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裁判是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棘手且持续讨论的问题。

司法实践在疑难案件面前，往往据法无确定之法，不据法则无公认之理据；而与此同时，“合宪性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极富实践价值的裁判理据却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实践入口，寂寥地散落于理论的工具箱。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个问题。

司法实践中，疑难案件的“法律化”思维往往因与公共意见不协调而招致业内外的批评与指责，甚至引发公共讨论；“社会化”的思维则强化了司法的常理性而弱化了司法的法理性，而最终损害法治。

在疑难案件面前，强化宪法原则、法律价值的引领作用，探寻“规则”与“现实”的衡平之策，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而这一课题，法律界与法学界远未达成共识，对“现实”的深度关注，对“实效”的刻意追求，是法治的逆流还是法治的必然？是政治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是权宜之策还是长久之计？人们莫衷一是。

如果司法可以关切现实，则如何关切才是法治的、有效的？我们更是较少深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律现实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智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