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以彼得洛维慈代表旧派的父代，以伯扎洛甫代表新派的子代。父子两代的冲突——思想的冲突——就以彼得洛委慈与巴札洛甫之冲突代表之，揭示了面临社会变革时期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这是俄国文学史上揭露当时俄国社会矛盾和揭示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作品。问世之初曾在俄国引起争论，但至今一直为中外读者所喜爱。

　　屠格涅夫的著作没有比《父与子》一书更引起人的注意与辩论的了。自这部书出后，他在欧洲的名誉，隆重了、伟大了许多；但在他的本国却十个有九个人对于这本书起反感的。就是平常很崇拜他的精美的艺术的，到这个时候，也附和而攻击他。新派攻击他，因为他们以为屠格涅夫作这本书是讥嘲他们的；旧派攻击他，因为他们以为屠格涅夫作这本书是反对旧的而赞美新的。其实屠格涅夫却于此都无容心。他只知描写当时的实况。
　　——文学评论家 郑振铎
　　
　　《父与子》是表现六十年代的俄国政治家的图画，而留遗后世以一个不朽的艺术作品。
　　——美国批评家  菲尔甫
　　
　　这套丛书选择了1919年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五十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佳的世纪回眸。
　　——学者 陈建华

　　叙言
　　屠格涅夫的着作没有比《父与子》一书更引起人的注意与辩论的了。自这部书出后，他在欧洲的名誉，隆重了、伟大了许多；但在他的本国却十个有九个人对于这本书起反感的。就是平常很崇拜他的精美的艺术的，到这个时候，也附和而攻击他。新派攻击他，因为他们以为屠格涅夫作这本书是讥嘲他们的；旧派攻击他，因为他们以为屠格涅夫作这本书是反对旧的而赞美新的。其实屠格涅夫却于此都无容心。他只知描写当时的实况。
　　这部书出版的时候是一八六二年。那时正是新旧派竞争很激烈的时候。新派的虚无主义者突起于知识阶级中，日以破坏一切旧的道德、旧的信仰、旧的艺术、旧的法律等等相号召。旧派的感情主义者、美术主义者，则极力与之抗衡，以保存他们所信奉的、因袭的东西。
　　屠格涅夫在这部书中，以彼得洛维慈代表旧派的父代，以伯扎洛甫代表新派的子代。父子两代的冲突——思想的冲突——就以彼得洛委慈与巴札洛甫之冲突代表之。巴札洛甫是一个少年医生，“一个不屈膝于任何崇敬的威权面前，不承受任何没有证明的理想的人”。对于当代的制度，他一切取反对态度；对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习俗与小节，他更弃之若遗。他因为要回家省亲，顺道同一位朋友——他的信徒——到他（他的朋友）家里暂住。他的朋友家里有一位父亲，一位叔叔，叔叔就是保罗·彼得洛委慈，父代的代表。他与泊威常常冲突。终了，至于决斗。
　　这都是实在的情形。巴札洛甫这个人据说也是实有其人。勃兰特（Brandes）说：“一八六○年，屠格涅夫在德国旅行，在一列火车上，遇见一个少年的俄国医生。这个医生同屠格涅夫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话，他的奇特的意见使得屠格涅夫惊骇。他给这个人以巴札洛甫的名头。”因为要他自己与这人个性相熟，屠格涅夫开始作《巴札洛甫日记》，就是当他读一本新书，或遇见一个引起他兴趣或表显些政治或社会性质特点的人，他就在这本日记上批评他，照着“巴札洛甫式的思想”。虽然许多人骂他，说他是空想，当时的子代绝不如巴札洛甫、父代也绝不与泊威·彼得洛委慈一样，然而他却的的确确是写实。俄国批评家文格洛甫（S.Vengueroff）以为这部小说与实际互相影响，实为至常之言。
　　在艺术上讲来，他的成绩也是极高。急进派的批评家虽然大骂他，以为从艺术方面看来，这本小说是完全不满人意的。没有一条线索，没有一个动作，把这本小说的各部联而为一。他是教训主义的，每个书中人都不过是某种意见或趋向的表现或代表而已。因此，书中没有一个有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有生气的灵魂，只不过是种种的抽象观念，种种的运动，人格化了而呼以相当的名字而已。然而这种话却靠不住，因为这是攻击他的急进派所言的。极少数的公平的俄国人和别的地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称此作为屠格涅夫特异天才的成熟的能力的结晶。思想之明了、艺术之宏伟、情节之简明、全部小说之平稳而贯串、戏剧力之丰腴，随处给屠格涅夫以更高的艺术的威权。正如美国批评家菲尔甫（L.Phelps）所说的：“《父与子》是表现六十年代的俄国政治家的图画，而留遗后世以一个不朽的艺术作品。”
　　屠格涅夫自己对于《父与子》也有一段话：
　　“巴札洛甫把我小说中的其余的人都盖在影子里。他是忠实、直前而纯粹的民主主义者，而他们却不能在他身上找出好处！与泊威·彼得洛委慈决斗的事只显出这个文雅、高贵的武士的知识的空虚；实在说来，我还把他写得铺张扬厉，使他可笑呢。我对于巴札洛甫是要到处把彼高高地超越于泊威·彼得洛委慈之上的。然而当他自称为虚无主义者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把他念作革命主义者。一方面描写一个贪赃的官吏，一方面描写一个理想的青年——这种的画图让别人去描写吧。我的目的比此更高些，我结束在一点：如果读者不为巴札洛甫所胜，不管他的粗暴、无心、无怜惜的干燥与爽直，那么这个过失是我的——我失去我的目的了；但用糖汁把他弄得更甜美些（用巴札洛甫自己的语言），我却不愿意做，虽然由此也许可以立刻把俄罗斯的青年拉到我这一方面来。”
　　由这一段话，他的意见很可以看出了。对于巴札洛甫他实在非常热心。到了后来，他又说道：“我是完全分有巴札洛甫的思想的。所有一切，只除了他对于艺术的否认。”但在实际上，他虽爱巴札洛甫，却不是巴札洛甫式的人，他只是一个宁静的悲观主义者。对于巴札洛甫的强烈与粗暴与能力，他只有赞扬，却不能仿效。他之所以自以为是完全分有巴札洛甫的思想的人，有许多批评家说，这是因为他不能自知之故。许多文学家都是“自知则昧”的人。
　　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却不可不说。这本书虽然第一次用虚无主义（Nihilism）这个词，他的意义却与后来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一年间所发生的不同。《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巴札洛甫的反抗思想是从科学思想发生出来的，他因为当时俄国的道德、宗教、国家等等一切皆建筑在虚伪谬误的基础上，所以一切都要反对否认。后来的虚无党却不然。他们的人生观在路卜岑（Ropshin）的《灰色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