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治理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共性议题。伴随数字技术全覆盖适用，近二十年国内外城市犯罪治理发生重大变化，包括犯罪风险分析、热点探测、防控布局优化、预警预测等方面，国内外不断转型升级。然而在多年升级中，我国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发展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犯罪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刚发展起步，“数字技术+犯罪治理”的模式未全面形成，其体系有待探索；另一方面，国内对特大城市空间、人口、社会结构及管理者法治思维等要素研究不透彻，导致犯罪治理实效未达到预期。信息化条件下特大城市的犯罪治理需要保持权力的理性，维持技术与权力的平衡，本书试图从这一方面提供一些思考。

序言　/　1

一、 研究设想与主要目标　/　1

二、 研究背景与逻辑进路　/　2

三、 研究内容和主要特色　/　8

第一章特大城市犯罪治理的问题与困境　/　1

一、 城市结构脆弱与基层治理薄弱　/　1

二、 犯罪态势高位徘徊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　/　9

三、 城市治理与犯罪治理策略同质化　/　20

四、 犯罪治理信息化的困局　/　29

第二章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的思路转型　/　46

一、 信息、信息化社会治理与犯罪治理信息化　/　46

二、 信息化影响犯罪治理的域外经验与发展趋势　/　52

三、 我国信息化条件下犯罪治理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　55

四、 特大城市犯罪治理的信息化转型思路　/　62

第三章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的路径展开　/　80

一、 智慧治理：以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为例　/　81

二、 空间治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犯罪热点应对　/　87

三、 综合治理：传统策略与新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　/　95

四、 源头治理：从外来流动人口和社会支持体系切入　/　103

五、 国际合作治理：从海外追逃看犯罪治理的国际合作　/　108

第四章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的法律边界　/　115

一、 社会治理信息化的限度　/　116

二、 信息化治理与防止技术滥用　/　122

三、 信息化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　/　130

四、 犯罪治理信息化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前瞻　/　137

第五章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之信息化预测　/　153

一、 信息化条件下犯罪预测的意蕴　/　153

二、 特大城市犯罪信息化预测的难题　/　160

三、 域外信息化犯罪预测系统实践与经验　/　169

四、 特大城市信息化犯罪预测对策与实践　/　178

第六章交通犯罪及其治理　/　196

一、 交通犯罪的范围界定与立法沿革　/　197

二、 交通犯罪的类型表现及原因分析　/　209

三、 交通犯罪的信息化治理　/　224

第七章非法集资类犯罪及其治理　/　243

一、 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界定与具体表现　/　243

二、 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成因　/　256

三、 非法集资类犯罪现行治理措施　/　262

四、 非法集资类犯罪治理存在的问题　/　271

五、 非法集资类犯罪治理与信息化治理对策　/　278

序言

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远眺，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科技的创新，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随之而来，犯罪同样在改变，而治理犯罪之道当然也应该改变，其中，信息化治理就成为犯罪治理研究的重中之重，本书的研究方向正是在这个信息化日趋发达的新时代背景下作出的选择。

一、 研究设想与主要目标

犯罪治理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共性议题。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美国是最早将信息化技术引入城市犯罪治理实践的国家。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Compstat治安信息管理系统在纽约的实际运用，还是2010年后洛杉矶警察局将犯罪历史数据与现代数学复杂算法相结合，依托数学模型预测犯罪热点，数据和信息越来越成为美国城市犯罪防控决策的基础。伴随丰富的犯罪信息化治理实践，国外城市犯罪研究在近二十年有了显著成果，尤其是在城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城市防卫空间研究，以及基于空间、社会、人口等大数据城市犯罪预测等领域都取得了进步。在21世纪初期，国外犯罪信息化治理在犯罪风险分析、热点探测、防控布局优化、预警预测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我国，201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将“以信息化为引领”明确为加强治安防控工作的指导思想。在信息化时代，“用数据说话”已成为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法，基于犯罪数据分析、运用信息化技术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正当其时。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犯罪治理的比较研究、社会治安防控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城市犯罪的技术防控研究等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然而，我国城市犯罪治理的信息化水平总体上还较为有限，国内研究对特大城市的城市空间、人口、社会结构，以及管理者的法治思维等因素关注不足，加上犯罪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刚刚起步，在犯罪治理领域如何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信息化治理路径，形成带有普遍指导性意义的理论成果，就成为本书研究的问题。

