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奥古斯都背后最坚定的同盟，是提比略皇位最稳固的基石，更是古罗马历史上最具权势的女性之一。

本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精微的个案剖析，全面重构了利维娅传奇而复杂的一生。从“生平纪”中的门第渊源、婚盟之变与权力蛰伏，到“专题志”中对私人意志、母权承袭、财富经营与社交恩庇的深度挖掘，作者生动刻画了一位在共和传统与君权雏形之间游刃有余的实力女性。配合翔实的附录与文献考证，本书不仅还原了利维娅在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核心地位，更深刻揭示了早期帝国权力交接、合法性塑造与宫廷政治的底层逻辑，是了解古罗马历史与女性政治的佳作。

？丛书序言

前言

大事年表

第一编 生平纪

第一章 门第与血缘： 克劳狄家族的共和遗产

第二章 婚盟之变： 从共和家族到元首家庭的跨越

第三章 幽微之中： 权力阴影下的蛰伏

第四章 走向公众： 公共形象的塑造与政治象征的视觉呈现

第五章 新元肇启： 提比略时代的权力嬗变与延续

第二编 专题志

第六章 私人生活中的利维娅： 性格、家庭与个人意志

第七章 元首之妻： 共和传统与君权雏形间的权力纽带

第八章 元首之母： 母权、权力的承袭与合法性的代际塑造

第九章 实力女性： 财富、地产经营与行省经济网络

第十章 恩庇者： 社交网络中的友谊、庇护与赞助

第十一章 归于尘岁： 死亡、神化与身后名声

附录

附录一 与利维娅相关的史料

附录二 罗马的政体体系

附录三 利维娅的母系渊源

附录四 利维娅的姓名

附录五 利维娅的出生年份

附录六 斯科利波尼娅的丈夫们

附录七 德鲁苏斯的出生之谜

附录八 利维娅的庙宇与和谐神庙

附录九 奥古斯都家族

附录十 科尔内利乌斯·辛纳的阴谋

附录十一 利维娅婚礼的庆典

附录十二 帕拉丁山的维斯塔

附录十三 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时期的“奥古斯塔”尊号

附录十四 安东尼娅作为“奥古斯塔”

附录十五 奥古斯都的帕拉丁宅邸

附录十六 帕拉丁节——利维娅的节日

附录十七 致萨摩斯人书信的日期

附录十八 善德女神崇拜与利维娅

附录十九 公元28—29年的大阿格里皮娜与利维娅

缩写

参考文献

？在利维娅与屋大维结婚后的头三十年里，关于她的历史记载极为稀少。这段漫长的时期既是罗马政制的关键转折点，也恰好见证了这位罗马“第一夫人”与其丈夫从青春走向沉稳的生命历程。这种普遍的沉默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考量。首先，在罗马君主制初具雏形的早期，一位地位显赫的皇室女性在职责尚不明确的背景下干预政治事务，往往会引发关于其动机和行为的各种猜测——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凭空臆造。其次，利维娅自身的政治敏锐度也是重要因素。屋大维娅去世后，她开始在事务中扮演更公开和重要的角色，她已经学会用相当高超的技巧来韬光养晦。她显然意识到，在婚姻初期保持低调，不仅有助于塑造顺从的妻子或助手的形象，还能确保她始终处于丈夫的权威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段婚姻的批评并未特别针对她的个人行为，而是更多地指向屋大维。她的端庄形象似乎使她免于卷入安东尼的抨击之中。

