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单读出版推出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一个青年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年，处于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长路。现实中非典型的公路徒步与历史上知识人的流亡之旅交织、对话、共振，层累的、不同的“中国”缓缓浮现。

杨潇带着海量的史料积累与强大的问题意识，与沿途遇见的人交流，与西南的人文风光交流，与那个遥远的动荡时代交流。在两个不确定的年代，在国家与个人的危机时刻，我们用真实的生命体验，追问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开启一个全新的“寻路之年”。

重走是最好的重访。当我们和八十年前的他们一样在太阳下风尘仆仆，分享他们的汗水、焦虑和热忱，我们也能至少部分地分享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杨潇通过重访过去，把过去从遗忘的云雾中邀请到今天，参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选择与行动。一段不轻松的美丽旅程。

——历史学家、作家 罗新

洗刷灰尘般的阅读快乐……阅读这本书的书稿，我几乎没空做摘录，也没有跳过任何一行，也就是说，纯粹是感到享受。它甚至让我想到了比如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之类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总是在期待下一章。有时候，悬念能做到的，讲述看似普通的事物而又自然奔涌的文字也能做到，当一个个字之间有着那种默契又隐约的电流的时候。

——作家 李海鹏

杨潇通过访问存世者，通过查找大量的史料，活生生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虽是写历史，但现场感十足，把人带回了当时的情景以及人物的所思所想之中。我似乎有重读《西行漫记》的感觉。本书极为宝贵的是，它血肉丰满而真实客观地书写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层社会。作者没有虚饰地记录了乡村和城镇的现状，从外观的描写到内在的访问，都让人感触至深，像阅览《清明上河图》。这是一册极为珍稀的资料，是近年没有看到过的一部书。

——作家 韩松

西南联大是令人向往的神话，“湘黔滇旅行团”更是充满激情的传说。作者循着当年旅行团的足迹，徒步穿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他以优美的文本、细腻的笔触，再现了联大师生的内心世界与旅途生活。这是一群有着独特品质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支撑起了中国的精神脊梁。

——历史学家、作家 许纪霖

80年前的历史和80年后的现实，因作者的学术追溯和真实行走而重合在一起。那山河变迁中保持精神火种的努力是否转化为基因并流淌在后人的记忆或文化深处？那激荡、尊严、充满热血的生命是否在大地上留下真正的印记？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否形成某种河流一样的传承？作者用扎实严谨的资料、艰苦漫长的实地考察给我们展示出这其中的潜流、矛盾和复杂因素。这是一部非常厚重且富有启发性的非虚构文本，作者双线并行，让我们看到差异、逝去、存留，由此去感受历史对我们的启发，去察觉个人之精神、民族之自我如何建立，如何成长。

——学者、作家 梁鸿

一拿起《重走》就放不下。对于一个自认为很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这种感觉让人惊喜。杨潇找到了在当下叙述“湘黔滇旅行团”的最佳方式，那就是：重走。他老老实实步步行来，行囊中准备好了大量扎实的、不乏新鲜的史料，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再用作家的笔触进行表达。这种方式将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壁垒打破，营造出一种全新的阅读空间，使读者有着非常丰沛的精神体验：比如很多时候，你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而现实却显得悠远。

——导演 徐蓓

穿梭于过往与现实间的杨潇，创造了一种智识与情感的亲密，让我们有机会以全新的方式进入被过度书写的“西南联大”，并卸下了套在这个符号上的诸多滤镜，令它再度变得如此令人着迷。它是旅行书写中当之无愧的杰作。

  ——作家、单向空间创办人 许知远

旅行家的收获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很难一回到家就获得某种顿悟。1946年献身的那个闻一多和1938年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的闻一多并非同一个人。但从长沙出发的68天的旅行变成了这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最终汇入了他的自我演化。当我们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们会意识到，旅行是一段徐徐展开的经历，它会在往后的岁月不断制造回响。它是你长期的投资，源源不断地给你发放红利。我羡慕杨潇的工作，想到没能和他一路同行就忍不住嫉妒和遗憾而难以自抑。好在他的著作终于出版了，我们至少可以在他这么一个聪明且富有洞察力的导游的陪伴下，开始一次神游。诸位，何其有幸！

——学者、《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 易社强（John Israel）

◎  精彩选摘

出发 ：公路徒步的意义

……

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最出色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事实上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近300名学生，实际上是两次回答筛选下来的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前者），就像易社强说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但这不等于他们在当时没有纠结和困惑，我好奇，在传奇故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族民众接触，这又会与他们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这种理解在1930年代北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不断发生演变）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等他们到了昆明，被刷新的认知，连同他们日记，以及陆续出版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又是如何构成某种不乏神话色彩的“文本”，进而注入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