具体而言，本书立足“互联网+犯罪治理”这一视角，系统阐述特大城市犯罪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探讨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人联网”融合的犯罪信息化治理策略，结合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整合传统意义上的“人防”“物防”“技防”机制，从探寻特大城市犯罪治理的多重困境出发，思索信息化条件下特大城市犯罪治理的新型路径，注重厘清犯罪治理信息化的法律边界，并在立法和司法上加以前瞻，提出针对特大城市犯罪进行信息化预测的种种思路，最后以非法集资类犯罪和交通类犯罪为例，对犯罪治理信息化进行具体分析、阐述。

二、 研究背景与逻辑进路

信息化条件下的犯罪治理就是将信息化技术科学地运用于犯罪治理的全过程，信息化条件下的犯罪治理也可被称为犯罪治理信息化。从实然角度来看，信息化条件下的犯罪治理依赖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治理，但从应然角度来看，信息化条件下的犯罪治理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曾说过：“城，所以盛民也。”美国现代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亦断言：“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还有人打比方说，城市是躯干，人便是在躯干中奔流不息的血液。说到底，民乃城之本，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也是城市的灵魂。社会、环境、个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城市的发展繁荣也伴随着犯罪的滋生、存在和发展不断变化。如何治理城市犯罪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对该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我国涌现了一批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其中，认定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23年10月公布的《2022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全国共有超大城市10个，特大城市13个，其中，我国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东莞、武汉、杭州；特大城市包括西安、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苏州、合肥。这意味着我国特大及以上城市(以下统称“特大城市”)已达到一定数量。

以人口数量为基础，特大城市空间规划、经济能级、政治地位以及文化内核等因素都赋予特大城市研究成果以特殊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是城市GDP。从国际上看，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就意味着跻身发达经济体俱乐部。世界银行2018年数据显示，美国人均GDP为62794.6美元，韩国为31362.8美元，日本为39290.0美元，中国澳门为87208.5美元，中国香港为48675.6美元，摩纳哥则高达185741.3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4年9月1日，卢森堡人均GDP达到143740美元，中国澳门紧跟其后，约为134140美元，爱尔兰为133900美元，新加坡为133740美元，美国则为85370美元。据统计，北京市202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760.7亿元人民币，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0.0万元人民币。参见《北京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意味着北京的人均GDP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从2023年的数据看，中国有31座城市跨过了这一门槛。排在前十的分别是鄂尔多斯、克拉玛依、无锡、北京、榆林、深圳、苏州、上海、常州、无锡、南京。参见《2023年人均GDP超2万美元城市最新公布：杭州超广州，榆林第5》，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756942627_121612813, 2024年10月16日。这些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进者，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先行者。同样地，它们在犯罪治理方面的探索也走在前列。因为犯罪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在这里，李斯特的那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或许是最好的注脚。可以说，本书的研究恰逢我国城市发展的强盛时期，这也增加了研究的意义。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特大城市发展的风险防控问题，这无疑与刑法中的风险社会理论暗合，与犯罪治理关联密切。例如吴晓林在《特大城市风险防控的“属地责任”与空间治理——基于空间脆弱性视角的分析》一文中就曾表述过：“在2020年，21座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为17279.52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18%，城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4%，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2.5%, GDP总额达到333535.71亿元，占全国GDP的32.9%。”吴晓林：《特大城市风险防控的“属地责任”与空间治理——基于空间脆弱性视角的分析》，载《学海》2021年第5期。虽然特大城市所占国土面积不大，但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都占据极重要地位，更何况特大城市在创新能力、政策试行、文化因素等方面的战略价值，让我们不能忽视其所产生的问题，并积极探索该如何解决。尤其在当前风险社会时代，越来越多的因素都在诱导着这种风险实际“兑现”。这里所言“风险”显然包括犯罪及犯罪所带来的风险。

总而言之，一方面，近些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城市越来越发达；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各种风险，尤其是违法犯罪滋生的问题。继工业化后信息化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传统犯罪形态发生变化，更伴随着新的犯罪类型不断产生。在新的社会情势背景下，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尤其是犯罪治理问题亟待重新审视。近几年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以开展“智慧化”建设为显著特色，这也为城市犯罪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

