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家奴的边界”,描绘的是宦官在北宋被广泛嵌入行政体制内部,在外朝行政边界限定下行动的制度画面。这是皇权与官僚政治博弈千年,在宋代出现的新模式。
本书系统考察北宋宦官制度的形成过程与基本结构,通过描绘具体的行政场景,呈现宦官在各类事务中活跃的同时,又被细密的制度划定行政边界的情形。作者着重关注人的身份、制度的流程,归纳出“出入宫朝”、“交错任用”等无处不在却又极少被宋人讨论的制度原则,进而以“马赛克”与“同心圆”的比喻解释宋代的官制结构与统治秩序,为重新认识宋代皇权、士大夫政治等传统议题,以及理解宋代政治区别于前后各朝的独特性提供了新的路径。
精彩书评
深入观察北宋宦官制度细节,划清了君主权力的“边界”,“马赛克”与“同心圆”两个巧妙比喻,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北宋的官僚政治绝不等同于“士大夫政治”。治史当从史实中发现问题,以实证为论说之基础,《家奴的边界:宦官与北宋的统治秩序》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包伟民(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我盼了十三年的一部著作,宋代官僚类别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宋代宦官制度自此有了基本清晰的认知基础,视野开阔,论述致密,文字可亲。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亲随迭代:晚唐至宋初的宦官命运及其政治背景
第一节 “亲随”与宦官
第二节 拣择近密:中晚唐的内养、高品与宣徽供奉官
第三节 两次被屠:唐末及五代前期宦官群体的升沉
第四节 三班武化:五代后期君主亲随集团的调整
第五节 试错契机:宋初的用人困境与宦官重起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出入宫朝:北宋宦官的人事制度
第一节 宦官养子制度及其本质
第二节 私身与食禄
第三节 品阶结构
第四节 职位序列
第五节 外朝对禁中差遣的介入与寄资问题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分立与协作:宦官机构及其职事范围
第一节 宦官机构的范围
第二节 内侍两省
第三节 御药院
第四节 其他宦官机构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交错任用:内廷与外朝共管的事务机构举隅
第一节 群牧司
第二节 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第三节 军器监与内弓箭库
本章小结 /258
第五章 嵌入代监临:宦官在北宋前期军政中的位置
第一节 侍卫、营建、传旨与督战等职事:宋太祖朝
第二节 战时入将与仓促为帅:宋太宗朝
第三节 职事固化与身份活用:宋真宗朝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精专与苛酷:宦官在黄河治理中的角色
第一节 三件事与两阶段:北宋黄河治理的工作分类与组织演进
第二节 宦官在北宋前期固护河堤与堵塞决口工程中的角色
第三节 仁宗至神宗朝引水导河的实践与宦官角色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君意”的限度:宦官与北宋君主的传宣、内降
第一节 北宋的“传宣”
第二节 北宋仁宗朝的“内降”
本章小结
综 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
皇权与士大夫政治是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核心议题。目前学界普遍以皇权加强、士大夫政治发达作为宋代政治的主要特色,但这两点明显抵牾,既难以相互说服也不易平顺兼容。两者的矛盾性被学术界长久搁置甚至无视。其中皇权加强说也是 由两种存在矛盾的学说推导而来。近代以来国人将秦汉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国家政体视为“专制”,京都学派提出北宋“君主独裁体制”。两者都能指向北宋皇权加强的结论,但强调的重点却分别是前近代的封建性与类近代的进步性。在停顿许久之后,学界关于北宋统治秩序的基本认识需要更新与推进。
随着皇帝与士大夫以外的政治群体逐渐受到重视,以及聚焦于过程与运作的“活”的制度史研究逐渐深入,武官、宦官、女官、军职、吏员,甚至僧道、商人等群体在宋代制度特别是中枢决策、财税、军政、河政各体系运作中的角色逐渐得以揭示。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宋代统治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由于宦官兼具家奴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宦官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功能尤能反映一朝专制的程度和官僚政治的发育程度。
