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洲纪事-保健医生的中南海印象》是卫生部原副部长顾英奇和夫人许奉生共同撰写的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图书。两位老人曾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长年生活在中南海，熟悉中南海的一草一木，对共和国第_代领导人有着深厚、朴实的感情和直观、朴素的认知。《瀛洲纪事-保健医生的中南海印象》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刘伯承、李先念等同志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可贵品质，以及他们身处历史风口浪尖上时处乱不惊、砥柱中流的英雄气概，更深情地回忆了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在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他们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真实还原了这些伟大人物平常时刻的感人形象。笔触细腻，情感真挚，更保留了许多珍贵照片和重要文件，如1970年5月20日周总理与邓颖超的最后一次合影，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人的墨宝，经周总理批示的病情报告，邓颖超写给许奉生的信，等等。另外，《瀛洲纪事-保健医生的中南海印象》还有一些关于林彪、康生、江青等历史人物的片段回忆，叙事客观、真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退休以后，我和妻子许奉生商议决定，将我们在中南海的亲见亲历真实地记录下来，还原那些我们亲自经历、参与的历史，用以表达我们对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怀念，对新中国那一段记忆的尊重与纪念，我们以为，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们也有这个责任。
    ——顾英奇

序：走进中南海
第一章 西花厅岁月
我与共和国总理的三次“不期而遇”
生机盎然的西花厅
共和国总理的饮食起居
在东北的少年时光
枕戈待旦的战士
海棠花凋谢了
“要当心孩子，少吃糖”
要来的名字
失去的孩子
“九·一三事件”，周恩来50多个小时没睡觉
男同志为什么不能蹲下？
总理的日常保健习惯
夫妻情
积劳成疾
三进三出江青家
“不准说是橘子洲的橘子”
最后的深情一吻
他的生活形同百姓
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封信；
“文革”来了
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李四光进行大会诊
一份周总理亲批的病情报告
总理派我去看望病中的罗青长
附录 周恩来与中国红十字会

第二章 十年的见证
福将朱德
好脾气的朱老总
朱德的一日三餐
从俭人奢易从奢入俭难
《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
“提着”拐杖去向毛泽东请假
朱德的待人之道
朱德让我给农民看病
朱老总、康大姐到医院探望我
“逼”我们写诗填词
三幅墨宝
日常生活话朱德
朱德与彭德怀
“文革”中的朱德

第三章 我给陈云当保健医生
“他叫顾英奇，是我的保健医生！”
住了30年的北长街71号
初见陈云同志
第一次随陈云外出
故乡行，故土情
生活俭朴的陈云关心中央保健工作
诙谐幽默的陈云
两次赠墨宝

第四章 福禄居的特殊病人
我和少奇同志似“有缘”
福禄居再相见，恍如隔世
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少奇同志在北京的最后时光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我问心无愧

第五章 毛主席逝世的前前后后
全力做好“一组”的后勤服务
“老子有气！”
伟人的最后时刻
世界各地政要的唁电
接受吊唁活动的医疗保障任务
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第六章 随同李先念出访和下乡
朝鲜行
金日成希望中国人民每人支援一块钱
热烈的欢迎仪式
金日成很平易近人
支援朝鲜10个亿太小气
越南行
出发前的预防工作
一件历史轶闻
都是中国货
签字前的小插曲
参观胡志明故居
为胡志明出诊
在越南吃狗肉河北农村行

第七章 与邓大姐在一起的日子
大姐的来信
动听的童声在西花厅里回荡
大姐与《沈钧儒先生的健身方法》瓣搞好保健专家的保健
囊安乐死——让病人自然逝去更人道无私的关爱永不停歇
大姐眼中的康生
大姐的赠言
陪大姐漫步西花厅
大姐离去

第八章 在北戴河给刘伯承当保健医生
“不知道的不问”
初见刘伯承
“春天三月对我不利！”
“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老来得子
手不释卷的儒帅