在屋大维去世后，利维娅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她在帕拉丁山的住所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她首次在史料中留下明确记录的活动发生在罗马城之外的地方。她在维爱附近的“第一城门”（Primaporta）拥有家族庄园，该地位于日耳曼尼乌斯.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第九座里程碑附近，苏维托尼乌斯曾称之为“她的庄园”。至于她何以获得这块地产目前尚不清楚。她的父亲去世时曾被剥夺财产，因此她继承了哪些遗产无从考证。她的第一任丈夫提比略.尼禄在两人离婚时应当归还了她的嫁妆。无论情况如何，这块地产显然一直由她的家族掌控。在她与屋大维结婚之际，此地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著名的预兆事件，成为她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有一个流传至今的动人故事，讲述了利维娅在回到别墅时，天空中飞来一只鹰，叼着一只嘴里含着月桂枝的小白鸡，并将它放在她的膝前。利维娅救起了这只小白鸡，精心饲养，并亲手种下了那根月桂枝（据普林尼记载，这是遵照占卜师的指示，作为一种宗教义务执行的）。不久后，奇事发生——小白鸡孵化出了许多雏鸡。在罗马人看来，这堪称神迹，因为时人普遍认为白色母鸡无法生育。由此，这座别墅得名“阿德.加利纳斯”（ad Gallinas），意为“母鸡之地”，而月桂树也在此地茁壮成长。凯旋的将军们从这些树上摘下小树枝，编织成桂冠作为胜利的象征。这一传统很可能始于公元前29年亚克兴战役的凯旋式。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皇帝们沿袭了这一做法，在庆典种植月桂枝条。普林尼曾亲眼见过一些月桂树上悬挂刻有凯旋者名字的标签。传说，若某位将军去世，他亲手种下的灌木便会逐渐枯萎。月桂树和小白鸡的故事至少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根据狄奥的记载，在尼禄统治的最后一年，整个树林开始从根部枯萎，所有的母鸡也相继死去（普林尼没有提到这一段），这预示着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覆灭。尤利乌斯.恺撒亦将月桂树视为神圣的象征。公元前45年，元老院通过法令授予他永久佩戴月桂花环的权利。公元27年，屋大维在帕拉丁山的别墅前种下月桂树，并在凯旋时折下几根枝条来装饰。这些枝条后来被种在别墅周围，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月桂树群。此后，月桂频繁出现在钱币、祭坛及艺术作品中，成为奥古斯都政权的重要象征符号。

关于“第一城门”别墅的预兆传说，极可能经过屋大维本人精心策划，或是在其授意下进行了艺术加工。这个精心构建的叙事体系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   利维娅自缔结新姻缘伊始，便在屋大维的政治生涯中占据着极具象征意义的特殊地位。该故事的传播效力源于多个层面。首先，它巧妙唤起罗马人对恺撒决战庞培前兆的集体记忆。公元前49年战役前夕，鸟儿向军团投掷月桂枝的异象，预示了军事胜利与凯旋盛典。利维娅传说中的相似神迹，既隐喻着这对新人对子嗣延续的殷切期盼，也成为化解他们闪电式离婚、再婚所引发非议的完美解药，向民众昭示其结合的神圣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狄奥提供了另一种颠覆性的解读，他认为这个预兆暗示利维娅终将攫取皇权并全面支配屋大维。尽管这一惊世骇俗的诠释令人愕然，但史学家指出利维娅本人对这种充满政治野心的阐释感到欣慰，因为它为原本单薄的叙事注入了更多诠释的可能。

相较于充满戏剧性的异兆，利维娅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往往扮演着居于幕后的角色，长期掩映在屋大维娅的政治光环之下。然而，这位贤淑的女性毕生都在倾力支持屋大维的政治事业。屋大维有两个妹妹，都叫屋大维娅。尽管屋大维展现了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与安东尼之间的潜在冲突始终暗流涌动。直至公元前37年，这场一触即发的冲突因屋大维娅的巧妙斡旋而暂时缓和——她被赞誉为“奇迹般的女人”。这个充满希腊文修辞的尊称显然出自屋大维派系的政治包装。她成功促成了《塔伦图姆条约》（Treaty of Farentum）的签订，使得“后三头同盟”延长了5年。随后的军事转折点出现在公元前36年9月，阿格里帕在瑙洛库斯战役中击溃绥克斯图.庞培，后者逃亡至小亚细亚，最终被安东尼的部众诛杀。当捷报传抵罗马时，一位近卫军士兵将佩剑献祭于卡庇托山的朱庇特神庙，以示武器将永藏于圣殿。听闻消息的民众异常激动，屋大维家族（包括利维娅及其子嗣）获准在每年战役纪念日于神庙举办感恩宴飨。

