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一书收录了李泽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伦理学、美学、哲学等方面

的文章十九篇。各篇时间跨度虽大，但思想前后相承，内在脉络颇为一致，即以原创性“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之“人类视角,中国眼光”以及中华文化之“神”（“巫史传统”“一个世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本体”等）来消化康德、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强调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个体心灵的“情理结构”问题），希冀通过“转换性创造”，探寻一条对人类命运具有普适意义的中国现代性之路。

其中，《伦理学新说述要初稿》（五万余字）一文，为作者新作，在本书中首次发表。

　　几十年来，在我的思考和文章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如果中国真能走出一条既非过去的社会主义也非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路，其价值和意义将无可估量，将是对人类的贡献。当今世界，大概只有中国还有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我觉得，中国人文领域内的某些知识分子有责任想想这个问题。
　　有关形而上学，我提出和回答的是三大问题。一、人类如何可能？答曰：使用—制造工具的历史经验产生了理性。二、什么是人性？答曰：情理结构、自然情欲与理性的各种矛盾融汇。三、人为何在中国传统中位置较高？答曰：巫史传统、一个世界之故。所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孔夫子为主，吸收消化康德和马克思。我认为，以中国五千年文明、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和十几亿人口的巨大时空实体的实践、探索为基础，今天的中国应奋力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性道路。
　　历史本体论所继承的是中国儒家哲学的“神”——生存智慧（度）、实用理性、历史意识、乐感文化、仁学结构、情本体、关系主义等，而非“形”——仪式、制度、服饰、词语、章句、讲疏等。历史本体论不赞同深受佛教影响的宋明理学（先验心性论）和现代宋明理学（牟宗三的内在智的直观），主张回归和发展原典儒学（孔孟荀、竹简、三礼），建立新的“形”——即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包括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如陈寅恪所说，“一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乃中国传统的真正精种。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均非出路。
　　——李泽厚

代序（2004）　/ 001
孔子再评价（1980）　/ 004
“礼”的特征　/ 004
“仁”的结构　/ 011
弱点与长处　/ 026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1978）　/ 032
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 032
砸烂孔丘的牌位　/ 039
冲击“四条极大的绳索”　/ 042
《天朝田亩制度》　/ 046
《资政新篇》　/ 049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　/ 052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 052
救亡压倒启蒙　/ 068
转换性的创造　/ 082
［附］ 马群林：“救亡压倒启蒙”与“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之
“发明权”考释（2018）　/ 089
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1989）　/ 106
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2005）　/ 120
鱼：生命的符号　/ 120
龙：权威／秩序的象征　/ 123
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　/ 129
由巫到礼（2001、2014）　/ 138
行走中的神明　/ 138
“礼”的三特点　/ 146
历史使命感　/ 151
释礼归仁（2014）　/ 161
“有情宇宙观”　/ 161
“内在超越”？　/ 166
“性”与“情”，谁为“本”？　/ 169
“一个世界”　/ 171
周、孔取代孔、孟　/ 175
孙老韩合说（1984）　/ 179
兵家辩证法特色　/ 180
《老子》三层　/ 185
所谓“益人神智”　/ 195
漫述庄禅（1985）　/ 203
庄子的哲学是美学　/ 204
人格本体论　/ 215
瞬刻永恒的最高境界　/ 221
阴阳五行：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2001）　/ 239
中国辩证法来自兵家：行动第一　/ 239
反“反二元”：度　/ 242
五行特点：功能与反馈　/ 248
阴阳五行与后现代　/ 253
对话　/ 254
初拟儒学

　　那么，中国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地方根本区别于现代社会或现代生活，从而被认为与现代化发生矛盾、冲突以至阻碍现代化呢？
　　这问题在五四时期和今天都有广泛的讨论，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见，但陈独秀当年所突出的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现代）和中国的“家庭本位主义”（传统）的区别，至今仍不失为一种简单明白一目了然的解释。当然，七十年后的今天，对这中西区别和传统特征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从大小传统的多方面的考察，使我们知道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远没有那么简单，而是错综复杂的。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中国人也素来以此标榜自己的传统特征。“礼”是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基本范畴和观念。据《礼记?曲礼》:“夫礼者，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者也。”它主要是一套套以血缘纽带为基础关系的尊卑长幼的“度量分界”（《荀子?礼论》）、等级秩序、体系制度、礼貌规矩，用以在行为上、思想上、情感上规范、指导和约束人们，并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中。我曾说：“就在称谓和餐桌上，便也可以说是一‘名’一‘实’地在日常生活中把这种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作为社会风习长期地巩固下来了。”（参阅《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中国传统要求在饭桌上必须严格地“长幼有序”“主客有别”，要求控制或节制自己的食欲以循规蹈矩，不予放纵。本来，“从儿童心理学看，服从社会指令（普遍性、理性），克制自然需求（个体性、感性），不为物欲（如食物）所动，也正是建立道德意志，培育道德感情的开端”。（参阅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传统的确把这个方面极端地扩充了。
　　在“称谓”上，中国传统“称谓”的繁密区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它以之示远近、别亲疏，从而指导、规范人们的行为、关系、态度和秩序，如叔父、姑父、姨父、舅父，如堂兄弟、姑表兄弟……在中国传统中，根据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不同，从而对他们的行为、态度便各有区别。由于父亲地位更重要，叔父、姑父较之于姨父、舅父亦然，而叔父比姑父又更亲一些，因为同姓重于异性，男重于女。与前述的吃饭一样，中国传统的这种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礼”），已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去了。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发展为思辨理性的认识论，而成为规范行为伦理学，也正是这传统的集中表现。在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所有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