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8世纪欧洲哲学家的代表，沃尔夫面对的问题是：启示宗教对于人的德性生活是否必须？为什么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人能凭人性的力量就如此文质彬彬？
与其他欧洲学者对待儒家经典的诸种态度不同，沃尔夫一方面强调任何在儒家经典上强加欧洲哲学概念的做法都是在自说自话；而另一方面，他也敢于去解释儒家经典。他认为《大学》和《小学》两部书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教育模式。因此他将启示宗教设计成一种建基于理性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之上的公民宗教，也即一种可以将人引向自然德性的教育方式。今日再读此篇演讲及其详尽注释，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质，也能为我们当下反思儒家传统提供镜鉴。

译者导言/1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

前言/3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1721年）/7
中国人哲学之古老与闻名/7
孔子不是中国哲学创立者/7
中国哲学的创立者们/8
中国人的国家亦曾衰落/8
孔子重建中国人衰落的国家/9
中国人的古代基本学说/9
孔子从何处吸收并创造了自己的学说/9
孔子之威望/10
孔子学说之命运/10
作者的计划/10
敬请注意和关心/11
中国人智慧的试金石/11
对反驳的回应/12
中国人哲学之第一原则/12
诸懿行之区别与诸德性种类之区别/13
中国人具有第一种程度的德性/13
中国人如何促进德性之践行/13
对反驳的回应/14
为何中国人考虑得更多的是追求德性、而非避免恶/14
何谓自然之力？/14
道德实践之诸原则/15
是否必须对德性设定限制/16
道德实践之重要原则/16
貌似有德性的行懿行之习惯来自何处/17
真德性来自何处/17
中国人形塑道德的双制学校/17
大学之必要性与原因/18
两种学校各自的建制/18
中国人的诸建制值得赞颂/19
中国人的诸实践原则/20
诸实践原则的原因/20
中国人的证明方式/21
中国人诸原则之确定性/21
作者在此项领域中的研究/22
为什么作者对中国学说的看法不同于翻译者/22
完善意志的方式/23
养习德性时所行责任之顺序/24
中国人努力改善他人/24
中国人的最终目标/25
中国人的至善/26
中国人的动机/26
产生动机的独特方式/26
中国人是否具有德性/27
养习德性时礼的作用/28
结论/29
向新任副校长致辞/31
副校长授予仪式/31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注释（1726年）/34
中国人哲学之古老与闻名/34
注释(1)—(5)/34
孔子不是中国哲学创立者/39
注释(6)/39
中国哲学的创立者们/40
注释(7)—(12)/40
中国人的国家亦曾衰落/44
注释(13)/44
孔子重建中国人衰落的国家/45
注释(14)—(18)/46
中国人的古代基本学说/48
孔子从何处吸收并创造了自己的学说/48

注释(19)—(25)/48
孔子之威望/52
注释(26)—(31)/52
孔子学说之命运/57
注释(32)—(33)/57
作者的计划/58
注释(34)/58
敬请注意和关心/59
注释(35)/60
中国人智慧的试金石/60
注释(36)—(40)/60
对反驳的回应/63
注释(41)—(50)/63
中国人哲学之第一原则/66
诸懿行之区别与诸德性种类之区别/66
注释(51)—(53)/66
中国人具有第一种程度的德性/69
注释(54)—(57)/69
中国人如何促进德性之践行/74
注释(58)—(60)/74
对反驳的回应/76
注释(61)—(64)/76
为何中国人考虑得更多的是追求德性、而非避免恶/77
注释(65)—(67)/78
何谓自然之力？/80
注释(68)—(73)/80
道德实践之诸原则/82
注释(74)—(78)/82
是否必须对德性设定限制/87
注释(79)—(85)/87
道德实践之重要原则/93
注释(86)—(89)/93
貌似有德性的行懿行之习惯来自何处/95
注释(90)/95
真德性来自何处/95
注释(91)/96
中国人形塑道德的双制学校/98
注释(92)—(95)/98
大学之必要性与原因/99
注释(96)—(102)/99
两种学校各自的建制/101
注释(103)—(107)/101
中国人的诸建制值得赞颂/104
注释(108)—(115)/105
中国人的诸实践原则/106
注释(116)—(118)/107
诸实践原则的原因/107
注释(119)—(122)/108
中国人的证明方式/108
注释(123)—(125)/109
中国人诸原则之确定性/109
注释(126)—(127)/110
作者在此项领域中的研究/110
注释(128)—(136)/110
为什么作者对中国学说的看法不同于翻译者/112
注释(137)—(145)/113
完善意志的方式/116
注释(146)—(150)/117
养习德性时所行责任之顺序/118
注释(151)—(152)/118
中国人努力改善他人/119
注释(153)—(156)/119
中国人的最终目标/121
注释(157)—（169）/121
中国人的至善/124
注释(170)—（173）/124
中国人的动机/125
注释(174)—（176）/125
产生动机的独特方式/126
注释(177）/126
中国人是否具有德性/126
注释(178)—（191）/127
养习德性时礼的作用/131
注释(192)—（205）/132
结论/134
注释(206)—（214）/136
向新任副校长致辞/139
注释(215)—（216）/140
副校长授予仪式/140