安东尼将婚姻彻底工具化，他对待屋大维娅的态度，几乎与他对前妻弗尔维娅如出一辙。公元前36年东征帕提亚前夕，他携屋大维娅同行至科尔基拉后，却突然以“避免战争带来的风险”为由将她遣返意大利。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此举不过是为与克莱奥帕特拉维持关系扫清障碍。事实上，他在公元前36年便公开承认与埃及女王有三个子女，并于次年通过书信形式命令屋大维娅返回罗马。这位被羞辱的妻子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智慧和忍耐力，她坚持居住在安东尼的宅邸，以法定妻子身份抚养其子女，并屡次劝阻屋大维为其发动战争。这种隐忍姿态持续至公元前32年安东尼正式与她离婚，并将她赶出家门为止。此后，屋大维娅选择退出公共视野，她的调解者作用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双方宣传战的白热化。在这场形象塑造的暗战中，利维娅意外成为攻击链条中的重要环节。罗马街头流传着精心编排的诽谤故事：   安东尼在元老院演讲时中途离席追逐克莱奥帕特拉的轿辇、在司法裁决时阅读情书，甚至在宴会上为女王涂抹足膏。这些充满感官冲击力的场景完美契合了屋大维构建的安东尼的“东方暴君”形象。安东尼的反击同样犀利，他于公元前33年致屋大维的信件虽措辞隐晦，却暗藏机锋：“若因我与女王交好而触怒于你——她可是我的妻子？（当然不是，那又如何）这段关系始于昨日抑或延续九载？更何况，难道（利维娅）德鲁西拉便是你唯一的挚爱？”尽管未直指利维娅，但其暗示屋大维道德伪善的潜台词，使这位“第一夫人”不可避免地卷入双方的政治污名化之中。

丛书序言

中文中的“古典”一词，相对应的英文为classic，是由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罗马一级公民的”）衍生而来的，classicus又是名词classis（意为“等级”）派生的形容词。作为“等级”含义的classis，与两个在罗马法领域的重要词汇有着密切联系： numerus（意为“大量人群组成的集体”）和ordo（意为“次序”“顺序”），numerus是量的体现，ordo是质的安排，两者共同构成法律与社会结构中的“量—质”框架。在这个框架中，classis是连接量和质的重要单元。就此意义而论，classis的形容词classicus的含义进一步从“罗马一级公民的”延伸到了“最高等级”之意，指涉一个依据其社会和经济地位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在古代罗马语境中，classicus还与dignitas（意为“高贵”）和auctoritas（意为“权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从classicus派生出来的classic又被赋予了“一流的”“卓越的”等含义。

