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历史文化的价值遭到全面怀疑，导致严峻的文化困局。《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直面“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复兴方案——公共儒学进路。上篇为理论，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展露了文化复兴的生存基础，即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下篇为应用，重估秦汉大一统，剖析近现代政治家破解文化困局的努力，并探索了文化复兴的实现问题。《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将理论建构、历史钩沉与现实分析相结合，不仅完成了中体西用、内圣开新等方案所未完成的任务，更可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理论论证和策略支持。

自序
导论历史文化有什么用?
一、时势变局与思想变迁所导致的文化困局
二、既有的解决方案及其效用
三、本书的解决方案：公共儒学进路
四、本书的安排
五、本书的方法论：问题、方法与效用
上篇 历史文化建构生活：文化复兴的生存基础
第一章 历史文化建构个体生活
第一节 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与发生形式
第二节 个体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建构
一、事情与语言：事情就是言语过程
二、文化解释生活：文化在言语过程中发生
三、意义建构以及意义与价值的区分
第三节 历史文化是生活意义与价值的重要源泉

第二章 历史文化建构公共生活
第一节 从个体生活到公共交往
第二节 公共交往中的相互理解
第三节 公共交往中的价值判断
一、公共交往必然涉及价值判断
二、从比较的一般性质考察价值判断
三、价值判断的逻辑有效性
第四节 公共价值对交往平台的建构作用
一、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在交往中的发生形式
二、价值认可对交往平台的建构作用
三、公共价值对交往秩序的影响
第五节 思想共源促进公共价值的形成
一、行为者的价值标准来自其认可的思想
二、思想共源对公共价值的形成与扩展
三、和而不同是公共交往的基本价值标准
第六节 历史文化为交往提供思想共源
一、生活的分类与公共交往
二、古今生活的基本问题、方法及其公共性
三、老问题与新问题、老方法与新方法以及超越的可能性
四、“问题与方法”的经典观以及作为历史文化核心的经典
五、历史文化为古今生活提供思想共源
第七节 历史文化是有效交往的重要推动力
一、历史文化由思想共源形成公共交往平台
二、历史文化促进公共精神家园的形成
三、历史文化使交往行为更可预期
四、历史文化有助于减少分歧
——以筷子与《论语》为例
五、历史文化有助于文化积累与传统形成
——再以筷子与《论语》为例
六、历史文化在日用人伦中的作用
第八节 历史文化的变更对交往的影响及其变更的有效原则
综论公共儒学进路下的历史文化

下篇 困顿与崛起：从秦汉大一统到当今文化复兴
第三章 往者可谏：重估秦汉大一统
第一节 天下应有道：“大一统”正名
一、秦汉大一统问题的重提与确立
二、“大一统”正名
第二节 乱世思变：百家异说激发的思想大一统诉求
一、秦皇开启大一统
二、百家何以被整顿
三、儒家何以能胜出
第三节 盛世图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周文仍是主流：秦皇汉武时代的思想格局
二、礼坏乐崩：汉武帝面对的交往问题与思想问题
三、汉武帝先行的变革与董仲舒迟到的支持
四、汉武帝还有其他选择吗
五、重返王官学：诸子百家的归宿
第四节 第一次大一统与第二次大一统

第四章 来者可追：文化困局中的复兴诉求
第一节 斯文扫地：第二次大一统破裂后的文化困局
第二节 承启转合：文化复兴的艰难开局
一、三民主义及其儒化：民国的尝试
二、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毛泽东的策略
三、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新时期的突围
第三节 继往开来：民族复兴使命中的文化复兴

第五章 任重道远：文化复兴的实现
第一节 文化复兴的可行性
一、方法可行性的判定
二、文化复兴可行性的判定
第二节 文化复兴需要制度支持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二、文化复兴与制度支持
第三节 文化复兴的基本任务与策略
一、文化复兴的基本任务
二、文化复兴的基本策略
第四节 警惕文化市侩主义
结语天降大任，再造斯文
一、公共儒学：文化复兴的有效进路
二、振旧邦以铸巍巍大业，通今古而修郁郁斯文
参考文献
附录1面对问题本身：问题、方法与效用
——《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一
附录2问题、方法与经典
——《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二
后记

