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就业和终身工作的时代将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而终结，失业、裁员、零工、外包、超长加班将陪伴每个打工人。所有劳动者都将深陷不稳定性，其个人境遇也将与公司的利润和业绩、经济发展水平等数据解绑。

不安全感侵袭着社会中的所有位置，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现在学什么或掌握什么技能，未来就可以不必面对失业。

这就是知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希望我们注意的“工作社会的终结”。

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就没有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如果找不到工作，如何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贝克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框架，剖析传统工作社会的瓦解与新工作秩序的形成。书中指出，支撑战后社会的福特制就业体系因全球化、技术进步而崩塌，标准化终身职业消失，临时工、零工等非标准雇佣成常态，工作不安全感蔓延，贫富分化与社会排斥加剧，工作赋予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联结也随之断裂。新工作秩序呈现去标准化、个体化特征，资本将就业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形成“就业不足体系”，出现过度工作与就业不足并存的失衡现象。

贝克提出转型构想，主张构建公民网络推动“公民工作”，重构社会保护体系，让人们在资本的剥削世界之外，发挥自身的特质与价值，从事符合意愿的公民工作，并由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增值提供生活保障。

这本书将为理解数字化时代就业变革及社会契约革新提供重要启示。

本书以社会学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工业社会稳定就业范式的消解，聚焦灵活化、碎片化低质量就业对传统工作社会的冲击，剖析了其引发的个体生存焦虑与社会风险重构，同时探寻了后工业时代工作形态转型的社会逻辑，为理解现代工作社会变迁提供了核心理论框架，该书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伦理、社会整合与个体生命历程的关系，为我们理解当代就业困境提供了关键诊断，亦揭示了工作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中的挑战与可能。

──文军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有个班可以上”的人在减少，只能去“找点事情做”的人在增加，这是当今人类社会的普遍趋势。对此这本书介绍了更多国家的情况，也给出了进一步的方案，即承认各种帮助社会维系的“多元活动”的劳动价值。这个想法与“基本收入”联系在一起，确实能够给人启发。对于当代中国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非常及时，很有价值！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人工智能重塑劳动力市场、生态危机日益紧迫的当下，乌尔里希·贝克的经典著作《工作社会的终结》中译本的出版恰逢其时。作为德国风险社会理论的奠基人，贝克以敏锐的洞察力打破了“充分就业”的传统迷思，引领读者深入思考后工业时代的工作本质与社会形态。本书的核心命题直指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当标准化雇佣劳动逐渐瓦解，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工作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由杨君教授组织翻译的这部译著，不仅是社会科学领域具

有学术引领意义的作品，更是一面映照当代社会困境的镜子，为破解“增长论”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工具箱。本书的启示意义在于：终结并非消亡，而是新生的起点一唯有超越雇佣劳动的狭隘定义，我们才能在这场文明转型中，共同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公正与创造力的未来。

──汪华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将贝克充满智慧的洞见和当代工作社会相比较，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掌握今天劳动世界的诸多真理。

──郑作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在全球范围内，就业形态正日益趋于不稳定，传统意义上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福利逐渐成为过去。在这一背景下，公民劳动的价值愈发凸显。《工作社会的终结》一书，为我们重新思考工作、闲暇与生活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公平与公正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视角。这不仅促使我们反思个体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定义自我、实现价值，更为探索极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劳动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由此全面回应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姚建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在现代社会，工作是一切社会身份、价值与保障的核心支点，诸多制度性建构也都深植于“有稳定就业=有价值”这一基本假设之上。然而，乌尔里希·贝克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却犀利地指出：“工作社会”正在瓦解，我们正步入一个不确定的后工作时代。面对灵活就业、非典型劳动常态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崩解，他呼吁我们必须超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叙事，重新思考劳动的社会基础和个体生活的多元可能性。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长聘副教授

与社会普遍对失业的普遍担忧不同，《工作社会的终结》一书颠覆了人们对工作的传统看法。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工作社会已逼近其技术与生态的极限，完全就业正在成为一个过时的乌托邦。其基于公民劳动与无条件基本收入理念，为后工作时代勾勒出一个具有解放潜力的未来。在人们对就业怀有广泛忧虑的今天，杨君老师将此书译介到中文世界，可谓恰逢其时！这不仅为我们思考人类未来的存在方式打开了一个新视野，也为推进社会制度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对话参照。

