因。尽管我对米勒的《地理与社会运动：比较波士顿地区的“反核活动”》提出了较大批评，但该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所谓“地理学”视角上，而非对研究质量或观点本身的否定。其原因非常简单：这些学者在出版上述专著时尚未获得长聘，而且他们的著作各有可取之处，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训练功底。如果在这个时刻给予过于严厉的批评，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不公平的影响。

第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逐渐对国内学术及半学术杂志的写作文化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成为《上海书评》与《读书》等报刊杂志的长期读者。这些阅读让我汲取了大量知识，但也让我意识到，国内的书评文化总体上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作“文人书评”的特点。具体来说，书评作者往往不会对所评著作的主要观点进行较为仔细的总结，也很少会深入分析和评价这些观点。相反，他们通常在简短的几句话之后，就将书评引向个人的舒适领域，夹叙夹议，展现与书中核心观点关系大小不等的知识、逸事，甚至是与作者的私人交情或交集。虽然这类书评读起来较为引人入胜、令人愉悦，但在增进读者对所评著作的理解、提升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方面存在显著不足。最为关键的是，此类书评完全发挥不了前文中提到的我想让书评承担的三个作用。可以这么说，我长期以来坚持自己独特的书评和学术评论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在国内“文人书评”主导的环境中，加入一点小小的多样性。

第五，我在撰写书评时，除了注重批判性，也在方法论与分析层面投入了大量心力。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本书第二部分“方法论之辩：范式与反思”，同时亦散见于其他章节。社会科学所处理的问题相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然而其入门门槛较低，使得一些未经专业训练的人士也会自信地认为自己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独到见解，甚至言之凿凿。更棘手的是，若某人思维简单、自信心强而又缺乏反思精神，此人往往更容易充满自信，从而讲起来更加头头是道。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须保持严肃的学术评论外，另一个关键的评判标准就是作者在方法、分析与逻辑层面的功力。此外，自牛顿力学于17世纪诞生以来，一套被称为“科学”的思维方式与求证方法便逐渐确立，并向各领域渗透。其首波影响主要是在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随后马上波及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然而，随着这套方法扩展至愈加复杂的问题领域，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意在此展开专门论述，因为我在近年来发表的若干方法论论文中，已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科学思维及方法的物理学起源、它在逐步扩展至社会现象研究过程中所引发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困境，以及相应的缓解方案。在此我只想强调：在面对科学思维与方法带来的诸多问题时，我们绝不应退回到反科学的保守主义、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或各种非理性的思想潮流之中；相反，我们应当努力确立一套更为贴切的、建立在理性精神基础上的方法论和哲学体系。在看清诸多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理性精神和科学留下的正面遗产。我的书评与学术评论写作，正是秉持着这一原则。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哲学体系，我们需要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实现理论创新。西方社会科学潜藏着一个深层的本体论承诺，那便是基于亚伯拉罕宗教对历史的线性理解所构建的历史观。基于这一点，我提出了“非对称性循环史观”，或称之为“道家史观”，以此对西方线性历史观进行有力的质疑与反思。这一思想贯穿于本书的多个章节，构成了我学术研究的根本本体论立场之一。鉴于此，本书特以我的近作《道家时间性及其现代意义》作为结尾，意在凸显道家史观在我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