第九章 就近接触彭老总
机关里的普通老干部
彭老总光临我们的家
在旅大执行彭老总的保健任务
随贺龙、聂荣臻去黑龙江
附录苏联归还旅顺口军港的历史背景

第十章 我敬重的董必武同志
两位老人的深厚友谊瓣两次东北之行
庐山会议期间的“唱和
广州之旅
柯庆施“事件”
向董老索求墨宝鬻董老的好脾气
董老病逝

第十一章 给林伯渠当保健医生
给林老当保健大夫，事出偶然si生活中的林伯渠
“老小孩”林伯渠林老的调查日记
严于律己的林伯渠

第十二章 一次神秘的旅行
对医生有想法的“首长”
秘密随行林彪
我成了一个“隐形人
第二次接近林彪

第十三章 “九·一三事件”后的康生
周总理亲自点“将”
康生其人
康生的“怪病”
“我就是要说，江青是叛徒，王八蛋！”
“顾惜春事件”始末
提心吊胆的日子
康生拼死也要参加会议

第十四章 江青二三事
“你们是想害死我！”
“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
安眠药——毒药？
权力使她变成一个政治疯子
顾英奇简历
许奉生简历

    中，我看到了他的坚定、举重若轻的伟人风范。
    在这次谈话当中有一件插曲，有个同志在谈朱德的健康情况时，他称呼朱德一口一个“黑司令”。
    周总理立即打断他的话严肃地说：“你叫他‘黑司令’！我还是称他为朱德同志。他的问题中央没有结论嘛！”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李四光进行大会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注并亲自过问、领导着干部保健工作。“文革”中，他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尽力想办法保护老干部，利用医院保护就是他的良苦用心之一。
    1967年夏天，医生发现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同志的腹主动脉瘤增大，因考虑它随时有破裂的危险，故北京医院总值班室给周总理写了报告，提出组织专家会诊，以便制定妥善的处置方案。要知道，那个时候请专家会诊，谈何容易！那正是造反派大行其势的时候，许多医院领导被造反派夺权，领导干部被打倒、靠边站或被专政（隔离劳动），专家、教授一般都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群众专政”、“审查”、“劳动改造”，每天挨批挨斗，失去了人身自由。要想请他们出来会诊，造反派是不会同意的。各医院的领导权都掌握在造反派手中，他们正在大反特反资产阶级特殊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请“反动学术权威”会诊，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文化大革命”！
    可是，周总理却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医院军管会负责组织实施。我们当即以奉周总理指示的名义，邀请包括北京及上海等地的专家前来会诊。各地都因为是周总理的指示，很严肃、郑重地派出了专家。

    1953年11月30日，时任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的黄树则用一辆波兰产胜利牌小汽车带着我，从设在北京东城区弓弦胡同2号的保健局出发，送我到中南海报到。
    我要去的单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也是当时的公安部第九局第四处。
    进中南海工作，于我看似偶然却也不尽然。在此之前，我是东北军区中国医科大学第41期的学员。中国医大是我党在江西瑞金创办的卫生学校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发展，到延安后成立的；迁到东北后，哈尔滨医科大学曾是其一部分，后来又分开，但两所学校的校训都是“紧张、朴素、仁慈、谨慎”，连校歌都相同。两校学生入学后都经过严格的入学教育、政治审查和军事训练，而卫生部和保健局的多位领导，都曾在延安或兴山（今鹤岗市）担任过学校领导或当过教员，熟悉这个学校，对两校学生的政治素质和背景都很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任用干部非常注重政治条件，在哈尔滨医大为中央选人倒是很自然的事。
    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到北京去做中央保健工作。因为1953年春天，学校已经决定保送我去苏联留学，并通过了摸底考试，我只等着下半年到北京上留苏预备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学1年俄语，然后就去苏联留学3年，以取得副博士学位。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内科教授。
    1953年11月中旬，哈医大校部人事科的一位女同志找我谈话。她首先给我看了中央卫生部的三个调令。三个调令都赫然写着：着令为刘少奇同志选派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即行来京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