当然，对于出发，我还有更私人的原因。我热爱走路。走路，尤其是长距离的徒步，是我衡量自己也是挑战自己的一把尺子，对我来说，那个永远重要的问题不是“尚能饭否”，而是“尚能走否”。多年记者生涯，我已习惯写不出稿时下楼暴走一通寻找答案，走路是我和自己相处的重要方式，走路时我能清晰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头脑也变得清明——哪怕在雾霾深锁的北京也是如此——我已经记不起多少次在行走中触摸到故事的内核，找到长文的结构。但是眼下，我36岁，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距离我辞掉工作、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了，我正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危机。原先的两个写作计划，一个被证明行不通，另一个因为近乡情怯迟迟无法推进。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越来越感到被奇怪的引力拖拽着漂移，生活像永远对不准的指针。我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这也是我的寻路之年，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的同时，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2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查看旅行团成员名单，你会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学者、作家、工程师，成为了两院院士，我好奇他们最终找到自己的桃花源了吗？我也好奇旅行团中“历 史的失踪者”，比如清华政治学系大三学生施养成。他1939年在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出版了《中国省行政制度》，钱端升、王赣愚为其作序，应该是颇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后来他赴美留学，1957年回国，根据我查阅到的新华社电文，他和几个同学3月18日抵达广州，逗留数日后分头前往北京上海。此时距反右运动开始不到三个月，我也再未查到施养成的下落，直到翻阅了清华十级毕业50周年纪念刊（1938—1988），级友简况里有语焉不详的交代：（回国后）在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任副研究员，1971年在河南南平该院五七干校受迫害含冤去世（时年55岁）。

所以，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后推一些，我还会好奇，他们的这次公路徒步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的各种选择——譬如，走还是留，去国还是还乡——是否有过影响？对那些选择留下和回国的人来说，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是否让他们想起这次与“真正的中国的灵魂”的接触？“真正的中国的灵魂”这一表达来自旅行团成员、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丁则良1943年写的一篇文章，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专文回忆了这位杰出却早逝的同窗，“1949年秋冬之际接到他致我的最后一信，内中非常激动地说，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他已急不能待，放弃论文，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

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查良铮也在旅行团中，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穆旦。在我所就读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小花园里，几年前立起了这位著名诗人的雕像，小花园也被命名为穆旦花园，听说，因为历史问题，雕像立得还颇费周折。2018年是穆旦诞辰百年，八十年前，20岁的查良铮在出发前购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每日坚持背单词和例句，背完就把那几页书撕掉，等走到昆明，刚好把字典全部背完。直到打包之时，我还想着带一本英文小词典向他致敬，最终不得不因为减负舍弃，一同舍弃的还有吹风机、护膝和护腰——我揣摩着，这一路 虽然漫长，大概不至于艰苦？

这里是4月初的湖南，冷暖空气仍在纠缠较量，前几天气温冲到了34度，一夜间又陡降到非穿毛衣才好——全省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天气中（我又往包里塞了一件羽绒背心）。根据预报，贵州的天气倒是非常稳定：稳定的无休无止的阴雨绵绵，到达云南之前有可能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再往包里放把雨伞和一个便携式干衣机），不要紧，反正我会在云南不限量供应的日头下把自己烤干。

我将要走的这条路，现在主要由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它们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公路，但公路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连结历史与现实的载体。“重走”一条八十年前的老路，不必奢望见到多少往日景象，但若要解答我对寻路之年的种种好奇，没有比公路更好的空间了。

我塞进登山包里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北大教授张寄谦所编，厚厚的一本《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这本书不算专著，但却是关于旅行团相对完整的史料汇集，书是时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曾骥才送我的，我们恰好是同乡，出发前我去未名园拜访他，他领着我进储藏室取校友通讯，那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很多东西都堆在箱子里，没来得及整理，包括曾骥才在内的校友会几位工作人员都已是80多岁的老人，“做不动了!”塞进这本书后，42升的包已经鼓鼓囊囊，估摸着有三四十斤，背起来颇有点吃力。我背着这个大包去吃早餐，要了最喜欢的杂烩粉和生煎包，大约是惦记着沉重的肉身，吃起来也不如前几天香。

在车站与家人道别，坐上开往长沙的高铁。这一天是2018年4月7日，大片的青灰色和紫色在窗外飘过，紫的是紫云英花，青灰的是刚刚结籽的油菜田，素色衣服的农妇走在嫩绿的田埂之上，白鹭浅浅翱翔，水塘泛着天光，我的旅行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