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扛鼎之作，也是刘震云迄今为止最成熟大气的作品，并在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分上下两个部分，前半部“出延津记”写的是过去：卖豆腐老杨的二儿子杨百顺百事不顺，他一生改了三次名：为了寻个营生，被天主教神父老詹纳为教徒，改名杨摩西；给县长种地时因为一个尿壶得罪了县长，提心吊胆中有人说媒，便倒插门嫁给馒头铺的吴香香，改名吴摩西；吴香香给吴摩西扣了顶绿帽子，吴摩西带着吴香香和前夫的女儿巧玲假意去寻与人私奔的妻子，路上又把巧玲丢了，失望之中，要离开故乡，从此用喊丧的罗长礼的名字度过余生；后半部“回延津记”写的是现在：巧玲被卖到陕西，成了曹青娥，嫁给牛家，儿子牛爱国也是假意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又想到自己从前的相好，想起母亲的老家，于是走回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国外媒体评论

刘震云的作品复杂繁绕，但每一笔都有寓意。于荒诞幽默的情节中，精准地描绘出各类人物的精神肖像。——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读刘震云的作品，即使在你绝望的时候，也会笑出声来。——美国《柯克斯评论》 Kirkus Review

刘震云善于描写复杂的生活——他将各个社会阶层的纵横交错，描述得如此丰满和惊心动魄。 ——美国《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大家十分欣赏刘震云的小说，是因为他对事物之间的差异，体察得细致入微，这些差异又令人啼笑皆非。——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刘震云是结构主义大师，他用十分柴可夫斯基式的写法，揭示出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背后，还有这么多深刻的联系。——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

刘震云用罕有的洞察力描写了生活这个巨大机器中的细小齿轮，游走于《愚比王》式的荒诞不经和卡夫卡式的魔幻寓言之间。——法国《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

刘震云是北京的卡夫卡。——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刘震云的文体是极简主义。他以大师手笔，成功地对不同生活阶层的色彩做了复杂、生动和通透的展示。——瑞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

刘震云首先是个哲学家，这是他的文学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智利《信使报》El Mercurio

刘震云的小说智慧而幽默，一扫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阴暗、沉闷的固有印象。——日本《图书新闻》図書新聞

……

上部  出延津记

下部  回延津记

四十多年前，老詹来延津传教时，老詹他叔还在开封天主教会当会长。延津是盐碱地，十年有九年闹灾荒，不是旱了，就是涝了，全县三十几万人，天天能吃饱饭的，仅有一万多人，延津人瘦，源头就在这里，吃饭吃个五成，就放下了筷子。主可怜见，他叔也是对侄子寄予厚望，便拨款在县城北街修了一座天主教堂。本欲修个小教堂，开封天主教会拨款买的砖瓦木料，够建两面十六扇窗户的房子，能容百十来人。老詹虽不适合传教，但适合盖房子，老詹他舅在意大利是个泥瓦匠，老詹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耳濡目染，粗通建筑；砖瓦还是那些砖瓦，木料还是那些木料，但他把青砖用在了房子的西、北两面，东、南两面改为土墙；屋顶背阴面用瓦，朝阳一面苫草席和笆；木料不够，他自己又在延津买了二十多棵榆树，解成板子；十六扇窗户的房屋材料，让他盖成了三十二扇窗户的教堂。教堂盖起来，能容三百来人。四十多年过去，除了连下十天雨房子会漏，九天之内，教堂里的地都是干的。但能容三百来人的教堂，四十多年来，在延津基本空着。因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人。前年延津新来一个县长叫小韩，要办“延津新学”，没有学堂，把老詹从教堂赶出来，天主教堂成了小韩的学堂，除了老詹跟现任的开封天主教会会长老雷有矛盾，有教义之争，不好告状，还和老詹在延津信徒不多有关。如天主教在延津人多势众，小韩哪里敢招惹老詹？虽然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但老詹并没有气馁，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满延津跑着。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有时会碰到下乡传教的老詹。杀猪者，传教者，不约而同到一个村庄去，就碰到了一起。这边杀完猪，那边传完教，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杨百顺的师傅老曾抽旱烟，老詹也抽旱烟，两人抽着烟，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老曾“邦邦”地磕着烟袋：

“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

老詹“吭吭”着鼻子：

“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老曾：

“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脸憋得通红，摇头叹息：

“话不是这么说。”

想想又点头：

“其实你说得也对。”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而是老曾说服了他。接着半晌不说话，与老曾干坐着。突然又说：

“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

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当时老曾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便说：

“那倒是，凡人都有难处。”

老詹拍着巴掌：

“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老曾：

“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

“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

老曾不耐烦地说：

“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

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

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稗野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唯有用此语言，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由此，我们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这种累，犹如漫漫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于是喊丧，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与戏子手谈，成了县长的私宠。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就像今天，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因此，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

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藉，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