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报告文学的方式，记述了钟扬这位植物学家，如何从一名普通的学生，一步步地成长、蜕变，最终确立自己的学术奋斗方向，并在科研学术制高点和海拔的高处砥砺前行，做出了一番惊天伟业。揭示了其奉献科研的品质、16年援藏的心路历程和丰硕成果、高瞻远瞩的种质资源寻找与保存的战略思想、立足教育的高远历史布局，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一位满满正能量的时代科学家的楷模形象。

　　《至诚初心，播种未来：钟扬：青少版》：
　　文学和植物学当年，在那个报告文学兴盛的时代，我曾经被作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生命之树常绿》打动，前一篇写的是数学家陈景润，后一篇是写蔡希陶的。
　　蔡希陶是我国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没有他在瑞丽的森林中发现两棵巴西三叶橡胶树，哪有后来遍布云南的中国橡胶林？没有他开始种植境外来的“大金元”烤烟种子，哪有后来闻名遐迩的“云烟”？1932年的时候，他已经闯进云南原始森林，三年跋涉，风餐露宿，虫叮蛇咬，采集到1万多号植物标本和种子，却差点因为中了瘴气之毒丢掉性命。
　　年轻时的蔡希陶文笔相当好。鲁迅对他说：我刚看了你的一篇小说，写得很有气派，虽然是个小伙子，你有关东大汉的气派。
　　如果蔡希陶写下去，成为一个**作家是不成问题的，再说还有鲁迅先生推介。可是，蔡希陶被植物迷住，不写小说了，他和鲁迅先生走了一个逆向：鲁迅从植物学、医学“改行”，变为一个文学家；而蔡希陶，从一个出色的文学作者，转变为一个植物学家。
　　这样的擦肩而过很有趣，也意味深长。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他创作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结构宏伟、想象丰富、辞藻华丽的诗歌《浮士德》，这些代表作可谓传世经典。然而，歌德也是一位植物学家，和蔡希陶不同的是，他不转向，兼为文学家和植物学家。
　　文学和植物学是不是有一种隐秘的丝线牵扯着呢？我一时想不清楚，琢磨了好久也琢磨不透。但是我很清楚：没有植物，这世界就“消亡”了；没有文学，人的脑袋就“消亡”了。
　　我所知道的一点牵连是：不少青少年，正是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高考时报考了大学的数学系和生物学系。
　　我老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采访一位神秘的和文学有牵连的植物学家？或者采访一位和植物学有着深深情结的文学家？探索一下那根神秘的丝线？《中国植物志》已经出版，它有80卷，共126本，字数达到5000多万，光是目录就有厚厚的一大本，绘图就有1000多幅。让我感到欣喜的是这套书的作者达到312位之多，绘图员达到164位之多，他们整整编绘了45个年头，才奉献出如此巨著。我不相信，在这312位植物学家里找不到我要采访的对象，解不了我心头的那个结。
　　机会来了，2006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建设“上海世博会”的同时，建造一个配套工程——规模浩大的上海辰山植物园。
　　2010年“世博会”开园前夕，我赶到辰山植物园采访了它的科研中心——植物园的首要功能不是卖门票让游客参观游览，而是搞植物研究——这时，已经有20多位植物学家汇集于此，他们悄无声息地忙碌着，要么在全围漫山遍野地跑，收集小种子和小根苗，要么一头扎在植物园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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