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为车浩教授的随笔集，通过一个个小故事的法理辨析，展示刑法思维之美。本书不是研究如何制定良法，而是探索如何善用法律，才能不让正义的期待落空。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提出了关于正义的疑问，但答案并没有盘旋于理念天穹的抽象思辨，要寻找它们，需要俯身进入到平凡的生活和具体的条文。貌似中性无感、平凡枯燥的法条文字，法的智慧藏身其中。
车浩老师文笔犀利又富人文情怀，逻辑严密而脑洞大开，其文字处处闪耀思辨之美，阅读体验极好又给人深刻启迪。
目录
一 爱有差等，如何平之如水
1.对父母“见死不救”，构成杀人罪吗？
生育繁衍的不息，不是一种受制于造物主的不得不的现象，而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延续社会和种族的功能。而婚姻家庭，正是保障生育功能顺利实现的最有效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的核心功能不是性，也不是爱，而是生育。
家庭成员相互救助的保证人义务，是生育功能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作为整个中国式家庭结构的一部分，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保证人地位，同样是家庭的生育功能能够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
2.袖手旁观虐童行为，老师是不是共犯？
每一位从事幼教工作的老师，对于所看护的儿童，都具有刑法上的保证人地位。他们不仅自己不能去伤害儿童，而且要保证儿童不受到他人伤害。一言以蔽之，施虐者有罪，知情不举者，与施虐者同罪。
从效果上来看，老师之间的相互监督，可能比那个冰冷的摄像头更加有效。更重要的是，这足以回应人们的正义直觉，完整地揭示出幼儿园这种特殊社会机构运行的应有形态，真正激发起幼师对自己职业的深刻理解、热爱和敬畏。
3.情人勒索分手费，刑法管不管？
同居生活形成了一种不受民法保护但有事实基础的“感情债”，它在刑法上可以成为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理由。即使没有权利基础，只要事实层面上存在债务，就不构成财产犯罪，这将一直以来困扰学界的刑民关系的面纱，彻底性地掀开重要的一角。
为法秩序不认可的关系或事务去“定价”，背离了司法机关作为法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定位。这不是司法机关应当做出判断的领域，而是司法机关应该回避的雷区。
4.对可同情的复仇者，能否“刀下留人”？
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场合，犯罪行为与被害人过错之间，隔了较长的时空，为克服冲动、轻率、不理智的人性弱点提供了可能性，法秩序期待公民冷静选择使用合乎规范的方式，而非私力复仇去回应被害人的过错。
民意汹涌，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来。杀或不杀，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在追问司法者，对于已经被符号化的乡村恶政、暴力拆迁以及官民之争到底持何种立场。
二、陌生人社会，群己权界何在
5.试衣间里的性行为，是否违法？
既然性是人性的一种本能，又是种族繁衍的必经手段，它为什么被“光天化日”所排斥，而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为什么，在公共场所的性行为，不能被接受为是那场所秩序的一部分，而要被认定为是“对秩序的扰乱”？
题目背后，拷问的是每个法律人的人生经历、阅读体验以及内心确信。它们如同脑海深处的潺潺流水，推动着我们的思维之舟，也滋润着每一个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技术动作，让法教义学的工作，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枯燥干涸。
6.正当防卫，是拳击比赛还是抗击侵略？
在司法实践中，那种认为遭遇反击的侵害人一旦逃跑或倒地后，侵害即告结束，防卫就必须停止的观点，是把犯罪现场想象成了拳击比赛。但如果过早裁定侵害停止，要求防卫人放弃防卫，侵害人却再度发动侵害，此时，法律能赶到现场吹哨喊停吗？
刑法上的正当防卫条款，特别是无限防卫权，它应当提供的，不是一个人主动进入赛场之后，面对竞技对手时的比赛规则，而是一个人被动卷入战场之后，面对侵略者时的战争规则。
7.不作为的网络平台，能否主张“技术中立”？
一个中立行为可能在某些场合创造了风险，但它在日常生活中又被社会秩序允许和接纳，那么，这个行为风险的实现，究竟是要归责给行为人，还是要作为社会存续和进步所必付的代价，而由这个社会自己消化呢？
人们乐于分享的，绝不仅仅是淫秽视频。应当被解禁的，也不仅仅是欲望和版权，还有信息和思想。分享的通道越顺畅，边界就越有被打破的可能。人类社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也还将这样走下去。
8.常年上访，离寻衅滋事罪有多远？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水之道在于疏通而非封堵。通过定罪解决信访问题，是用刑法强行封堵疏通管道。较轻的后果，是反而增加信访动因，形成恶性循环。严重的后果，是逼涨不满情绪，积蓄决堤风险，以短期维稳的方式，埋下长期紊乱的种子。
寻衅滋事罪，是用来打流氓的，而不是用来耍流氓的。司法者脑海中应当先有一个为构成要件所包含的典型的“流氓”形象。只有实施该构成要件行为的人符合这一典型形象，才能将其入罪。
三、刑罚双刃剑，能否用之得当
9.人贩子一律死刑，有利于保护儿童吗？
法律到底怎样规定，才能最好地保护我们的孩子，而不是最直白地表达我们的愤怒？在“天下无拐”仍然是一个美好愿望的情况下，让已经陷入困境的被拐孩子尽可能受最少伤害，其意义与减少拐卖案件数量一样重要。
面对一个能够根据法律激励来选择行为的理性犯罪人，制定更严密、合理、有差异性和区别度的“刑罚价目表”，才能争取到有利于保护对象的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