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晚唐杰出的诗人，一生沉沦下僚，饱受党争倾轧与命运捉弄。本书以“夕阳下的长安倦客”为喻，顺着诗人的人生轨迹，从少小丧父、漂泊江南，到得遇恩师令狐楚、进士及第；从卷入牛李党争、婚姻带来的非议，到弘农尉之辱、幕府漂泊、丧妻之痛，直至晚年皈依佛教。董乃斌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李商隐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结合其诗歌创作，深入解读《无题》《锦瑟》等名篇背后的心事与时代。全书史料翔实，文笔流畅，既澄清了历代对李商隐“无行”的误解，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情、执着、在黑暗中挣扎求索的困顿灵魂。本书是“中国人的精神建筑师”丛书之一，带你读懂晚唐的夕阳与诗人笔下的哀感顽艳。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唐）崔珏

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北宋）王安石

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北宋）杨亿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金）元好问

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元）辛文房

杜甫，盛唐之祖也；李商隐，晚唐之冠。——（明）张綖

于李、杜、韩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清）吴乔

其诗格律精工，属对严密，用典繁富，然不免伤于晦涩。——（清）纪昀

上卷 人生初程（811—837）

第一章 出生在获嘉县解

第二章 漂泊于浙江东西

第三章 跟处士叔读书

第四章 入令狐楚门下

第五章 科举场中的遭遇

第六章 难忘的初恋

第七章 权力角逐场中的牺牲

第八章 对于艰难时世的初步思考

中卷 樊楠穷冻（937—846）

第九章 进士及第之后

第十章 《婚姻带来的幸与不幸

第十一章 做人和作诗的老师

第十二章 从校书郎到弘农尉

第十三章 初游江湘

第十四章 重入秘书省

第十五章 藩镇割据的受害者

第十六章 永乐闲居

下卷 幕僚生涯（847—859）

第十七章 远赴桂海

第十八章 昭州见闻

第十九章 大中三年在长安

第二十章 去徐州

第二十一章 丧妻的哀痛

第二十二章 梓州岁月

第二十三章 在佛教中求解脱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漫游

 结束语

附录 李商隐年谱

第十三章   初游江湘

这一年秋冬之交，李商隐离开长安，取道蓝田，越商山，出武关，经襄、邓，到江湘（今湖南北部洞庭湖、湘江流域一带）做了短期游历。

李商隐的这段行踪，史书并无明确记载，较早是由清人冯 浩在《玉溪生年谱》中提出的。冯浩在《年谱》开成五年下写 道：“商隐辞尉任，南游江乡。”并且注明“从本集酌书”。下面 又再次说明：“（李商隐）南游江乡，全从篇什中参悟得之也。”这里表现了古代学者严谨科学的态度：他坦白地承认自己论断 的假设性，并且交代了作出这个假设的根据。近人张采田赞同 冯浩的看法，并认为：“江乡之游，冯氏从篇什中参悟得之，有 功本集甚巨。”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已故史学家岑仲勉在所著 《唐史余渖》《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中就曾“力辨其非”，认为 所谓江乡之游，纯系冯、张“以无为有”。这一来可就麻烦了。争论的双方，一边是李商隐研究的权威，一边是著名唐史专家。

最苦的是，在他们发生争论之后，又没有关于李商隐生平的新材料被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结论究竟该如何作出，颇使后来的研究者为难。于是为李商隐作传只能择一而从。

本书作者认为：冯浩的说法虽然是一种假设，但他对这假设所作的论证（具体来说，即他对李商隐某些诗篇的解释）也有可商之处，因此，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很自然的。通过相互驳难，既可以推翻，也可以补充、修正，从而肯定原先的假设。这是人类认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过程。经过反复比较，本书作者认为冯浩的假设是可以成立的。这里，最重要的根据是开成末至会昌初（840—841）李商隐与刘蕡在江湘一带的一次会见。