随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国家政策性文件的发布，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生态日渐成为特大城市建设的愿景目标。智慧司法、数字法治、数字公民等治理新元素亦应运而生。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更有条件形成全覆盖、网格化、安全共享、敏捷高效的数字化治理体系。进入数字时代后，万物数字化、一切在线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以至于每个自然人又是一个“数字人”和“信息体”，身体也随之成为“人联网”的一个技术平台。数智治理的平台化态势，更是通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等方式，把人、事、物变成网格化管理的一个个运行节点。上海是较早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特大城市。上海的网格化城市管理由过去的网格员巡查，发展到现在通过传感器发现问题、预判预警问题，通过人工智能给出精确解决问题的建议。人工智能帮助形成风险地图，建立预警机制，督促及时响应和处置，但同时还需要“管理智慧”。城市的管理者要以人为本，借助技术手段将不被关注的细节、问题及时辨识、及时预警。城市管理智慧化就是要用智慧的手段、方法、路径去精准施策、科学施策。2020年4月13日上海举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作推进会，标志着上海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智慧城市治理再上新台阶。作为上海城市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城运系统充分利用智慧公安建设成果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创造性地推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运行体征指标体系。这套系统汇聚了100多个数据项，包括1495万个城市部件、2.68万公里地下管线、1.4万多个住宅小区、3000多处历史保护建筑和实时的城管执法车辆、网格巡逻人员数据。通过地图汇聚的方式，在市、区、街镇三级平台上实现了可视化、便捷化、标准化的共享和交互，在一个端口上实现城市治理要素、对象、过程、结果等各类信息的全息全景呈现。“一网统管”的“管”，是在保持各部门原有业务系统、工作格局基本架构的同时，通过技术与管理上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聚合、力量融合。“一网统管”不仅在功能上要实现“观”和“管”，还要实现对风险预警研判、快速响应的“防”和“救”。“一网统管”推动城市治理从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实现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2019年1月，据第三方零点公司调查，2018年度上海公众安全感指数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指数连续六年实现“双提升”，创历史新高。上海市公众安全感明显增强，无疑受益于智慧城市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犯罪治理信息化初见成效。

北京在城市治理方面近年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比如管理重心下移、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构建扁平化治理体系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改革方案。城市，虽是“陌生人”空间，但最终需要在城市空间中重建共同体(社区)，这就要求基层职能部门越“强壮”越好，形成民众有诉求，基层政府就能解决的良性局面。因此，街道办等基层部门“下沉”到街巷，深入到街头巷尾，熟悉社情民意，倾听民声，通过职能部门甚至跨部门合作，解决社区中的疑难杂症。把可能发生的犯罪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应是“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方案的要义所在。

2017年起天津市以谋划工业互联网发展、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培育壮大大数据产业为目标，通过世界智能大会平台引进相关龙头企业，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天津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升级。“津治通”就是天津市打造的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一体化社会治理信息化平台，已实现全市域贯通应用。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天津积极谋划大数据发展，成立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推动数字天津和智慧社会建设。近年来，天津市相继出台了《天津市大数据发展规划(2019—2022年)》《天津市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19—2023年)》《天津市全面深化大数据发展应用行动方案(2020—2022年)》《天津市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等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加快构建天津大数据发展应用新格局，培育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提供了行动指南，极大助力了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

正是在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国家层面也提出了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2022年5月，民政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构建起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初步打造成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社区，社区治理和服务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事”。无论是构建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和新型数字社区，还是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智能化水平，都应该包含着对各类风险的研判，包括对违法犯罪的惩治和预防，而这些都离不开网格化管理以及信息化支撑，所以在统一编制智慧社区建设规划过程中，要增加犯罪信息化治理的内容，健全民情反馈与应急响应机制，实行统筹规划综合施策，特大城市无疑更有条件深入探索。

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在智慧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增强了犯罪治理的信息化举措，其典型表现就是“AI+社会治安防控”，以“雪亮工程”建设作为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智能化的龙头工程，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的规模化、集约化、共享化，形成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理论上，“雪亮工程”运用了“灯下黑”的犯罪学原理，是党和政府坚持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的新时代体现。它是指以基层(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其将安全防范的措施延伸到群众身边，发动社会力量并鼓励广大群众共同参与。通过“AI+雪亮工程”建立综合的信息共享应用管理平台，对各类重要视频监控、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接入和管理，高效地实现了社会治安防控和应急指挥视频图像资源的一体化调用和共享。同时对辖区内的报警联网资源及社会报警监控资源统一控制和管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甄别，实现犯罪预防的“实体防护+态势侦控”，进而达到治安防控“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有的城市还构建起智慧政法平台，推进大数据跨部门办案平台建设，强化政法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数据集成、数据融通和数据应用，实现信息化手段贯穿执法办案和日常勤务全过程。还有城市针对道路交通新形势、新问题，推进智慧交管项目建设，依托车型识别、秒级感应等新型技术手段，实现自动配时，优化交通组织，监控通行车速，提高路口通行效率，实现安全与效率的统一。

