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十日谈》源自于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文化十日谈》采有对话方式，二人畅谈古今、纵横捭阖，对知识分子之命运、历史研究之要义、出版阅读之现状、文学艺术之真谛、公共政策之得失等，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行文酣畅淋漓，常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令人拍案叫绝。不家老村的绘画数幅点缀其间，图文互补，相映成趣，堪称近年文化批评与思想评论界不容错过的佳作。

　　某些概念不仅具有特定内涵，还有着无限丰富性。比如时空，比如文明。当有人议论解析剽窃、告密、学术失范、教育沉沦、出版垄断以及“文人难过皇帝关”等等社会现象是不文明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就有可能从这里开始。议论解析采取对话方式；理性，入微，琐细，但我分明觉察到平和态度后面的尖锐、悲悯和愤怒。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章诒和
　　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不仅因为直率、中肯，而且现实感和历史感兼备。两位学者以言语平实见长，还善于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在陈述和评判之间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两位的观点与关切最容易引人分享和共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
　　在万花筒一般五光十色又变幻不定的社会“表象”之下，探寻某种“基准色”，委实不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
　　说昔日的教育，是为了冲现在的教育拍砖。拍到点上，砖砖都砸到七寸，这样的“砖家”多了，中国的教育也许有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士林风骨
束星北：科学界的“陈寅恪”
被遗忘的国士伍连德
徐璋本的思想
社会贤达的作用
硬骨头章乃器
文化领袖为何缺位
大律师张思之
农学家董时进
钱锺书的另一面
胡适也曾讲硬话
政治和人情
科学家与家庭妇女
名家文集与学术公器
老舍的悲剧
冯友兰的变化
报人王芸生
“星期论文”的启示
徐铸成和戴煌的回忆录
理解陆兰秀
孙越生的思想遗产

史海寻帆
学习历史和思考历史
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私家修史的意义
回到傅斯年
史料应用的道德
“延安研究”的新收获
旧体诗的思想史价值
地方史的精神境界
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
日记和学术史
书信里的历史
学术史分期的当代意义
雾里看花为哪般？
回忆录靠不住
回忆录的生命是真实
民间文物的意义
博物馆与公共生活
知识产权和历史责任
沈嘉蔚的历史情怀
被遗忘的历史是真历史
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
代沟与历史
谁是历史文化的守护者？

书山有路
编辑的理想
回望“丛书热”
关于“印客”的思考
专著的时代
杂志书的发展空间
奢靡之风的背后
阅读率为何走低？
黄皮书的功能变迁
敬业在民间
如何突破图书馆发展的瓶颈？

文艺乱弹
谁养活了作家？
中国当代作家为何如此不谦虚？
近期中国文学界的评奖
评委的公事与私事
重说《伤痕》的意义
王小波的文学史地位
文学期刊与公共生活
儿童文学与公民意识
从文学家到法学家
别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
两个不同的画展
星星的启示
呼唤现实主义
寻求多方共赢
音乐与思想
文化行业准人大可不必

国是公议
人口问题需要集思广益
节日不是制造出来的
奥运场馆的喜和忧
建立公共财政需要民间推动
保护环境与公共政策
削减官车与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与东方智慧
司法行为的道德导向
宽容是政治智慧的核心元素
尊重不同

　　士林风骨
　　束星北：科学界的“陈寅恪”
　　谢：最早知道束星北是十几年前。我喜欢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记得上面曾发表过一篇介绍束星北的文章，当时的感觉是，中国还有如此聪明的物理学家。作家出版社出了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想到前几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如果这两个传主好有一比的话，可以说束星北就是科学界的“陈寅恪”。
　　丁：很多年前，我也听王一方说过束星北，当时他在青岛出版社，我帮他组织过一套丛书。从他那里，知道束星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但是看了刘海军的书，还是感到极大的震撼。以前还没有人把束星北和陈寅恪相比过，因为两人的专业不同，个人命运也不相同。但有一点不约而同：陈寅恪表示了如果让他出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请允许不宗奉马列主义的时候，束星北也向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他们在当时都是有独立信念的人。面对强大的意识形态，他们都力图坚守专业的底线。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两个人有相当的代表性。一文一理，可以说是独立知识分子的缩影。
　　谢：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华岗，命运比束星北更惨。他在束星北被打成右派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郁郁而终。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
　　丁：纵观束星北的命运，不能不思考一个事实，同行、同事和同学，在1949年时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看不出什么差异，但几十年后一比，人们多有叹息。
　　谢：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不久，在美国的哲学家王浩回中国来，当时穆旦去看他，两人感慨万千。他们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但几十年后王浩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而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穆旦，却当了多年的反革命，直到临终前，才重现于文坛。
　　丁：陈寅恪当年也有大体类似的情况。据说那时傅斯年开过一个名教授的名单，但许多人没有听他的劝告，其中多数人的命运不好。像陈寅恪和束星北，是中国难得的奇才，可惜最后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学生，他走了，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吴健雄是束星北的学生，她在美国也取得辉煌的成就。
　　谢：如果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连束星北这样纯粹的科学家，都要视为罪人，那真是民族的悲哀。
　　丁：在时代和个人之间，虽然我们不能说个人完全没有责任，但个人的命运最后是由

　　我和谢泳之间的学术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把对话形成文字，最早是1993年。当时杨健出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我们读了都觉得有话要说，在一起讨论了一次，后来把整理稿投到《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由此体验到对话成文的乐趣。对话形式活泼自由，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比较随意。两人意见不同，也可以在一篇文字中展示。对读者来说，对话可以比一般文章好看些。
　　不久，我们又请高增德先生参与对话，当时在高先生家的书房里，讨论过一系列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1997年，我在长春出版社出了一本《和友人对话》，把这些对话的整理稿都收了进去。这本书，给一些朋友留下了印象。2003年初，经笑蜀介绍，我在北京结识了广东人民出版社辛朝毅、余小华二位编辑。余小华提到了这本书，并建议我和友人再进行系列专题对话，整理成书，由他们出版。于是，我回到太原，和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一起，围绕20世纪的思想、学术、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各自也将近几年的研究心得贡献出来，形成《思想操练》一书。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得到了知识界朋友们更多的鼓励，其中最年长的是博学多闻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