李商隐诗集中现存《赠刘司户蕡》七律一首，还有稍后所写的哭悼刘蕡的诗四首，按这些诗的内容所显示的，诗人必须于某年冬末春初之际与刘蕡在江湘一带会晤甚至同游，否则这些诗中的有些话便无法解释。对于这一点，争论双方并无分歧。问题是，这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我们知道，江陵、潭州曾是商隐多次途经的地方。大中元年（847）他赴桂州郑亚幕，其年冬奉使江陵，明年春离桂北返，曾多次途经江陵、潭州。但根据以前的资料，那时刘蕡早已在柳州司户的任上死去。所以只能将李、刘的会晤设定在大中元年之前。而整个会昌年间（841—846）除了这次江湘之游，商隐又没有到过南方，因此他们相见的机会实际上也就只有这次江湘之游了。

本书下面所写的一大段内容，就是以此设定为前提，并对李商隐这一时期所作诗篇综合考虑而成。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假设李商隐确曾有过这次江湘之游，那么他究竟有何目的？

果然，冯浩和张采田又有进一步假设，他们认为商隐此行是“赴湖南杨嗣复之招”。杨嗣复是牛党重要人物，在文宗朝任宰相。他是文宗宠爱的杨妃的宗人，在政治上被杨妃倚为心腹。当文宗病势沉重，而册立太子之事尚未决策之际，杨嗣复是秉承杨妃之意，主张册立安王李溶的。据说他还曾写信给杨氏，鼓动她：“姑姑何不效（武）则天临朝？” 因此，当武宗即位，赐死杨妃及陈王成美、安王溶之后，杨嗣复当然也就不能继续在朝立足。开成五年八月，他即被贬为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治所在潭州，今湖南长沙）。李商隐在这之前与杨嗣复无甚交往。不过同商隐相熟的杨虞卿是嗣复的宗人，他们之间也有可能曾有过某种接触。冯、张二氏认为，此次商隐就是通过令狐绚的推荐去投奔他的——自开成三年商隐结婚以来，虽然令狐绚曾在背后攻击过他，但两人实际并未绝交 ；他们的交往一直保持到大中年间，不过是随着地位的日渐悬殊而愈来愈疏远淡漠而已。开成五年初，令狐绚为父服丧完毕，回朝起复为左补阙。由他出面介绍，在时、地两方面也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同意冯浩、张采田的前一个假设，相信李商隐开成末会昌初曾有一次“江乡之游”，那么，我们不妨也同意他们的后一个假设，即商隐此行是抱有某种寻求出路之目的。只是“赴杨嗣复之招”的说法不甚可信。因为杨本人在这时处境危困，不大可能主动“招”他。不过商隐起初寄望于他则是可能的。从商隐此前和一生的经历看，他的几次远游，都与谋生有关。像盛唐诗人李白、杜甫早期那样基本上不抱什么直接功利目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或“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豪兴，在李商隐的时代似乎已不多见。这不仅与个人的性格、兴致有关，更重要的是时代气氛和客观条件已经不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李商隐这次远行又确确实实是一次在谋生方面毫无所获的漫游。唯有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小小丰收，才使后人必须充分估计他这次漫游的价值。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不少哀婉愤懑而情味苦涩的诗篇。它们是他在生活中的失望、辛酸、苦闷和思索的记录与浓缩，是他心血和泪水的熔铸与结晶，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他以前作品所未有的高度。

离开长安，行过了数千里路程，李商隐于秋末冬初来到了湖南境内。他兴冲冲地登上岳阳楼，极目四眺，天空是这样清朗寥廓，原野是这样空旷苍茫，远远的君山是重重叠叠的苍翠墨绿，而白浪滔滔的洞庭湖更呈现出水天一色的浩渺风光。李商隐顿时觉得心旷神怡，诗情澎湃，他甚至来不及在记忆中搜寻前人登临此地时留下的诗篇，就吟出了自己此刻的感受：

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可怜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