总之，城市发展与风险防控并存，而风险防控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犯罪治理。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体系需要在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和公民权益保护等要素之间进行调整与优化，尽量把致罪因素和违法犯罪苗头控制在萌芽状态，对已然发生的犯罪及时侦破并加以惩治。一方面，我们认同犯罪信息化治理需要依托社会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另一方面，犯罪治理信息化除了要正确处理科技与法治的关系外，还要把握犯罪自身的发展规律，遵循国家的政策法律，形成独立而有效的治理体系。

三、 研究内容和主要特色

本书着眼特大城市的犯罪治理，其一，特大城市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社会信息化水平较高，运用信息化手段治理犯罪的水平也较高。其二，特大城市一般也是新型犯罪的前沿地区，而且犯罪活动的信息化程度更高，研究的价值更大。其三，在举例说明或者列举实证材料时，可能也包括非特大城市的事例或资料，但用它们来说明问题并不违背犯罪治理的基本原理，与“特大城市”的主题没有冲突。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基本遵循了原有的研究进路，也作了不少修正和强化。原来的总体框架是从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和信息化治理困境出发，提出“互联网+物联网+人联网”三网融合背景下的犯罪治理转向，包括治理模式、治理重心、治理主体以及治理的决策支持转向等，在此基础上，再论述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的专题，包括智慧治理、综合治理、空间治理、源头治理等，最后是信息化治理的法律边界及其保障机制，包括信息化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等。完成后的内容由七个部分构成，前五部分基本上是在上述理论框架基础上进行研究，略有修正和发展，而后两部分完全是新增内容，是将前述的信息化治理理论运用于实践，对两种常见的犯罪类型及其治理展开的具体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研究的是特大城市犯罪治理的问题与困境，主要是城市结构脆弱与基层治理薄弱，犯罪态势高位徘徊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城市治理与犯罪治理策略同质化严重，进而提出犯罪治理信息化的困局待破。第二部分研究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的思路转型，这一部分先界定信息、信息化社会治理与犯罪治理信息化的概念，探讨信息化影响犯罪治理的域外经验与发展趋势，分析我国信息化条件下犯罪治理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论述特大城市犯罪治理的信息化转型重点，包括(1)“互联网+物联网+人联网”融合成为必然趋势；(2)从平面到立体的犯罪治理模式转向；(3)从事后打击到“预测预警预防”的治理重心转向；(4)从国家专属到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主体转向；(5)从经验式反应到智慧治理的决策治理机制转向。第三部分研究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的路径展开，包括(1)智慧治理：以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为例；(2)空间治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犯罪热点应对；(3)综合治理：传统策略与新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4)源头治理：从外来流动人口和社会支持体系切入；(5)国际合作治理：从海外追逃看犯罪治理的国际合作。第四部分是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的法律边界，该部分研究社会治理信息化的限度、信息化治理与防止技术滥用以及信息化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重点对犯罪治理信息化的刑事立法及司法进行了前瞻性思考。第五部分则研究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之信息化预测，该部分在论述犯罪预测的意蕴和存在的难题的基础上，借鉴域外信息化犯罪预测系统的实践与经验，着力探寻我国特大城市信息化犯罪预测的对策，具体包括应然层面的理论对策与实然层面的预测实践。