    （二）内圣开新方案及其效用
    对于“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内圣开新也是无效的方案。①
    在中体西用的提出与倡行时期（甲午战后至清朝结束），文化就已经受到了威胁，只是人们把矛头主要指向制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国人的观念进一步变化，认定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于是，部分人士开始明目张胆地攻击文化，其基本理由是：由于文化落后，致使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科学和民主这样的现代性（二者被视做现代性的代表），因此，为了发展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开辟新文化（西方文化）；而为了开辟新文化，就必须打倒旧文化（即历史文化，下文交叉使用“历史文化”和“中学”这两个概念）。
    但是，并非所有国人都欣然看到历史文化之坍塌，一些人士挺身而出，为历史文化辩护。较早起来捍卫历史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比较了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差异与各自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功能，认为中、西、印三种文化是“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他把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没把第一阶段（“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印度更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中国需要重新倒回去走第一阶段，向目前的西方学习。而西方目前正走在第一阶段，待以后走第二阶段时，就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所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必将在未来起到更大作用。②但是，梁漱溟以向未来提供担保的方式为历史文化辩护，此种辩护其实是很无力的。国人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尤其是科学），以解决当下困局，所以，梁漱溟的担保即便可兑现，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我终于可以用比较严格而系统的方法来讨论“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了。
    先讲一些小故事。
    上初中时，有一次到亲戚家玩。亲戚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谈到孔乙己时，以不屑的口吻说了“孔乙己这个封建社会没落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亲戚说：“不要随便戴帽子！什么‘封建社会’、‘没落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戴帽子的说法。”可是，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老师也是这么讲的，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这个疑问开始在我心里盘旋。
    少年时代，做过文学梦，这个梦让我在课外涉猎了一些文学作品。初中毕业那个暑假（1988年），我拿着字典读了《红楼梦》。《红楼梦》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精妙，还影响了我的思想。
    初中毕业后，我进了我们县的最高学府——四川省泸县师范学校。那时，国内弥漫着西化思潮。虽然“西化”这个主张常常不是明确宣扬出来的，但西化思潮甚嚣尘上，我在那偏僻的学校都感受到了。第一学年下学期，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前，我在电视上断断续续看了一点《河殇》，并读了《河殇》的解说词。《河殇》的解说词让我很不舒服：怎么能如此贬低历史、贬低列祖列宗呢？为什么要把今天的种种不足说成是过去留下来的呢？难道历史文化就没有价值了？此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思考成为本书的种子。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些问题虽然是正式的问题，但相关思考却只是业余的思考——“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而正是这种不务正业的思考，使我后来成了一名专业“肉食者”。
    中师毕业后，我到乡村小学教书。因有读书之趣，茶余酒后，也能坐下来读书，于是参加了自学考试。1992年深秋，考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后，我想检验检验自己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于是，在阳台上迎着空旷的乡野朗读《大学》。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读的版本，是陈戌国点校的《四书五经》（岳麓书社，1991年版）。虽然当时说不上能够读懂《大学》，但能领略其中的某些深刻道理。于是，与以前同类的问题再次浮上心来：“《大学》这样的东西很有道理呀，干嘛要批判它们呢？”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一愿望——我要解决这个问题。随着这愿望越来越强烈，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少，而这个愿望使我在后来考研时选择了中国哲学专业。
    我所在的小学有一图书室，里面有一些上级部门分配下来的书籍，几乎无人问津。有一次，我问管理员可否看看图书室有些什么书。管理员直接把钥匙给了我。我在那间危房中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缺第一卷）、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
    那套《中国哲学史》，我看完了。看到关于老子的内容时，产生了一个问题：“道究竟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为什么连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呢？”后来去某大学，跟着在该校读书的朋友去听课，就此问题请教了该校的哲学老师。那个老师也是支吾其词，语焉不详。
    没有得到答案，自己继续闷着想。有一天，蓦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子非得要是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呢？难道不可以是其他？”同时发现了一个普遍性现象，那套《中国哲学史》在讲古代思想时，都是用西方概念来讲的（现在可以名之为“以西解中”）。也就是说，在解释中国古代某思想是什么的时候，那个“什么”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并主要是唯物、唯心那一套。这个发现对我后来的思考有很大帮助，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做法究竟有什么不妥，原因又在哪里，但我已感觉到这种做法有问题，并开始怀疑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