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将尽》是戴安娜·阿西尔的代表作，获得了科斯塔传记奖、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等众多奖项，是她临近90岁高龄时写下的一本老年生活随笔，言辞坦率豁达，饶有趣味。

她由步入老年的种种变化说起，夹杂着对自己过去人生的回忆，她大方回忆自己的几段情史，坦承自己对错失母亲身份的淡然，诚实面对老年的痛楚，但也仍满怀热情地谈起在园艺、绘画、读书、写作等过程中收获到的新鲜体验。

总体而言，阿西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样本，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是如何在与世界的周旋中保存独立的自我，并最终坦然面对衰老与人生终点。

★一部堪称完美的老年回忆录——坦率，细腻，迷人，毫不自怜或多愁善感，最重要的是，文笔相当优美。

——科斯塔奖评委

★戴安娜·阿西尔已经90岁了，尽管以她身处时代和阶级对女性的标准来看，她的人生应该充满遗憾，但她却觉得，人生无憾。

——《卫报》

★尽管《暮色将尽》的主题（老年生活）原本不怎么令人愉快，但戴安娜·阿西尔拒绝粉饰、承诺坦诚以及迷人的写作风格，使得这本书趣味盎然，魅力十足。

——《华盛顿邮报》

★她的视角既冷酷又温柔，她谈到自己性欲的衰退、无神论信仰的决心、对非虚构作品的日益偏爱，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她已经年纪很大了，但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还要花在照顾比她更年长的人上面。阿西尔作品的成就在于，她没有将自己迷人的生活细节简化为关于人生智慧的说教。

——《纽约客》

★读来有一种坦率而真诚的乐趣。

——艾丽丝·门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从卧室俯视出去，我看见公园不远处搬来一户人家，还养了一群哈巴狗，大约五六只活泼可爱的小东西们，没有一只像常见的小狗那样因为超重而胖胖乎乎。我常在清晨看到它们四处溜达，看着它们，我感到内心一阵刺痛，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养只哈巴狗，但现在，我知道这已经不太可能了。你想想，我已经这么老了，却还想买只狗来陪我散步，这对小狗也太不公平了吧。当然，我也可以找人帮我遛狗，可是，养狗最大的乐趣不就是和它一起到处溜达吗？看着它发现新路时兴高采烈，解开牵狗绳时欢欣雀跃，高兴地在草地上跳来蹦去，还不时开心地回头看看你是不是跟在后面。我本来也有一只狗，现在年事已高，相对而言，狗儿和我的年纪也差不了多少（我今年八十九了）。除了每天给它喂的那点儿狗粮以外，它已别无所求，但我还是很喜欢看别人家的小东西们高兴地忙前忙后。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养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入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成为人类能透彻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一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狗和人类因此在简单却深刻的层面彼此相通，我多想再养一只黑色绒脸小哈巴狗，重新体验这一切啊，可是不行，不可能了！

今天早晨我还发现了另一件显然也不再可能的事情。我不久前在汤普森 - 摩根园艺种苗公司的植物邮购目录里看到一张树蕨的照片，标价十八英镑，对这么一个新鲜玩意来说，这个价格倒也公道。要知道我几年前在多米尼加的森林里就爱上了树蕨。打那时起，我就知道这类植物在英式花园里可以成活，因此我打电话订购了一棵。今天上午，包裹到了。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收到一棵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大树，但我本以为会是个相当大的包裹，没准还需要特别投递呢。结果我却收到一个不足十二英寸的普通邮包，里面放着一个三英寸大小的罐子，罐子里头，四片脆弱的小叶子刚刚冒出头来。我不知道树蕨生长速度快慢，即使长得很快，我也不大有希望看得到这株小苗在我家花园里长大，长成我想象里的样子了。当然我会尽量让它在罐子里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希望能坚持到从罐子里移植到地上，我想它未来的样子应该不错，可是，总难免觉得这种努力有些不值得。这事让我想起简·里斯常说的一句话，她每次喝醉了，就说：“我有点醉了，好吧，我醉得厉害。”关于变老这件事，她从未说过 ：“我有点难受，好吧，我难受得厉害。”但毋庸置疑，若不是因为她太痛恨或太害怕变老才绝口不提，否则她一定会这么说的。

