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初，牛津大学培养了一批女性人类学家，其中五名女性——本书的主要人物——成为英国第一批女性人类学家。她们以无畏的勇气漂洋过海，奔赴世界的偏僻之地，在人类学领域留下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凯瑟琳·劳特利奇指挥自己的船航行到复活节岛，在各种险境下研究该岛的地形、巨石像的分布和人文建筑等；玛丽亚·查普利卡在西伯利亚如钻石般坚硬的雪粒中跋涉，经历饥饿和疾病，记录当地人民的生活；威妮弗蕾德·布莱克曼努力克服资金短缺等困难，与埃及南部农业地区的农民一起生活多年，研究当地族群的习俗、信仰等；芭芭拉·弗莱尔–马雷科深入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洼地，通过真诚交流来了解当地居民的婚姻制度、社会结构等；碧翠丝·布莱克伍德不顾一切反对意见，去到了新几内亚内陆地区，用尊重赢得当地部落居民的信任，获得真实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一个个成长故事，一个个历险故事，一个个奋斗故事。本书呈现的不仅是五位女人类学家的研究足迹，更是关于勇气与坚韧、真诚与信任、尊重与理解、和平与爱的生命篇章。

打开本书，让我们跟着她们勇敢的步伐走进海岛、冰原、沙漠、峡谷、丛林……

前言 1

第 1 章 我们之间不存在文明 1

第 2 章 女性真空区 13

第 3 章 更近野蛮 27

第 4 章 C 女郎 39

第 5 章 无限空间的起始点 49

第 6 章 太平洋之谜 63

第 7 章 血流成河之前 75

第 8 章 “胸无点墨”的女人 89

第 9 章 超越自我 103

第 10 章 全新的女人 113

第 11 章 最具冒险精神的年轻女子 127

第 12 章 燃尽 141

第 13 章 他有没有缝补过他的长袜？ 151

第 14 章 我多想再回到那里 167

第 15 章 重压之下的女性 181

第 16 章 石器时代文化 199

第 17 章 完美奉献的人生 217

第 18 章 伊始，终了，一如既往 229

第 19 章 “女子无才便是德” 241

参考文献 250

致谢 279

插图来源 281

前言 

我的专业是研究过去的事。我是一个穿梭于古老之地却不喜远行的人类学家。人类学是一门预见旅途、拥抱距离并且打破距离感的学科，它跨越边界并且开拓未知，它研究翻译、文明间奏、边远地区、碎片信息，它让人通过观察他人陌生的存在感来面对熟悉的自我。

在研究生时期，我没有任何心思和勇气去国外。我一个朋友去了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地区，研究那里的纪念品市场；另一个朋友在我们在牛津大学做博士生相遇时，已经有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的导师没有要求我们必须远行，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来说，人类学已经不仅仅是关于大洋彼岸的研究了。无论如何，那些概念里与世隔绝并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地，当时正处于常态化混乱时期。我的一个同龄人决定去研究当地的教堂敲钟人，还有一个则在大学电脑室里探索在线电子游戏的世界。

为了了解我想研究的 19 世纪末的故事，我不得不每天坐公交去伦敦，然后去惠康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打卡。我迷失在亨利·惠康爵士庞杂的私人收藏资料里，他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个制药业巨头，更是一个收藏的狂热爱好者，因为他无所不收。

也正是在这个档案室里，多亏了亨利爵士的收藏癖好，在他淘来的成堆的资料里，我第一次遇见了威妮弗蕾德·布莱克曼（Winifred Blackman）。她出生于 1872 年，比我早 86 年来到牛津大学读人类学，在 1912 年，她通过顽强意志加上死缠烂打，在 20 世纪 20 年代设法从亨利爵士那里讨来了几百英镑以支持她在埃及的研究。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个不小的成就。而我也很快知道，其实男人更容易获得亨利爵士的支持。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专业视角，我可以轻易看出这是威妮弗蕾德所面临的日常偏见——或者我也许比她自己能感受到的看得更清楚。多年来，亨利·惠康资助了许多人类学家，有男性也有女性，而这些女性必须向他提供推荐信、简历和书面研究计划，然后她们还得签下合同，协议规定必须将她们经手的所有文物交给惠康做收藏。亨利爵士的员工会告诉威妮弗蕾德她一定要给他买的物品，并且员工会仔细地验收她带回的所有野外收藏品。她每次结束埃及的阶段性旅行后，都得等上好几个月才能得到惠康是否会继续提供资金支持的答复。