──贾文娟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我们还有何种活法   刘云杉
走向多元活动的未来   王行坤
前    言
引    言? 以自由取代充分就业！关于基本收入及工作替代方案的访谈
第 1 章? 西方社会的“巴西化”：两种设想与一个引言
第 2 章? 工作社会的对立面
第 3 章? 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的转型：五大挑战
第 4 章? 工作的未来与设想：一份中期财务状况表
第 5 章? 风险体制：工作社会如何转变为风险社会
第 6 章? 一千种不稳定工作的世界：从巴西窥探欧洲的未来
第 7 章? 杰出的范例？美国的工作与民主
第 8 章? 未来愿景（1）：崇尚劳动文明的欧洲
第 9 章? 未来愿景（2）：后民族国家形态的公民社会
愿    景     迈向世界公民社会的十二条论纲
注?释
部分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第1章 西方社会的“巴西化”：两种设想与一个引言

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乌托邦的意外后果，是西方社会的“巴西化”。当今的全球社会已显现出的若干趋势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美国所谓的“就业奇迹”、从工作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即未来的工作内容的核心将是信息），还有“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有偿工作形态上呈现出的新相似性：临时性、不稳定、不连续性与松散的非正式性，这些现象正渗透到此前作为充分就业堡垒的西方社会。因此，西方核心地带的社会结构正逐渐呈现南半球国家的“拼凑式马赛克”特征，即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显现出多样性、模糊性与不稳定性。

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

在像巴西这样的半工业化国家，依赖全职工作的薪资为生的人，在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少数，大多数人在更为不稳定的条件下谋生。他们有的是流动商贩、小商贩或手工业者，有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个人服务，还有的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就业形式和培训之间来回奔波。正如所谓高度发达经济体发展的新情况所显示的，这种四处奔波的“多元活动”状态并非前现代的遗留物—到21 世纪初，在西方社会还主要是女性劳动力的特点，而是在后工作社会中迅速发展出的一种新形态，该形态的核心特征是有吸引力的、要求高技能且高薪的全职工作正在逐渐消失。

德国的发展趋势或许可以代表其他西方社会的情况。在 20世纪 60 年代，这类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的雇员仅占雇员总数的1/10；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1/4，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这一比例达到了 1/3。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持续下去（有很多迹象表明它的确会继续）再过十年便只有一半的雇员能在其一生中的较长时间里拥有一份全职工作，而另一半人将以类似巴西人那样的方式工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或世界风险社会政治经济学需要更详细分析和理论化的大致框架：

在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中，新的权力博弈在地域固定的政治参与者（政府、议会、工会）与地域不固定的经济参与者（资本、金融和贸易）之间上演，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

这给人造成了一种有充分依据的印象—单个国家的行动空间受限于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以更高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应对持续增长的贫困（就像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要么接受严重的贫困以换取稍低失业率（就像美国那样）。

这与工作社会正走向终结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将被智能技术取代，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正走向衰落。这意味着，失业率的上升再也不能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解释了，它更多是由于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功。旧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无法生效，而且所有的有偿工作都面临被取代的威胁。“对 21 世纪末的人们来说，今天围绕工作展开的斗争，看上去就像是在争抢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的躺椅一样。”“终身职业”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应对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那些曾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因素（充分就业、有保障的养老金、高额税收、公共政策的灵活性）如今都面临连锁风险。有偿就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福利国家的社会根基正在瓦解，正常的人生轨迹变得支离破碎，老年贫困已成定局，而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福利保障需求。

因此，传统的防御策略陷入被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口号。换句话说，就是雇主能更轻易地解雇员工。灵活性还意味着将风险从国家和经济向个人转嫁。工作岗位变为短期且易于终止（即“可续约”）。最后，灵活性意味着：“振作点，你的技能和知识已经过时了，没人能确切地告诉你，学点什么才能在未来保持竞争力！”

结果是，工作关系越是“放松管制”和“灵活化”，工作社会就会越快地转变为风险社会，无论是在个人生活层面，还是在国家和政治层面，风险社会都是难以预测的。而且，理解风险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所产生的矛盾后果，也愈发重要。6 无论如何，有一个未来的趋势是清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表面上繁荣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存基础和生活世界也将被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笼罩。越来越多的人被鼓励像经营“自我公司”（Me &Co.）一样去表现自己，在市场上推销自己。

在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的最顶层和最底层的狭小范围内，极度的清晰明确性出现了，而底层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称之为底层，而是处于社会之外了。但这两者之间，模糊性普遍存在，各种混乱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贫困与富有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模糊地带。

