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两个半圣人”系列（梁启超讲读曾国藩、梁启超讲读王阳明、梁启超讲读孔子）其中一本，萃取了梁启超对王阳明心学的精深研究。梁启超以其贯通中西的视野与澎湃的启蒙精神，着力阐发“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实践哲学。梁公并非仅为考据学问，更欲唤醒时人麻木之心，借阳明学之雷霆万钧，为近代中国重塑独立、勇毅的人格力量，字里行间充满了思想者的共鸣与救国者的热忱。本书倡导你我勇于行动和改变，指明“行”是“知”的起点与终点，为当代的我们指引前路。

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

三十一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开会欢迎先生，先期在讲堂遍悬国旗，校长、教员、学生咸集，先生莅会后，由马校长述欢迎辞，略谓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先生实与此校有关系，今请赐训词于诸生云云。先生演词如下：

鄙人今日承本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之欢迎，无任荣幸。适马校长所言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一节，当年诚有其事，今请略述一二，以告诸君。

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至创设此会之诸先辈，今日存者，已寥若晨星，袁大总统即最尽力于此会之一人焉。厥后谣诼频兴，强学会之势力愈强，而政府嫉恶强学会之心亦愈甚，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即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然大学校之有今日，实诸先辈及历任校长与教师之力，谓鄙人为创设大学校之发动人，则不敢当。

鄙人在十五年前，实不能料及今日有如是规模宏大之大学校，鄙人不能不倾佩历任校长、教师与学生诸君之努力，且当为国家感谢者也。惟以今日之大学校，与欧、美、日本之大学校相较，则程度之相去尚远，此则鄙人于倾佩之外，不能不责望大学校之校长、教师之勉为尽力，而更不能不责望大学校学生诸君之愈益努力者也。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诸君设不自行勉力，则大学校安能发达？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鄙人今请进数言，聊为诸君他山之助。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此为全教育系统之精神，大学校之目的，固亦不外乎是。然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者，则因于普通目的以外，尚有特别之目的在，固不仅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别之目的维何？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是以施普通教育之学校，其所授之智识，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智识；所训练之能力，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能力，如是而已。而大学校之所授者，则不仅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寻常所必具之智识能力，而为一切现象之法则，所谓科学者是焉。此不独大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在是，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别亦全在此。盖专门学校之学科，强半与大学校相同，往往有人误视为具体而微之大学，殊不知二者之间，固显有区别在焉。专门学校之目的，在养成社会上技术之士。而大学之目的，则在养成学问之士。故专门学校之所授，虽多科学之原理，而所重者在术，不过因学以致用；大学校之所授，虽亦有技术之智识，而所重者在学，不过因术以明学。我国往往学术连用，漫无区别，殊不知二者迥不相同，固不能连而为一者也。盖所谓学者，推究一切现象之原理原则，以说明一切之现象，于推究原理原则、说明现象之外，别不另设方途以求致用；而所谓术者，则应用学理之方法、技能而已，与推究原理原则以说明现象之学，实判然不能相同者也。故科学之分类以现象为标准，有自然之现象，即有自然之科学；有人类之现象，即有人类之科学；有社会之现象，即有社会之科学。因自然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自然之种种科学；因人类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人类之种种科学；因社会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社会之种种科学。若夫技术，则以人类社会实用之目的为其分类之标准，或合人类之需要，或应社会之要求，或按国家之机关，而有种种之技术，此实为学与术根本相异之处。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区别，亦于是而分焉。是以同一法律科目，专门学校之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法官辩护士之能力；而在大学，则惟使学生能知法律现象之原理原则，至于学生毕业以后，为法官，抑为辩护士，则非大学之第一目的矣。其他科目，莫不如是。简言之，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故凡人类间具有系统之智识，大学校莫不列为学科，固不问其按切实用与否也。譬如西洋大学有希腊、罗马古典之学，北京大学亦有经训、考证之科，以言实用，邈乎远矣，而大学校亦不得不列之为一科。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诸君受学于此最尊严之大学，负研究学问之大任，鄙人所欲进一言为诸君勉者，亦唯祈诸君能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而已。

