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模式，具体论述了西欧封建社会中的集市贸易和城市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等。

前言

第一章 资本主义起源：一个历史难题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解
一、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解释
二、私人雇佣关系仅仅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之
三、原生型的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第二节 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方法论探讨
一、商品货币关系
二、产权
三、新教伦理
四、市民意识
第三节 原生型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四个基本概念
一、体制外的权力中心
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
三、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
四、制度的调整

第二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的集市贸易和城市的兴起
第一节 集市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一、封建领地的纯粹自给自足经济不可能长久维持
二、集市贸易的产生
三、集市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四、社会流动与集市平等原则
第二节 城市的兴起
一、城市成长的自发性
二、西欧的中世纪城市：制度分化的产物
三、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的调和
……

第三章 童西欧封建社会中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和反限制
第四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第五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己力量夺取政权的过程
第六章 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
第七章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所引起的思考（上）
第八章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所引起的思考（下）

引用书刊索引
后记

　　《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
　　一、体制外的权力中心
　　权力中心可以分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两类。以西欧封建社会来说，在前期，只存在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到了后期，出现了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出现与发展是制度分化的结果。制度分化是指：原来是统一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使制度产生了裂缝，在制度框架内出现了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它的存在和壮大对制度本身进行挑战，并最终使原来的制度解体，导致制度更换。
　　西欧封建社会中，起初只存在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并且体制内权力中心是多元的。这既与西欧封建社会实行的分封制有关，也与世俗统治和教会统治并存有关。从世俗统治的角度看，国王是一个权力中心，各个诸侯在自己的封建领地内是一个权力中心，国王的权力中心和各个诸侯的权力中心同时存在，国王同诸侯之间有矛盾，有冲突，诸侯之间也相互有矛盾，有冲突。从教会统治的角度看，教皇是一个权力中心，各个教区的大主教各自又形成一个权力中心，教皇的权力中心和各个大主教的权力中心也同时存在，教皇同大主教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大主教之间同样有矛盾，有冲突，以至于有记载说，甚至在教皇加冕的宴会中，每个枢机主教都要随身带着自己的侍者和自家的酒，否则就有被毒死的危险。这种风险当时在罗马很普遍，客人这样做“并不伤害主人的面子”。
　　由于世俗统治和教会统治并存，世俗的权力中心同教会的权力中心并存，因此不同的权力中心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国王与教皇之间，国王与本教区的大主教之间，诸侯与本教区的大主教之间，也经常出现冲突。
　　但所有上述的权力中心在西欧封建社会中，都属于体制内的。可以把这些权力中心称为体制内的权力中心。体制内的权力中心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一种抗衡局面，每一个体制内权力中心都是抗衡力量之一。结果如何呢？不妨用亨利·西蒙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抗衡力量时所说的话来评论西欧封建社会中的抗衡力量。假定既缺乏竞争，又缺乏专制，“似乎没有办法使这些集团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协调的和合作的行动”；集团之间“固有的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内部有效竞争法规，或者通过来自上面绝对权威的控制去协调或制止。”就西欧封建社会这些体制内权力中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言，在缺乏上面的绝对权威时，要靠大封建主同教会的协商，或靠封建主之间的协商来解决。当然，这种解决是建立在彼此势力基本相当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势力的基本均衡状态被打破了，冲突便又展开了。直到后来，王权兴起之后，问题才有可能在封建制度模式框架内得到解决。但这并不保证不会出现新的抗衡力量并向上面的绝对权威挑战，尽管这仍属于封建社会体制内权力中心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权力中心本身，同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是相容的。
　　由于世俗统治和教会统治并存，世俗的权力中心同教会的权力中心并存，因此不同的权力中心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国王与教皇之间，国王与本教区的大主教之间，诸侯与本教区的大主教之间，也经常出现冲突。
　　但所有上述的权力中心在西欧封建社会中，都属于体制内的。可以把这些权力中心称为体制内的权力中心。体制内的权力中心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一种抗衡局面，每一个体制内权力中心都是抗衡力量之一。结果如何呢？不妨用亨利·西蒙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抗衡力量时所说的话来评论西欧封建社会中的抗衡力量。假定既缺乏竞争，又缺乏专制，“似乎没有办法使这些集团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协调的和合作的行动”；①集团之间“固有的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内部有效竞争法规，或者通过来自上面绝对权威的控制去协调或制止。”②就西欧封建社会这些体制内权力中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言，在缺乏上面的绝对权威时，要靠大封建主同教会的协商，或靠封建主之间的协商来解决。当然，这种解决是建立在彼此势力基本相当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势力的基本均衡状态被打破了，冲突便又展开了。直到后来，王权兴起之后，问题才有可能在封建制度模式框架内得到解决。但这并不保证不会出现新的抗衡力量并向上面的绝对权威挑战，尽管这仍属于封建社会体制内权力中心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权力中心本身，同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是相容的。
　　……

　　本书是一本比较经济史著作，同时书中还讨论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若干经济理论问题。本书试图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封建社会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来说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我把自己所进行的这一研究称做制度分化和制度调整分析。封建社会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制度分化研究的内容。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转变，是制度调整研究的内容。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就是经济成长的过程，而经济成长既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条件，又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二者同时对经济成长发生作用。然而，制度环境也许比技术条件更能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条件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才能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罗斯托作为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书中，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样五个阶段。他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又增加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关于罗斯托的理论，学术界的争论十分激烈。据亨利·罗索夫斯基的看法，单就“起飞”概念而言，就有支持派和反对派，而且两派各有知名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专家①。面对这场争论，罗斯托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声明决不放弃原来的观点②。由于“起飞”指的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也就是指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开始，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经济学家的关心。但从争论的焦点来看，主要集中于积累率的高低、各国“起飞”的年代划分、经济中主导部门的确定、工业化是渐进的还是突发性的等问题上，而没有人反对罗斯托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起飞”需要有制度环境③。但本书认为制度环境这一说法比较空泛，难以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因此，本书提出的制度分化和制度调整分析，看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作较深入和细致的说明。
　　经济学家习惯于把封建社会看成是传统社会（当然，传统社会还包括前封建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近代社会（如果从历史延续方面看，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了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