当“古典”一词用于描述历史上的某种文化运动时，实则指向一种对文化遗产及其精神内核的特定认知，亦即对古代典范作品的尊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系统性复兴运动，古典主义精神由此在各文化领域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审美范式与人文理念，不仅为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提供了方向指引，更为两个世纪后的新古典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准则。17世纪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引导法国的艺术家也走向了古典主义。为区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人们通常把源于法国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称为新古典主义。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盛行时期，classic一词获得了另外一种含义，那就是超越特定历史分期，成为跨越时空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古典的”或“经典的”这样一种普遍的含义。通过这种语义演化，classic一词最终确立了在现代语境中的基本含义，即在同类事物中堪称典范的卓越代表。这种意义的“古典”往往指一种文学或艺术风格发展到最充分、最和谐的阶段。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将希腊罗马文明统称为“古典文明”，实际上是将其确认为当时世界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西方文明史上，希腊文明处于最重要的起点。那么，希腊文明究竟有些什么成就，能够被后世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2500多年前，希腊的一些城邦就创造出了民主制度，雅典则是希腊民主政治中最典型的代表。在这种民主制度下，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得以充分发掘和实践，人的创造性也得以最大限度彰显，这种创造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文化的高度繁荣。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文化成就，已经深刻地映射在了现代人的头脑中。在哲学领域，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创造的哲学基本术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框定了哲学家求索和研究的基本对象。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奠定了历史学的基本价值体系，即探究人类的伟大功业，探究人类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修昔底德、色诺芬等重要的希腊历史学家；在戏剧领域，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他们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在命运之前的悲剧，以及面对命运不屈抗争的精神。即便是阿里斯托芬这样的喜剧作家，也在嬉笑怒骂之间探索着人的本性。这些古希腊的先贤所创造的作品，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卓越的”，流传到今天，则变成了“古典的”“经典的”。希腊的科学也非常发达，清华大学吴国盛有言，“古代希腊人不仅创造了光辉夺目的文化成就，而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真正的现代精神，这才是希腊的奇迹之所在。希腊是科学精神的发源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希腊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希腊人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因此希腊罗马文明往往被一起提及，很多时候也被视为一体的。但是希腊和罗马实际上代表了西方文明的两个不同方向。美国诗人爱伦·坡有两句著名诗句：“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尽管人们对这两句诗的翻译有很多不同看法，但是这两句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在文明成就方面的差别。希腊人的光荣主要体现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罗马人的伟大则主要体现在罗马国家发展的路径方面。罗马从台伯河上的一个小邦，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虽然世界历史上有不少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但是除了罗马，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够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陆湖。从延续时间上来说，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的称号并建立元首制算起，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罗马帝国共延续了500多年之久，如果到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则延续了将近1500年。罗马人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留下了很多堪称经典的作品，至今仍影响并深度参与现代文明的构建，实为世界文明永不褪色的源泉。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贺拉斯的《歌集》《诗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作品，不仅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很多著名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而且继续流传至今，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罗马的史学作品也有很多经典之作，包括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李维的《自建城以来》（常译为《罗马史》）、塔西佗的《编年史》等。

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成长的，由古代希腊文明和古代罗马文明所构成的西方古典文明与以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为典型代表的古代东方文明，始终在交流互鉴与冲突碰撞中交织发展。在文明互鉴层面，公元前750年—前650年“东方化时代”，希腊在艺术、文学、宗教等方面深受东方文明的影响，而公元前334年—前30年的“希腊化时代”见证了希腊文明在东方的深度传播与发展，“罗马化”“蛮族化”也展现着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发展历史上某些文明交流互鉴的现象。但文明的冲突亦如影随形，尤以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为典型，这场战争不仅深刻改变了当时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甚至深刻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走向。

总之，唯有深入理解西方文明的基因密码，方能真正实现文明互鉴、美美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坐标系。于是，“西方古典文明译丛”应运而生，我们试图通过译介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核心研究范畴的史学著作，为中文世界呈现西方古典文明的多元光谱。本丛书聚焦社会史、女性史、战争史及神秘主义等多样视角，精选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选题进行译介，坚持“学术可读性”原则，希望能为学者提供批判性研究范本，亦向公众敞开文明对话之门——我们并非复刻古典荣光，而是以希腊、罗马为棱镜，折射人类共同的历史困境与智慧结晶。

这套丛书得以实现，需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相关编辑老师的认真策划和积极推进。本丛书还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项目编号： 24&ZD301）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西方古典学”的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李永斌

2025年7月7日于北京

本书前言

若问普通公众对利维娅（Livia）有何印象，大多会联想到威尔士女演员西恩·菲利普斯（Sin Phillips）在1976年首播的BBC电视连续剧《我，克劳狄》（I, Claudius）中塑造的角色形象。得益于菲利普斯精湛的演技，这部饱受赞誉的作品模糊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并不令人意外。剧中，利维娅被塑造成工于心计的人物，她几乎将每一个清醒的时刻都投入策划阴谋、权术博弈，以及冷酷无情地铲除阻碍她的人的事业中，无论是陌生人、朋友，还是至亲。

纠正由大众媒体所塑造的这类错误印象，是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尤其当虚构的作品凭借精湛制作和卓越表演而广受好评时，扭转其深远影响更是难上加难，还因涉及严谨的学术论证而往往吃力不讨好。与大众认知不同，历史真相往往不如虚构那般充满奇幻色彩，也远不如虚构作品那样引人入胜。对研究古代世界，特别是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项任务尤为棘手。关于那个时代个体的真实面貌，实际上很难完全还原，而利维娅这位历史人物构成了一个尤为特殊的挑战。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创作的两部关于帝国家族的小说为菲利普斯主演的电视剧提供了材料来源，他或许会辩称自己对利维娅形象的刻画具有可靠的历史依据，并声称其灵感来自罗马举足轻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