——《岳阳楼》

诗人这时该有怎样的心理活动？也许是想到应当乘兴做一次湖上之游，也许是怀着摆脱世网、亲近自然的愉悦，也许是雄伟壮阔的风景使他平添了进取的勇气，总之，他的胸中鼓荡着充沛的豪情。李商隐边想边吟，忽又觉得自己这首小诗虽然比不上前辈诗人的名作，如孟浩然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可是，它所表现的快速的动感和天真的豪情，却也自有其不同于前人的特色。又一想，这诗中说到要一散“平生之愁”，它既不是一时之愁，也不完全是个人之愁，自己心中时刻忧虑的乃是国家和王朝的命运。不过，这一层意思不是一两句话、更不是一两个字讲得明白的，只得任凭读者领会体味去。想到这里，李商隐觉得方才那首绝句确实有所不足，稍一构想，便又吟出下边这一首来：

汉水方城带百蛮，四邻谁道乱周班。如何一梦高唐雨，自此无心入武关。

——《岳阳楼》

湖南一带原是古代楚国的地域，当诗人在岳阳楼上饱览楚地形胜时，想到楚国当初在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由于政治腐败、奸佞当道，而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最后为秦国所吞并时，自然不能不痛切地责问楚国的统治者：你们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到哪里去了，难道真的随着高唐一梦尽化乌有了吗？今天看来，这责问当然并不是只对着楚王的，把它视为对唐朝统治者的棒喝似乎也很妥当。

《洞庭鱼》一首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写成的。诗人用湖中“闹若雨前蚁，多于秋后蝇”的鱼为比，讽刺在官场中拥挤钻营、争斗不休的人们，预言他们见利忘害不会有好结果，同时表明自己的志趣是“浩荡天池路，翱翔欲化鹏”。从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安定城楼》这首诗的回音。盛唐诗人王之涣说得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高览远足以开阔心胸，我们从李商隐的创作中也得到了证实。

游毕洞庭，商隐接着南下潭州，去见杨嗣复。

杨嗣复作为一个逐臣，一个戴罪之身，在湖南的日子并不是很好过，而且地位也是极不稳固的。他深知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自己下错了赌注，唐武宗是不会轻易饶过他的。果然，他在潭州没待多久，很快又被贬到距长安更加遥远的潮州去当刺史（治所在海阳，今广东潮安），接着又被贬为湖州司马，几乎可以说是一撸到底。然而，他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下场还是当时在朝的几个宰相如李德裕、崔郸、崔珙等极力为他争取来的。封建官场的特点之一是墙倒众人推。杨嗣复被贬之后，就有一帮人在唐武宗面前再进谗言，说他曾勾结宦官刘弘逸、薛季棱“不利于陛下”，刘、薛既已伏法，现在该轮到杨嗣复了。于是，性急而褊狭的唐武宗立即下令派人将他在潭州就地正法。幸亏李德裕等解劝，武宗才稍稍息怒。杨嗣复属于牛党，在开成年间当宰相的那段日子里，也相当炙手可热，咄咄逼人，曾经多次和李党人物（如郑覃、陈夷行）发生过面对面的冲突，现在倒多亏李党党魁的保护才免丧一命。

李商隐到达潭州时，再贬杨嗣复的命令还未下达，所以他还来得及拜见杨，并受到杨的招待，被安排暂住在潭州官舍之中。当然，自身难保的杨嗣复，无法给商隐以实际的帮助 ；随之而来的贬逐令，更使他连聘请商隐担任幕僚的可能都丧失了。商隐不免失望，不过并没有理由埋怨杨嗣复。他倒是从杨嗣复的遭遇，想到政局的变幻不定给国家、给百姓、给一切渴望为国效力的贤才所带来的灾难和损失。一天傍晚他登上官舍里的一座空楼，眼前的景色和脑海中对历史的回忆，便融成这样的诗篇：

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

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潭州》

诗人想到关于大舜南巡和娥皇、女英泪洒湘江的传说，想到屈原和他那些感情炽热的诗篇，他也想到汉代才高命蹇的贾谊，想到曾建赫赫功勋的晋人陶侃。面对着静静流淌的湘水，缅怀着古人的业绩，同时揣摩着他们当时的心情、思绪，李商隐仿佛切实感受到了时间巨流冲刷一切的无情力量，从而产生出一种深沉浓重的寂寞空虚之感。