中国人哲学之第一原则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如果中国人为人的行为规定了什么，或者为德性与道德之践行确立了什么，那么只可能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些与人心之自然是相一致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付出的努力都换来了成功，因为他们不做任何有悖自然之事。但凡深入钻研道德事物的人，都能完全认识和观察到：即便人的诸种行为都与律法相符合，但它们各自的动机却仍是各种各样的。
诸懿行之区别与诸德性种类之区别
无疑，心灵要么对由行为引起的人内在及外在状态之变化进行表象；心灵要么将最高神意的诸属性、预见、甚至其权威作为行为动机；最后，或者是由神启示的、缺乏自然明证性的诸真理给出动机，这些真理就是关于人类拯救者基督的诸真理，也即那些被我们认作是我们宗教之基础的真理。那些从行为结果来评价行为的人们，完全以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们所养成的德性全凭自然之力（51）。而那些完全依靠理性之光来对上帝之属性和神意之预见进行思索的人们，以该思索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德性则源自自然宗教（52）。最后，那些通过由上帝启示的、缺乏自然明证性的诸真理而做出行为的人们，他们的德性则有赖于神恩之力（53）。

注释（51）—（53）
（51）那种通过由自然之光所认识的内在道德性而让行为与自然法相适的“品质”（habitum），我称之为“哲学德性”（virtutem philosophicam）。然而，哲学德性只是第一种程度的德性：正如哲学虔敬（pietas philosophica）和神学德性（virtus theologica）所证实的那样。
（52）那种通过由（仅借理性之光认识的）神圣属性和神意预见（providentia Numinis）所激发的动机而让行为与自然法相适的“品质”，我习惯称之为“哲学虔敬”。当哲学虔敬与哲学德性相结合时，德性之程度便得到提升，正如我在《伦理学》第673节中展示过的。
（53）那种通过由神圣启示真理引发的动机而让行为与自然法和神圣意志（voluntati divinae）相适的“品质”，我称之为“神学德性”或“基督教德性”。因为我们对神意启示的真理所给予的认肯不是自然之功，而是神恩之功（见注释43）；因此，当我们将这些真理作为动机运用在我们的行为上时，我们就不能将“认肯”算作自然之力的作用，而应算作是神恩的作用。因而，基督教德性也被神学家正确地称为由圣灵之功产生的功效：人类离开圣灵之功便无法追求这一德性。此外还需注意，在诸启示真理中，不仅有针对拯救之功和救赎计划的真理，也有可通过理性之光认识的真理，也即关于上帝及其属性、创世和保存的真理，甚至还有关于自然可恶性和可赞性的真理：神学家称它们为“混合真理”（veritates mixtas），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叫做“混合信条”（articulos mixtos），因为它们既可借理性之光、也可借启示之光得到认识。当一个通过神恩重生之人凭神圣信仰所坚定相信的东西，与一个基督社团（coetum Christi）之外的人通过自然之光所追求的东西一样，那么即使二者有着相同的动机，二者间也存在着很大区别。因为由神恩而来的认肯要强于（firmior）由自然之光获取的认肯。一个更强的认肯可产生更强的动机，而更强的动机则产生更强的愿力（propositum），从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偏离认肯。无疑，如果有人凭神圣信仰坚定地认为，比如酗酒——如使徒强调过的——会导致一种无序的生活；那么他就会注意到酗酒之恶的内在可恶性，并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酗酒，因为他极为确定地相信，如果酗酒在某些情况下是允许的话，那个受神意启发之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然而，如果有人借自然之光认识到不可酗酒，那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可能会相信，酗酒并不会破坏有序的生活、或者他能够避免这样的破坏。因而，即便二者具有相同的、由行为之内在可恶性产生的动机，但一个只具有自然之力以追求哲学德性、或神学家所说的世俗正义的人就会做下恶（vitio），而一个有神恩之力相助的人就能抵御这一恶。在哲学虔敬和神学或基督教德性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因为尽管二者的动机都可以由神圣属性和神意预见之功在自然之国（in regno naturae）产生，但是由于这两种德性在认肯方式上的差异，它们具有的强度（firmitatem）就不是一样的。因此，即便哲学虔敬和哲学德性在最大程度上相结合，然而信基督的重生之人的德性，和在基督社团之外了此一生、或虽在基督徒社团生活但却未达神恩之人的德性，这两种德性（译者：即哲学虔敬和基督教德性）也绝然是不一样的，而且二者间存在着很大、甚至最大程度的差别——即便是当（尽管这实际上不可能发生）信基督之人仅仅运用另一个信自然宗教之人所运用的动机。既然对神恩的认肯不是自然之功，而是神恩之功，那么一个重生之人的行为也就不是自然之功，而是通过圣灵才产生的——即便当我们假设，他运用另一个借自然宗教来调和行为与外在自然法之人所运用的动机。需要注意的是，重生之人也不可能只运用在自然之国中由行为之客观道德性和上帝之预见产生的动机，他只会一直