其后则是对两类具体犯罪的信息化治理进行研究。第六部分研究交通犯罪及其治理，这一部分先论述交通犯罪的范围界定与立法沿革，以及交通犯罪的类型表现与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交通犯罪的信息化治理问题，不仅从总体上探讨了交通犯罪信息化治理的各种措施，而且特别研究了网约车引发的犯罪问题及其治理，以及无人驾驶引发的犯罪问题及其治理。第七部分研究非法集资类犯罪及其治理。这一部分系统探讨了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定义、具体表现、成因、现行治理措施、存在的问题和治理对策。首先，界定了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概念，指出其非法性、利诱性、公众性三大特征，并列举了多种表现形式。其次，分析了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成因，包括社会背景、政策异化、宣传诱导等多方面因素。再次，介绍了行政监管与综合治理、刑事司法规制等治理措施，并指出了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如行政监管的被动与滞后、刑事规制手段的越位与异化等。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对策，包括贯彻落实《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对重点领域进行“穿透式”监管和打击、实现行政监管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以及促进科技监管与加强信息化防范手段等，旨在构建更加完善的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体系。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从特大城市犯罪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经由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坚持信息化治理这条主线，从宏观到微观，由理论及实践深入论证了特大城市犯罪治理信息化面临的困境和解决的路径，整体而言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其一，倡导从治罪到治理的犯罪信息化治理新理念。在犯罪结构出现轻罪为主的变化后，信息化治理应该紧跟这个特点，基于轻罪与重罪存在的差异，对轻罪着力实现罪前预防，对重罪则要强调罪后之治(破案和处罚)。信息化治理对于轻罪更有效，所以更要加以重视，即提倡重罪当重治、轻罪需重防。从治罪到治理，信息化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工具。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越是发达，对犯罪治理的积极影响越大，同时也会产生越多的新型犯罪。强化轻罪的信息化治理并不否认严重犯罪的存在，但新时代的犯罪信息化治理要更加突出轻罪，这是时代进步、法治进步，也是刑法迈向良法善治的要求。

其二，提出现象型犯罪与规范型犯罪双层治理各有侧重的信息化治理模式。犯罪治理具有双层含义，一是出于一般人的日常观念，对于社会层面的违法犯罪现象(并未定罪量刑)进行治理，这是通常意义的犯罪治理，重在违法犯罪的预防性治理，针对的是违法犯罪的类型现象；二是对于规范意义上的犯罪进行治理，重在司法追究，这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定罪量刑的过程。二者是一种递进式的发展关系，如果前者得不到及时防治，很可能发展到后者。因此，特大城市的犯罪治理信息化，包括社会层面的犯罪治理信息化与专门机关犯罪治理信息化，这种划分还与犯罪预防密切相关。前一类型的治理重在事前预防，更有利于对街头犯罪的防控，但对于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来说，如何加强信息化预测、预警并不容易。由于这些犯罪并不暴露于表面，信息化特征不明显，如何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早期预测、预警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事实上，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大都成为后一种犯罪信息化治理的对象。相较而言，犯罪信息化治理更强调诉源治理，凸显由治罪到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转型。

其三，贯彻犯罪学与刑法学一体并行的犯罪治理信息化研究方法。犯罪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般人眼中的恶，这是犯罪学中的犯罪。犯罪信息化治理必然要以社会现象为基础，但犯罪现象一旦发展为刑法中的犯罪行为，就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犯罪，刑法为规制犯罪而存在，所以犯罪的治理既要溯源于社会现象，进行提早预防，最好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也要依据刑法，对已经成型的犯罪行为加以惩治。在现实生活中，对犯罪现象的信息化治理，离不开参照刑法的评价与定位，并作出罪与非罪的区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否则可能是空洞无效的；而对于已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同样也要考虑犯罪背后的原因、追责后的效果等。特别是在轻罪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中，犯罪治理措施需要多元化，更需要强化犯罪学与刑法学一体并行的犯罪治理信息化研究方法。比如，2022年6月唐山事件后，从上到下各个层面立即开展严打黑恶势力与街头犯罪的整治行动，但仅依据刑法的严打还不够，只有深挖其背后延伸的社会问题，找到犯罪的根源，才能治标又治本，这也正是开展大整治的犯罪学缘由。除了大整治，还应该通过日常大数据分析，寻找“潜在犯罪人”，进而预防这类案件的发生，这也是从犯罪学视角研究犯罪信息化治理的优势。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在不断向前发展，只要犯罪存在，犯罪治理信息化就永远在发展的路上。但当信息社会的技术拥有了权力的属性时，前行的技术也要警惕过度或越界。就此而言，信息化条件下特大城市的犯罪治理需要保持权力的理性，维持技术与权利的平衡，在此意义上，或许本书的研究只是一个新的开端。真诚地期待同行们评阅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