相比之下，她的男性同事们就能很轻易地从惠康那里得到一张送他们去旅行的支票，并且其毫不怀疑他们能从远方带回期待已久的宝物。他们享有比女性更自由的支配权，不用担心任何推荐信、个人履历或研究计划。简言之，男人就代表了全部的人，而女人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点上才是有用的人。

威妮弗蕾德在我博士论文里仅仅是一个客串人物，我很少提及。但在我下一个研究项目，给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写收藏史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个她的同龄人，其实威妮弗蕾德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牛津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少数女性之一。

牛津大学在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培养了一批女性人类学家，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在剑桥，只有一个类似的学生，威妮弗蕾德·霍恩勒（Winifred Hoernle），一个南非人，1908 年在此读人类学和心理学，后来成为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人类学讲师。下一位在剑桥大学学习人类学并在这个学科走上职业道路的女性学生是卡米拉·韦奇伍德（Camilla Wedgwood）。她在 1920 年来到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并于 1933 年在新几内亚北海岸附近的马纳姆岛（Manam Island）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此同时，尽管当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了英国领先的人类学系所在地，但直到 20世纪 20 年代，才有专业的女性人类学家在伦敦大学接受专门的培训。牛津大学那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07—1918 年，有 27 名女性（和103 名男性）在牛津大学注册了人类学文凭，其中 5 名女性——本书的主要人物——成了英国第一批女性人类学家。

从牛津大学为人类学授予资质的第一年开始，课程就吸引了那些立志远行探寻陌生国度的不同寻常的女性。

我这里讲述的 5 个女性人类学家在她们各自的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凯瑟琳·劳特利奇（Katherine Routledge）指挥她自己的船航行到复活节岛，那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玛丽亚·查普利卡（Maria Czaplicka）冒着生命危险，在西伯利亚冰冷的冬天里跋涉三千多英里（1 英里 =1609. 344 米），寻找从未见过欧洲妇女的驯鹿游牧民；威妮弗蕾德·布莱克曼与埃及南部农业地区的农民连续一起生活 19 个田野调查季；芭芭拉·弗莱尔— 马雷科（Barbara Freire-Marreco）曾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洼地工作过；碧翠丝·布莱克伍德（Beatrice

Blackwood）不顾一切反对意见，去到了新几内亚内陆地区，与还在用木头和石头制造武器的战士们生活在一起。

她们的旅行经历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 20 世纪 30年代，当碧翠丝·布莱克伍德从太平洋地区归来时，“女人与野蛮人共度一年，即使是在食人族之地的边缘地带也从未感到危险”“女孩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禁忌之礼”等字样也随之登上了新闻头条。布莱克伍德不喜欢被曝光，觉得这样会使她对研究分心，但是她的同事却积极寻求媒体关注，以搭建更好的工作平台和实现他们的学术抱负。玛丽亚·查普利卡将与她的职业生涯相关的所有新闻剪报整齐地粘贴在一本由皮革装订的大剪贴簿中。在她去世时，这本剪贴簿已经有一百多页了。如今，这成了她工作的重要记录。

这 5 位女性不仅是冒险家，也是思想先驱，是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中的一员，她们作为一个有传承性、有自我意识的学术世界的一部分，研究人类文化多样性。当她们开启实地考察时，只有区区几十名男女学生曾在英国的大学里学习过人类学。 这门学科的人员体量很小，仅由圈内少数彼此都认识的学者组成。

1910 年，这个学科在所有大学里只设有 3 个职位：剑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各有一位民族学讲师，牛津大学有一位人类学准教授。当时研究人类学的人主要由来自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授课，如心理学、语言学、人体解剖学和社会学。该学科的学术指标当时尚未确定，田野调查的方法也不尽相同，用于研究的资金短缺，工作机会鲜有且竞争激烈。