然而，利维娅是一个尤为特殊的典例。利维娅形象的确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迫使大众不得不改变传统认知，不再盲目依赖被视为史学权威的塔西佗，而是转向那些在历史中可信度较低的古代作家，如狄奥（Dio），他的笔触既略显稚嫩又缺乏批判性；苏维托尼乌斯，他总是难以抗拒生动但可能失真的轶事；还有塞涅卡（Seneca），他的记载总是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而摇摆于谄媚和贬低之间。在有关利维娅的讨论中，一个共识逐渐清晰，那便是塔西佗反而是一众史学家之中最薄弱的一环。他对利维娅的描述不仅深受其对尤利乌斯·克劳狄家族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影响，更根植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中，即这位有野心的女性是邪恶的化身。

历史上的利维娅，远非格雷夫斯在《我，克劳狄》中所刻画的那个冷酷无情的阴谋家，也不同于塔西佗在《编年史》（Annals）中所塑造的单一形象，她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在罗马权力的核心圈中，她安然度过了60多年，这本身就彰显了她的非凡能力。更值得瞩目的是，即便在她去世之后，她依然赢得了后代持续不断的尊敬与钦佩，这充分体现了她的政治智慧与人格魅力。她善于赢得时人的支持、同情乃至爱戴，这种精妙的社交与情感运作的能力使她成为罗马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性。将利维娅誉为罗马的“第一夫人”并不为过，因为在她之前或之后，没有哪位罗马女性能够引发如此深刻或持久的尊重与敬仰。她成功地在一系列剧烈的罗马政制变革中生存下来，并且没有树立明显的敌人。当然，塔西佗可能除外。在这方面，她的角色与美国的“第一夫人”颇为相似：   虽然不担任公职，却在公共领域中扮演关键角色。她一旦涉足公职领域，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她的影响力始终以家庭为中心，却又被传统期待代表全体公民社会家庭价值观念与道德习俗。在罗马第二任皇帝即其子提比略统治时期，利维娅的地位变得尤为特殊，给后世学者带来了巨大的阐述挑战。

在罗马，女性（维斯塔贞女或属例外）无论握有多大的幕后权力和影响力，都无法在国家事务中担任正式职务。然而，根据她已故丈夫奥古斯都的遗嘱，利维娅被赋予了一个接近制度性职位的地位。奥古斯都并未明确定义他期望利维娅具体承担什么角色，或许这样的角色本就难以界定，因为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官职的框架。提比略不愿意接受他的母亲担任任何正式职务。我认为，正是奥古斯都遗嘱中对于利维娅地位界定的模糊性，加剧了母子之间众所周知的紧张关系。两人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始终未能协商出一种彼此认可的共处模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提比略最终选择远离罗马及其纷扰政务，在卡普里岛相对舒缓的环境中度过了其统治的最后十年。

除肖像画和雕塑艺术的呈现之外，利维娅在英语世界中受到的关注度也出人意料地有限。她的首部传记是约瑟夫·冯·阿施巴赫（Joseph von Aschbach）所著的《利维娅：奥古斯都皇帝的配偶》，该书于1864年在维也纳出版。之后，德语学界又出版了两部相关著作。然而，至今未有关于她的综合性英文研究，探讨她生平的专题论文数量也不多。值得注意的例外是马琳·弗洛里（Marleen Flory）的研究，她在短暂而杰出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多篇富有价值的论文，尤其聚焦于利维娅在元首制中所承担的象征角色。本书是第一部以英文写就的利维娅传记研究，如同所有传记作品一样，它也面临着固有的局限性。它注定只能提供一个局部且有限的视角，用以观察某个历史时期。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杰出人物确实能够影响历史进程，并且这种影响可以延绵数代。这也正是我们除了纯粹的兴趣，仍然值得深入研究他们的原因所在。