然而，在“模糊的社会结构”中定义或重构这些处于范畴之间的生存状态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存在一种明确的模糊状态。与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不同，模糊的政治经济所产生的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而是一种“亦此亦彼”的文化。这首先意味着，社会的顶层和底层不再是明确对立的两极，它们以新的方式相互重叠、融合，形成了一种暂时性富裕与某方面贫困的状态，或者说形成了相应的混合生存模式。因此，不安全感弥漫在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阶层中。而知识和资本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导致社会的分裂，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群体的集体衰落。起初，这种情况可能会被“独立自主的创业个人主义”的美好说辞掩盖—可以说，是通过话语进行了“粉饰”。但长远来看，人们会发现，备受赞誉的福利国家的基础、充满活力的日常民主制度，以及建立在“制度化的阶级妥协”基础上的工人公民社会的整个自我形象，都逐渐分崩离析，这一点是无法长期掩盖的。

因此，欧元货币实验开始之际（1999—2002 年），正值欧洲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充分就业之时—这种失去已覆水难收，欧洲战后的发展规划及其对自身的认知都悬而未决。随着西方各国的全球资本主义逐渐消解工作社会的核心价值，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历史纽带也土崩瓦解。不要产生误解。一种只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不考虑雇员、（福利）国家和民主的私有制资本主义，是放弃了自身合法性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是对民主的无知。因为市场本身并不能成为其自身的正当理由—它只是一种经济体系，只有在与物质保障、社会权利和民主（或者说民主国家）相互作用时，才具有可行性。把一切都押在自由市场上的人，在摧毁民主的同时，也摧毁了整个经济体系。1998 年秋天，亚洲、俄罗斯和南美洲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 2000 年随新市场的崩溃而为德国带来“震感”的股市危机。

这些都仅仅是未来趋势一个预兆。

如今，没有人质疑资本主义。确实，谁敢这么做呢？资本主义唯一强大的对手，正是那种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本身。劳动力市场传来的坏消息，却在华尔街被当作捷报，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劳动力成本下降时利润就会上升。

真正剥夺了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合法性的，不在于它打破了国家壁垒，以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而在于它阻碍了为建立新的欧洲社会模式和社会契约所采取的政治举措。如今，任何思考失业问题的人，都不应再深陷于有关“第二劳动力市场”、“工资成本下降”或“公共支出比例”等陈旧的争论。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充分就业社会之外，民主何以可能？看似终结与崩溃，实则必须转化为孕育新思想和新模式的奠基时期，一个能为通向 21 世纪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开辟道路的时期。

间歇性就业权

“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安德烈·高兹认为，当传统解决方案均告失败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承认“危机”并将其转化为新常态的基础。他写道：“我们正在告别工作社会，却尚未探寻新社会的轮廓。”在当下的困境中，他察觉到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发展路径的雏形，这种路径将为所有人带来新的安全与自由。“我们深知、感受到并意识到，我们都是潜在的失业者、未充分就业者、缺乏工作保障的兼职者或临时工。但个体层面的认知尚未转化为对新现实的集体觉醒。”只有在发出如下宣言之后—“自由市场乌托邦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主要根源，即使新的高速增长也无法复兴昔日的充分就业社会”，才有可能勾勒出新的社会模式及其实现路径。高兹勾勒出一种视角的转变：失业将转化为充裕的时间，低增长将成为激发自我主动性的动力。8

我提议再迈出关键的一步。与工作社会相对立的，是当下个人政治社会的强化，是积极的公民社会的强化，是兼具地方性与跨国性的欧洲公民民主的强化。这个由积极公民组成的社会，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其活动既在地方层面展开，也跨越国界。它能够找到并发展出应对第二现代性挑战的答案，这些挑战包括个体化、全球化、就业机会减少以及生态危机。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在诸如生态倡议、《21 世纪议程》*、帮助无家可归者、地方剧院、文化中心以及讨论场所等市政项目中，社群民主和身份认同被赋予新的活力。

这一构想描绘的前景是，取代一个执着于有偿工作的社会，逐步实现对时间的自主掌控，并在自我组织的活动网络中体验政治自由。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详见第 8—9 章）：如何组织自发性活动？这难道不是一种让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摆脱对公民提供保障责任的意识形态吗？

公民社会和直接民主的前提是公民有精力积极参与。但这难道不会将那些因承受巨大经济压力或实际上濒临破产，而无法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在文化上也被边缘化的人排除在外吗？公民民主的理念难道不是源自中产阶级的田园牧歌式幻想吗？而且，这难道不会催生一个低薪行业，使正规有薪工作岗位减少，从而实际上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吗？

此外，这种对恢复充分就业的虚假幻想的反驳，绝不能导致有薪劳动者和从事公民活动的劳动者之间产生新的阶级分化，也不能致使女性被排挤出有薪工作领域，或者让她们在有薪工作和家务劳动这双重负担上的处境变得更糟。因此，地方民主的活跃与以下关于“多元活动”社会中劳动分工的先决条件密切相关。