抑我又有言者，则前清学制之弊，至今犹令人痛恨不已，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即以海外之留学生日浸染于外国之学风者而言，当留学之时，固多以学问为目的而勉力求学，然毕业以后，足迹甫履中国，亦即沾染此恶风，抛弃其数年克苦所得之学问，而努力作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前清学制之害，庸可胜言耶？是以鄙人今所更欲为诸君勉者，则望诸君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盖大学为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诸君当为学问而求学，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无他种目的，庶不愧为大学生。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渎学问之神圣，伤大学之尊严，尚能谓之研究学问乎？诸君勉之，努力问学之事业，以发挥我中国之文明，使他日中国握世界学问之牛耳，为世界文明之导师，责任匪轻，诸君其勉力为我中国文明争光荣。鄙人今尚欲进数言于诸君之前者，则为今日之学风问题。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鄙人所欲言者，亦非仅指大学一校，惟以大学为全国最高之学府，大学学风足为全国学风之表率，是则鄙人所不能不以此责望于我大学生诸君，祈有以表率我全国之学风，而改善我全国之学风者也。语时或有开罪之处，尚望诸君谅之焉。

（一）服从。言今日学风之坏，莫过于学生缺乏服从之德。不服教师之训导，不受校长之约束，放恣乱为，动起风潮，遂致德无由进，业无由成，我可敬可爱之青年学生，几成为可鄙可贱之无业游民，言念及此，曷胜浩叹。诸君闻此言，或且有谓鄙人谬悖，欲以奴隶之行，责之共和国之大学生者矣。此在不以服从为然者，必谓学生当有自由，校长、教师等是同类，安有服从之可言？服从二字，乃奴隶之所受，讵可加之于我学生之身？然学生以德之未修，学之未成，始入学校求学，则在学校之中，自当服从校长教师之训导，不然，又安名为学生？学生中有言自由者，实不学误之也。且一国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军队与学生，乃不能言自由。军队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故欧美先进之国，其学生莫不谨守服从之德，当退校之时，或多与教师从容谈笑，若在校中，则虽年高德尊若我马校长其人者，苟为学生，亦严格整肃，谨听校长、教师之训导而毋敢或违。鄙人前游美洲大陆，曾遍观其学校，见其学生之谨守服从，至足感人，而尤足奇异者则美之学生，不仅对于校长教师，守服从之德，下级学生之于上级学生，亦尽服从之责，上级学生苟有所命，下级学生莫不心悦诚服而为之。此其故何哉？诚以共和之国，人人有自由，即当人人能服从，不然，势成人人相抗之象，秩序危殆，国将不国。而欲养成此服从之德，在共和之国，舍教育以外，殊无他途可言。固不若专制之国，以威力胁迫人民服从，不问人民之能服从与否也。故专制国之学生，不必养成其服从之德，而共和国之学生，设不于其受教育之日，训练其能守服从之德，则国基危殆，害莫胜言矣。此鄙人之所以以服从之德望大学生诸君，有以矫正我全国学风也。

（二）朴素。孔子有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此在今日，虽不足奉为我人处世之道，然学生在求学之时，则不可不具此精神。欧美学生自小学而中学，中学而大学，非历二十年之久，不能成业，且学费之巨，亦非中下之产所能任，故学生之能卒业于大学者，百中实不得一二，惟能克苦之学生始能卒业。至若日本，则能卒业于中学以上之学校者，大抵皆苦学之士，积十余年困苦艰难之学生生活，始克学成而为世用。今日彼国知名之士，若一谈其苦学之经历，则恐我国学生皆当愧死矣。我国学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来则纨袴之风大盛，衣食惟求精美，居处惟求安适，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则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此鄙人之所以祈望大学生诸君，力倡朴素之风，以改革我全国之学风也。

（三）静穆。鄙人非谓学生不当发扬蹈厉，人固贵有发扬蹈厉之精神，而后始能在社会任事，惟发扬蹈厉之精神，当用之于做事之时，不能用之于求学之时。学生在求学时代当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学成以后，庶能发挥此精神于事业。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者是也。若在学生时代而误用之于校长、教师，是为不守规则之学生，非所谓发扬蹈厉之精神也。且天下惟有学问、有修养之士，乃能真有发扬蹈厉之精神。无学问、无修养者，仅能谓之狂躁，谓之轻率，以之办事无一事可成也。故学生若不于学生时代，以静穆之风，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必成为狂躁之士、轻率之士，终身将不能成一事，可不勉乎哉？况学问之业，非有冷静之头脑，不能得益，学生若以浮躁之心受学，则不仅不能深入学问之道，我恐即有善教之教师，亦不能有丝毫之得益，故学生若不于求学之时，养成冷静之头脑，则于学问之业，日相去而日远矣。静穆之风，可不贵哉！简言之，静穆之风，一则以成冷静之头脑，一则以养发皇之精神。在学校之日，以之修业而进德；卒业之后，则赖之以任事而成功。此为学生至可宝贵之学风，鄙人深望大学生诸君有以提倡此风也。

关于学风问题，鄙人所欲言者，不仅此三事，惟以此三者为最要，故特举以告诸君耳，愿诸君勉之，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