商隐知道杨嗣复无法庇护自己，便决定索性在江湘一带做一番漫游，然后回京。这里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产生过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传唱过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谣，孕育过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地方。这里到处有诱人流连的山水，有值得观赏的古迹，到处有拨动诗人心弦的诗情画意。于是，雄奇俊秀的自然景色，悲壮凄迷的前代事迹，古往今来的沧桑变迁，乃至屈原的《离骚》 《九歌》，宋玉的《九辩》《风赋》都一齐在商隐的眼前闪现、耳旁回响，都一齐在他的心头盘旋震荡，而这一切又终于奔凑汇聚于他的笔端。下面所举的两首七律，一首咏屈原，一首咏宋玉。前者表达作者对屈原的景仰悼惜之情，突出强调了他的爱国行为留给楚地百姓的深远影响 ；后者着重赞叹宋玉的才华，带有较多的自况意味。两首诗在形象的丰富与生动方面，在思想感情的深挚绵邈方面，在韵律的和谐铿锵方面，在设辞对仗的考究工稳方面，均已达到商隐创作的上乘水平，显示出他的律诗技巧在生活和艺术的磨炼中已经渐臻成熟。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

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楚宫》

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

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

——《宋玉》

开头的话 

李商隐（811—859），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 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一生中没有做过轰轰烈烈 的大事，作为唐朝政府的一名官吏，他的政治地位可以说 十分低下。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于文学创作方面的 话，那么，李商隐的贡献就绝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了。他 在晚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都是引人 注目的。作为诗人，李商隐在当时就已经享有盛名。他和 杜牧并称“李杜”，为了区别于李白、杜甫，又称为“小李 杜”。他和温庭筠并称“温李”，再加上另一个作家段成式， 又被当时的人誉为“三十六体”——他们三人作文风格都 倾向于繁缛华丽，恰巧各自在本家族中又都排行十六。 

但是，李商隐又是历来遭到很深误解和不公正评价的 一个作家。《旧唐书·李商隐传》说他和温庭筠两人“俱无 持操，恃才诡激”；《新唐书·李商隐传》则把令狐绹攻讦他 的“背恩”“无行”之言进一步推衍渲染成“忘家恩，放利 偷合”。在两《唐书》编者笔下，李商隐只能算是一个有才 华的无行文人。直到清人冯浩作《玉溪生年谱》，一面尽管 同情商隐的坎坷遭际，一面却还是认为他“植品论交，两无定守”，在最后总结道 ：“其无行诚不能解免。”仿佛“无 行”二字已成了李商隐的定评。近人张采田在《玉溪生年 谱会笺》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 ：“义山笃于情者，一不得当， 则烦冤莫诉，如醉如迷 ；偶假颜色，则又将喜将惧，急自 剖白。”这样描绘李商隐，正如后人指出的 ：“直如小孩哭 笑，刻画得不成样子。”（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 ： 导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研究论文中， 李商隐的“身价”也曾有过很大的起落。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末，他曾被打入“反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的逆流之中， 受到严厉的批判 ；七十年代中期，却又被“四人帮”的舆 论工具强加“法家诗人”的桂冠，获得许多不虞之誉。 

李商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思想、性格、气质 是什么样子？他的诗歌作品具有什么特色？他进行创作的 客观背景和内在动力是什么？总之，李商隐其人其诗与他 所处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评价其创作成就和局限？这一系列 问题显然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也都是为了比较准确透彻地 理解李商隐诗所必须研究的。这也可以说是所谓“知人论 世”的功夫。 

为了比较系统、具体地阐明上述种种问题，传记体裁 似乎是一种方便有利的形式。因为这种体裁允许展开一定 的历史画面，允许采用夹叙夹议和适当的文学描写，便于做到寓分析说理于描绘叙述之中，因此也就比较易于写出 传主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使读者得到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 印象。这就是本书作者明知自己学识浅薄、水平很低，但 还是勉力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如果熟悉李商隐的读者在 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它对这位晚唐重要诗人的刻画和评 价距离事实还不算太远，如果更多的人因为这本书而引起 进一步研读李商隐诗歌的兴趣，作者的心愿就满足了——然 而，同这本小书实际达到的水平相比，恐怕已经近于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