译者导言

1721年7月12日，在普鲁士王国哈勒大学成立28周年暨副校长换任仪式上，数学及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中国人实践哲学的卸任演讲。在演讲中，沃尔夫宣扬中国人无需基督教启示、凭借自然理性就能过有德性的生活，声称中国人实践哲学的原则和自己的一样。随即，哈勒大学虔敬派神学家对沃尔夫的言论进行了激烈谴责，并向柏林宫廷指控沃尔夫公开宣传无神论。最终，在1723年11月8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以绞刑相威胁，命令沃尔夫在48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王国。在哲学史上，沃尔夫的演讲及其被驱逐，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伴随着沃尔夫在德国古典哲学舞台上的销声匿迹，这场演讲本身却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

今日，我们重温沃尔夫的中国演讲，并不是为了重述中西文明交通史或海外汉学研究中常说的欧洲18世纪中国热，也不是要以此证明儒家思想曾对欧洲启蒙哲学产生过多么大的影响、进而挟洋自重，更不是要反过来将欧洲对中国的看法简单归结为西方意识自我投射的结果、进而强化某种自卑抑或自傲心态。因为这些态度无非都是以西方作为衡量中华文明价值的绝对标尺，它们既缺少对欧洲启蒙运动复杂理路的深入了解、又缺乏建立于中华文明主体意识之上的学术自信，往往令我们对欧洲18世纪启蒙哲学的研究落入各种各样流俗理解的窠臼。中国演讲之所以值得再读，首先是因为它出自沃尔夫这位当时欧洲的顶尖哲学家。这位学习神学、数学和物理学出身的哲学家，曾是英国皇家科学院（1710年）、柏林科学院（1711年）、圣彼得堡科学院（1725年）和巴黎科学院（1733年）欧洲四大科学院的成员。他以德语书写的一系列哲学作品，首次确立了德国哲学的基本术语体系，而且沃尔夫式的哲学体系更是从18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主导着德国大学的哲学研究，并在神学和法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创造了康德哲学所从出的时代精神。正是凭借着哲学家特有的敏锐性，沃尔夫把握到了基督教神学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理性文明时所遭遇的问题。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既使他不同于罗马教廷中国礼仪之争的争论双方，也使他与当时借中国无神论形象来反对天主教教权的法国哲学家区别开来。因此，这篇演讲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质。

以下我们就从（一）沃尔夫哲学的历史地位、（二）中国演讲的历史背景、（三）中国演讲的主要内容、（四）版本及翻译说明这四个方面对沃尔夫的《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作一简要介绍。

（一）沃尔夫哲学的历史地位

在评价沃尔夫哲学时，我们有必要区分沃尔夫研究的两个阶段：其一是沃尔夫哲学真正发挥历史效应的阶段，其二是对沃尔夫哲学进行定位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大致以1800年为界。在前一阶段，沃尔夫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18世纪前、中期被广为推崇到18世纪后期（乃至19世纪初期）的备受贬低。沃尔夫哲学之中的明确定义、严格推理、连贯体系等曾经被人们视为启迪人心的地方，在经过沃尔夫主义者们的教科书进一步强化之后，却又被诟病为死板不堪、冗长繁琐、固步自封。在众多批判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康德对沃尔夫独断论的批判和黑格尔对沃尔夫哲学方法的批判。所有这些，都使整个19世纪中的大多数人对沃尔夫形成了刻板的印象：一个莱布尼茨学说的体系化者和缺乏原创性与思想深度的老学究。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批评也从侧面说明了沃尔夫哲学对他之后的德国哲学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参与和影响。因此，在审视当时德国学者针对沃尔夫所进行的论战之时，我们不应该脱离所争论问题的历史线索与时代背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位自始至终保有形而上学兴趣的康德其实说过，在纯粹理性对自己的能力进行预先批判之后，我们在形而上学中就“必须遵守著名的沃尔夫的严格方法”，沃尔夫正是“德国至今未熄灭的彻底性精神（Geist der Gründlichkeit）的创造者”。而且，黑格尔也说过，沃尔夫“为德国（甚至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定义了意识的世界，正如人们也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阐明了人的表象能力的整个范围，他们所做的事对于普遍的教育极为重要”。因此，在这第一阶段，无论是学者的单方论战、还是普通人的片面印象，这些都只应构成我们重新理解沃尔夫的起点和契机，而远非终点和定论。

在第二阶段，当学者们不再需要通过批判沃尔夫来提出自己的学说与立场之时，沃尔夫哲学的效应史也渐入尾声，此后，人们对沃尔夫哲学的兴趣则主要来自哲学史研究领域。19世纪的沃尔夫研究主要是历史性的，着重通过史料搜集来梳理、再现沃尔夫的生平及学术发展过程（立场都各有偏颇）。20世纪上半叶，沃尔夫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则在于，沃尔夫不仅被赋予了在思想史上比莱布尼茨、托马修斯更加重要与独立的位置，而且研究者们还进一步指出了沃尔夫哲学的路德宗信仰与经院哲学的思想背景。同时，自1964年起，沃尔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