所有全职工作者的工作时长都应该减少。

无论男女，只要愿意，都应有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一份有薪工作。

育儿劳动以及与儿童相关的工作，应该和在艺术、文化及政治领域的公民劳动一样，获得同等的社会认可—例如，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领取资格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同时参与有薪劳动和公民劳动，其前提是男女之间对家务重新分配。但必须确保选择的可能性不再是虚幻的。在现代工作社会中，那种先抽出几年时间离开工作，之后再重返岗位的想法充满了风险。许多女性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却不敢这么做，因为她们担心最终会陷入英国学者苏珊娜·弗兰克斯（Suzanne Franks）所说的“滑轨上的兼职贫民窟”。

从根本上说，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在欧洲，一个超国家但又具有政治性的公民社会如何能够成为现实？我的回答如下：只有我们将那些不稳定的新型就业形式转变为一种多元工作的权利、一种继续就业的权利、一种选择工作时长的权利，以及一种在集体谈判协议中得到保障的对工作时间的自主掌控权时—只有到那时，才能够在协调工作、生活和政治活动方面，确保新的自由空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将能够在一年或数年的时间里规划自己的生活，规划在家庭、有偿工作、闲暇和政治参与之间的过渡，并使这种规划与他人的诉求和期望相协调。只有到那时，自由、安全和责任这三项原则才能得到调整和重申。如今，无论是在美国、欧洲、日本还是其他地方，在有偿工作与“其余”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创造性的平衡已然成为主要的文化和政治课题。

对充分就业时代的怀旧之情，是人们拼命捍卫的最后堡垒，他们试图以此阻止第二现代性中真正重大的问题的暴露。如何将增长的极限转化为人们可以接受的生活和工作形式呢？我们要怎样才能实现一个拥有自己的宪法和公民社会的政治欧洲，从而在全球时代，让欧洲民主理念得到重新定义？除了保护主义和无动于衷，各国将如何应对贫困人口向世界较富裕地区的迁移？在性别革命之后，人们将如何生活和相爱呢？全球正义的意义何在？或者说得更保守一点：这将如何成为跨国政治辩论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过于艰巨，令人望而生畏。然而，鉴于工作已丧失维系一切的中心地位，这已经使社会和民主面临危险，这些问题恰恰有可能成为既具地方性又具跨国性的全球公民社会的核心。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一点。与工作社会相对立的，既不是自由时间，也不是闲暇社会，因为这两者仍被包含在工作价值帝国主义的框架之内，尽管是以一种负面的形式存在的。与之相对立的是新型的积极主动、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性公民社会，也就是“自我文化”。这种“自我文化”正在发展、检验并践行一种丰富而崭新的政治理念。

一条充满风险的路径

马塞尔·普鲁斯特说得没错，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以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当然，对社会科学学者而言，存在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究竟哪些数据和论据能够为一项以未来为导向且打破了工作社会基本假设的研究提供依据。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如果没有对未来各种可能情景的设想，如何能恰当地分析和理解如今支离破碎且全球化的工作社会的现状？

对工作社会的传统分析，从不探讨其他可能的未来走向，却从某种角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暗示工作社会在个人生活轨迹、社会层面以及政治层面的规范，会无止境地延续到未来。总体而言，人们心照不宣地假定，过去和现在的模式也将成为未来的模式，即以充分就业社会为模式，带有其指导思想、制度体系、经济与政治组织形式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的模式。那么，在涉及具体细节时，严格来说，目前对于“晚期工作社会”的调查是建立在一种未明确表达的“照旧延续”的教条上的。这种教条无论是从实证、理论还是政治层面，都没能与其他的可能情形做比较和区分。

这种研究方法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因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和困难。从当前的趋势和数据来推断未来，就如同占卜一样不可靠。其中一个特殊的困难在于，鉴于工作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框架来识别新出现的现实情况的独特性，而不是把这些新情况当作异常现象，掩盖在所谓“常态”的表象之下。本书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一次尝试，这也是它被归入“富有前瞻性的非虚构作品”类别的原因。本书的论述属于非虚构内容，因为在描述事物的现状和未来状态时，它运用了所有能够想到且可获取的论据、数据、概念和模型。它又具有前瞻性，因为它反对工作社会那种未明言却一直自我延续的状态，提出了一种后工作社会的雏形设想，后者是一种政治性公民社会，其基本特征和迹象如今已初现端倪，体现在全新的跨地域和跨国界的意义上。读者可以在读完本书后自行判断，这种设想是合理的、怪异的、荒诞的，还是现实可行的—还是可能兼而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