简是我的反面教材之一，她向我展示了人如何逃避想起变老这一事实。对她来说，未来充满了怨恨和绝望。有时她会很挑衅地宣称要把自己几近灰白的头发染成鲜红，但从未实施，而没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因为她没有精力去做，而应该归功于她依然还有那么点理性，知道这么一弄她自己看起来一定相当诡异。有时，当然这种时候很少，在稍微喝点酒之后，她会感觉好一些。但大多数时候，一喝酒她就牢骚满腹、脾气暴躁。她觉得变老会让她的生活悲痛凄惨，也确实如此吧。尽管有一次她深陷这种悲惨状态时，絮絮叨叨抱怨的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其他事情。而真正导致她觉得悲惨的头等大事，永远不能触及。但她也说过一次，说已经预备了自杀药包以防万一。她最近几年都必须靠安眠药入睡，因此在床头柜抽屉里攒了很大一堆药片。如果情况太糟，也许能用上。情况从未变得太糟吧，因为她去世后我检查了她的抽屉，那堆药片完好无缺。

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是我看到的另一个反面教材，他挑战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维体系来对付，但这种思维与很多英国人的想法并不相宜，结果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想法，竟发表了整整两大本自己写的格言。我从未见过此人，但我知道这些书，因为我就在其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工作。卡内蒂以从纳粹德国逃脱的难民身份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却非常激烈地与英国人作对，也许是认为英国人不承认他的才华（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决定永不在此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汤姆·罗森塔尔后期接管了出版社后，他想起汤姆曾经对他不薄，终于同意让我们出版他的书。但条件是必须先出那两大本格言集，并且必须连书面封套都按美国版本复制，原因是那个版本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已经确认过。如此一来，他的英国编辑，也就是我，除了再次拜读一遍他的大作之外，没什么需要做的，这让我倍感耻辱。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赅，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啊！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死亡的方式与简的惶恐不安相比显得更加愚蠢。作为

戴安娜·阿西尔是 20 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更是那个时代少见的女性编辑。在五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她发掘了《简·爱》前传、著名的女性主义小说《藻海无边》的作者简·里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等不少文学大家，并和西蒙娜·波伏娃、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众多著名作家密切合作，直到76 岁才退休。她一生未婚，在退休后又开启了写作事业，创作了一些小说和多部回忆录，并凭借《暮

色将尽》这部漫谈老年生活的回忆录斩获了2008年的科斯塔传记奖。这部传记写于阿西尔 89岁时。阿西尔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她的外婆和母亲都在生活能基本自理的情况下活到了 90多岁高龄，而她本人更是创下了家族的长寿记录——这位出生于1917年的女性，在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一整个世纪后，于2019 年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过世，享年102岁。

在本书中，她回忆了自己看似“特立独行”的大半生，坦率地提起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避而不谈的话题 ：开放式关系，衰老带来的性欲消退，以及每日都更迫近的死亡阴影……或许是因为写作时已年近90，根本无意顾及其他，阿西尔的讲述既幽默又极坦诚，常常令人心头一颤，又不由露出会心的笑。

阿西尔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小教育她必须学会靠自己谋生，因此，当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并未像当时传统女性一样首先考虑婚嫁问题，而是开始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做筹谋。当时女性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少，教学和护理是最常见的两项，但对阿西尔来说，面对这两项工作如同面对“一桶冷掉的粥”一般索然无味。随后，“二战”的爆发扰乱了一切秩序，也为阿西尔开辟了新的方向，她得到了在 BBC 新闻部工作的机会，也正是在那时，她结识了后来一生的工作伙伴——安德烈·多伊奇。

安德烈·多伊奇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出版商，阿西尔曾和他短暂相恋，后来退回朋友关系。战后两人共同创立了 20 世纪英国知名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虽然身为创始董事，但阿西尔的地位和收入却远不及多伊奇。在当时的出版行业，女性一般只能承担一些助理或者宣传工作，像阿西尔这样独立的编辑本身已是极为少见，再加上阿西尔自己也不愿做一个“出版商”，在她来看，“编辑”和“出版商”有很大区别。多伊奇是一个典型的“出版商”——他是个没有生活、狂热工作的生意人。他有无限充沛的精力，懂得如何包装宣传，如何进行商业运作，性格也相当强势甚至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而阿西尔的兴趣只在于做一个“编辑”——她有着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和眼光，发掘、引进了波伏娃、阿特伍德、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等一系列杰出的作者 ；并在与作者的讨论中提出中肯的建议，帮助他们写作，这是她的热情所在。同时，她还需要工作和生活有明确的界限，她直言：“虽然我有时会为自己在工作中的能力有限而感到羞愧，但我认为，个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并不为这个理念而感到羞愧——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分工与定位的差异是阿西尔与多伊奇五十多年来合作无间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她常常难以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入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令阿西尔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困扰，即使已经成为业界令人瞩目的编辑，她的年薪却从未超过 1.5万英镑。直到七十多岁，仍未能在伦敦买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当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时，她只能每周往返于诺福克和伦敦两地，这样奔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