在此，我必须重申，关于利维娅的谣言层出不穷——正如其他皇室女性——她常被指控惯于使用毒药铲除异己。为查明这些古代毒杀案件背后的真相，学者们已耗费大量笔墨。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大多是徒劳的。即便在现代，由专业警察部队进行谋杀调查，有法医科学和化学分析作为辅助，并且通过系统的法庭程序进行审判，也难以从疑似毒杀案件中得出明确的结论。那么，在一个连火葬时心脏未能燃烧都被视作中毒证据的时代，试图去探寻真相显然不切实际。毒药在古代无疑被广泛使用，但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具体案例中，最合适的做法都是接受苏格兰法律中“无罪推定”（Not Proven）裁决，并止步于此。

本书的结构安排是由现有材料的性质所决定的。第一编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叙述了利维娅的生平与事业生涯，并将其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中。第二编则以专题为导向，采用分析性路径展开探讨。书中涉及的文献和史料来源，以及其他可能干扰正文流畅性的主题，均统一归入附录。对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已有专门研究的读者，或许对第一编的内容较为熟悉，他们可能会更关注下篇和附录。将本书分为两部分并非最理想的做法，但这是应对史料断裂和分布不均的唯一可行方案。有关利维娅的记载往往呈现片段化的特征。尽管我们仍然可以据此勾勒出她生平和事业的大致轮廓，但在不同时期，现存史料的详尽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与奥古斯都逝世和提比略继位相关的事件，在罗马史中属于记载极为详尽的罕见案例。而在其他阶段，尤其是在她人生的早年岁月里，利维娅却经年累月地未被史料认真关注。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宽泛的年代框架内合理推知她的法律和政制地位，但这一地位的演变过程仍显得模糊不清，任何试图将其与具体生活事件紧密联系的尝试，都难以取得确切的成果。有鉴于此，本书决定将更具综合性的专题讨论与历史叙述分开处理。

为了方便非专业人士阅读，书中亦做以下特殊安排： 一部分较为艰深的历史问题被放在附录而非正文中讨论。在正文中，罗马人的首名（praenomina）均以完整形式出现，而不是采用常规缩写形式（注释及附录中则使用缩写）；不常见的拉丁语、希腊语句均附有翻译，附录部分则酌情简化。此外，为提升阅读体验，书中会反复提示诸如家族关系等背景信息。例如，专业人士无须被一再提醒屋大维娅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德鲁苏斯是提比略之子。但对普通读者而言，这类提醒仍大有裨益。

关于货币价值，本书统一采用塞斯特斯（sesterces）作为计量单位。古代货币的换算本身极为复杂。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谨提供一个粗略的参考：   在罗马帝国早期，一名普通军团士兵的年薪约为900塞斯特斯。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荣幸地得到诸多机构与个人的慷慨支持。邓肯·菲什威克（Duncan Fishwick）在碑铭释读方面给予了我专业指导，并慷慨地分享了其个人收藏的相关资料。苏珊·伍德（Susan Wood）在图像获取方面为我提供了宝贵帮助，路易吉·佩德罗尼（Luigi   Pedroni）则协助我处理了钱币学方面的材料。我再次感谢托尼·伯利（Tony Birley）允许我使用他绘制的罗马世界地图，并同意我做一些微调。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在解决计算机技术及文本重拍问题等方面给予了我关键支持。我的朋友卡尔·桑多尔（Karl Sandor）通读全稿，并提出了诸多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雪莉·沙利文（Shirley   Sullivan）和理查德·塔尔伯特（Richard Talbert）对书名的副标题设计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衷心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及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现属萨克勒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专业协助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提供的科研资助对我而言也至关重要。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就本书的体例及结构提出了极具洞见的建议。虽然书中颇有疏漏，但这些意见无疑令其大为改进。我也受益于编辑丹·希顿（Dan Heaton）的严谨和敏锐眼光。他对原稿中缺乏条理和一致性之处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梳理与规范。最后，我的家人一如既往地给予我莫大支持。他们不仅宽容了写作带来的种种琐碎与干扰，更以令人钦佩的乐观态度承担了校对工作。这一切对我而言，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