本书中的女性希望仅因她们的职业成就而被铭记，但在成为冒险家和知识先锋之前，她们首先是女性。作为女性，她们处处都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制约。19 世纪末，中产阶级的女孩和男孩出生后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世界。比如威妮弗蕾德·布莱克曼的兄弟们接受了私立教育，而她和她的姐妹们则留在家里做针线活来补贴家用。她从未上过学，但她如饥似渴地读书，后来作为一个超龄准大学生（补充：21 岁以上）申请到了牛津大学本科的专业。

然而一旦进入牛津大学，大多数女性充其量只会被视为未来的研究助手，最糟糕的是被视为咄咄逼人的冒名顶替者。 在英国的学术和职业生活中，人们希望她们是处于边缘的，从事文职工作的，并且对这样的稳定无比感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几百人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她们不会成为正式录取的学生，尽管她们可以参加考试，但直到 1920 年她们才被授予她们应得的学位。女性几乎完全不受重视，经常受到轻视，并且对通常与她们一起学习的男性来说，她们无足轻重。她们中一小部分人会成为大学里的打字员或助理。那时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换取去新几内亚的森林或荒凉的北极苔原的工作机会，即使是个从属级别的工作，也绝对令人惊叹。

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后，玛丽亚·查普利卡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师，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玛丽亚是个好老师，但当她取代的男讲师在战争结束回来后，她就失业了。尽管她的同事们都很钦佩她，但她从未获得过终身的学术职位，而且她还需要想办法努力维持生计。

对于凯瑟琳·劳特利奇，财富以另外的方式困扰着她。 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从事工业生产的家庭，但她的财富给她的研究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位同事认为她和她的丈夫是“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人，他们仅仅把工作当作一种娱乐”，他们“不是在赋能科学，而是在取悦自己”。 劳特利奇嫁给了一个与她有共同学术兴趣的男人，但他们的婚姻却逐渐走向破裂。尽管她拥有个人资产，但当来自高等法院的一纸文书想要控制她的资产时，她手里却不握有任何对自己财产的追索权。

威妮弗蕾德·布莱克曼、玛丽亚·查普利卡和碧翠丝·布莱克伍德终身未婚。她们认识一些为了婚姻而放弃学术生涯的女性，比如芭芭拉·弗莱尔— 马雷科，她在战争期间遇到了一位数学家，并于 1920年与他结婚。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婚姻不可避免地成为她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重置了社会关系并重设了人生优先级（亨利·惠康爵士的制药公司伯勒斯·惠康集团的一个女雇员因结婚而被解雇，这在当时是常见的商业操作）。

那时，这5 位女性都被她们的女性身份所定义和制约。 毫无疑问，身为女性的她们在这个过程中磨炼出了锐意进取的心性，但也遭受着被限制自由的压力。这恰恰考验了她们的事业心。如果说人类学是一门关于“插足者”的艺术和科学，那么这些女性就是完美的人选，尽管有时这份工作会给她们带来痛苦。

最初我是因为她们的学术研究和她们的民族学藏品与她们结识，她们采集来的物品被装在箱子里运回牛津大学，成为我现在工作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众多藏品的一部分。但这些女性人类学家的轮廓对我当时正在撰写的关于伟人和伟大机构的历史来说仍然是模糊的，正如自她们在牛津相遇后的 100 年以来，她们从未被视为过历史的创造者。

本书试图改变这种认知。

人类学不仅给凯瑟琳·劳特利奇、芭芭拉·弗莱尔— 马雷科、玛丽亚·查普利卡、威妮弗蕾德·布莱克曼和碧翠丝·布莱克伍德提供了一个职业机会，还提供了一种逃避的方式。田野工作使得她们暂时摆脱了英国社会的束缚，或者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一个新的地方，一种新的文化——让她们与所处环境商讨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本书中叙述的人类学家在与她们自己的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经受过心灵的孤独和身体的磨难，但她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找到了自由。她们以边缘人的身份进入未知的世界，以至于我怀疑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回到英国后，心中都不再以此为家。反而在回国后，她们在一个由男性统治的大学体系中为获得认可而奋斗，她们的职业抱负使她们人际关系紧张。她们背离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社会期望，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斗争成果，但同时也经历了苦难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