与前代相比,北宋宦官的身份仍具双重性,但官员身份得到显著强化。两宋已不再依靠阉割囚犯或战俘获得宦官,而是由老宦官们领养幼童为养子,朝廷定期吸纳阉子“食禄”。这避免了朝廷直接参与丑恶且高死亡率的阉割行为,维护了君主的仁圣形象。以现代眼光看,这样尽管虚伪,不失为文明的进步。从真宗开始,宋廷有意淡化宦官身体的缺陷,不允许在正 式场合对宦官人身攻击、言语羞辱,有官职者须以官名称呼。北宋大部分时段内相对宽和的官场氛围更便于宦官出入宫朝,介入各级各类事务之中,并与其他官员协同共事。
北宋启用宦官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约四十年的不断调试。中晚唐宦官专权郁积的政治仇恨,在唐末五代诱发过两场针对宦官的屠杀。宋初重新启用宦官并渐次发展出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目的并非理念层面恢复唐制、以示正统,而是出于更现实的需要。晚唐五代,中央权威衰落,兵戎迭兴。无论是君主还是藩帅,都着力培育由侍奉、侍卫结成的亲随群体作为争夺权力的爪牙。宋太祖靠文官幕僚、结拜的武将兄弟等亲随班底发动政变而为天子。随着统治的稳固,亲随集团也渐次外化和稀释。宋太祖曾选拔三班官和宦官为其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监督将帅和抚绥新宇。通过不断试错,宦官的优势渐渐显现。太祖朝宦官的职责范围相对有限,不过侍卫、 营建、传旨和督战而已。宋太宗重用亲信,宦官也获得了更多机会。一方面,宦官的管理部门由原先宣徽院下的“内班”发 展成“内侍省”。另一方面,宦官参与军政也渐成定制。太平兴国四年,自高梁河之役至满城战役之间的节点上,亦即太宗遭遇重大军事挫折、宋辽攻守之势倒转之际,宦官们直接进入了统兵官序列,在各路军中担任都监、先锋都监等职。相比于唐代宦官监军以外部监临的方式介入地方军政,北宋宦官则是以专业将领的身份嵌入地方军政体系。宦官长期在地方担任统兵官,与普通将帅逐渐磨合,获得了统兵将领的合法身份与专 业地位。神宗和徽宗朝,李宪、童贯先后为帅显得十分突出,但其下的军将集团由武官、军职和宦官交错任用构成,则是自太宗、真宗以来便已定型的做法。
至真宗朝,宦官管理制度逐渐齐备,宦官群体“出入宫朝”成为定制。所谓“出入宫朝”,既指宦官的任职范围遍及宫廷与外朝、中央与地方,又指他们在品阶结构上被纵向切割,分属内外。宦官在内侍两省内的迁转由本省掌管;升迁 至内常侍、内殿崇班后即转出进入大使臣序列,纳入枢密院的管辖范围。这种切割使中高级宦官获得外朝武官的身份,便于他们在外朝活动。待宦官升迁至最高层次,又回禁中担任内侍两省的押班、都知。宋廷特意引入外朝力量干预内廷的迁转与差遣注拟,于是,宦官的人事系统就被切割开来,既独立于外朝,却又不完整。
内侍两省统领的宦官机构还包括御药院、内东门、后苑、往来国信所等。宦官本人虽然常衔命出使,但宦官直属机构的日常职事也高度官僚化、组织化,有明确的职责边界和范围。例如,御药院是君主身边最为近密的宦官机构,但其日常工作范围十分局限而且细碎,包括了供奉医药、排办礼物、组织殿试等职事。各类杂务看似毫无关联,对每项事务也只负责其中的部分环节,却都是需要展现君主参与、过问的环节。皇帝以御药院参与各类零碎事项,就能象征皇帝“个人”的过问或参与。而往来国信所负责接待辽使,北宋君主通过近要宦官展现 最高外交规格。总之,君主的“个人”角色逐渐形成固定、日常的,边界更为明确的行政主体;宦官机构则帮助皇帝在日常行政与礼仪中表现好“个人”角色。
除了上述宦官机构,宦官还大量以“交错任用”的方式在内外共管的事务部门中任职,典型的如皇城司、群牧司、提举诸司库务等。北宋马政继承前代,本以宦官管理为主。经过太宗、真宗朝的精心设计,新设群牧司的领导层由文官、宦官、武官、文官多重交错,构成多层“三明治”一般的结构。北宋前期除了二府、三司、御史台、翰林学士院以及监司、州县之外,大部分事务机构的管理层或多或少都实行交错任用。
人事切割细碎、职事交错任用当然会在日常政务中出现摩擦龃龉,但宦官在各个职位上并不仅是“监督者”的角色,而是被当作政策的执行者、行政管理者,历练渐久,专业能力 就能不断累积。这或许也是蔡涵墨等将宦官归入“技术官僚 (technocracy)”的原因。由于是帝王家奴,宦官常能无条件贯彻君意。因此,即便他们并非主帅或机构长贰,亦可在各项事务中脱颖而出。例如,河政在北宋的重要性仅次于军政。宦官虽在汴河、河北塘泊管理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但在黄河治理中最初并未扮演主要角色。他们只是定期代替君主巡视沿线埽岸,在出现决口时担任修河行营的都监等。真宗末至仁宗初,黄河不断决口,修闭决口的工程反复失败,宋廷不得不调整策略,展开更多引水导河工程。此类工程工期长、技术难度大、失败率高、治河策略分歧多,“知水事”“晓河事”者的“专业意见”和实地考察一手情报成为解决分歧的必要内容。士大夫们虽敢于议论,却往往在兴工时选择退避,反而是号称“知水事”的中层文官和宦官成为工程的主持者。优柔寡断的宋仁宗倾向于以文官和宦官合作组成调查团不断实地考察,制定看似中立的治河决策。刚愎自用的宋神宗则启用宦官程昉主持治河。宦官一旦成为主事者,在高度分权的地方行政场景中很容易受到掣肘,只得挟君主意志施展拳脚。这就大大加剧了他们与主流文官的矛盾。于是,吏干型的宦官常在史料中留下精专却又苛酷的恶名。
宦官同时是君主个人意旨的传达者,诸如内批、御批、传宣等多由宦官传达。宋代君主会以尚书内省女官代写内批等文书,没有给宦官染指的机会。宦官被严格限定在传递者的角色之上,并有繁密的关防举措防止他们假传圣旨。在北宋大部分行政场景中,宦官的传宣、内降等虽是为了表达君主个人意见和凸显君主个人形象,但并不是要建立一套围绕皇帝个人 展开的行政系统,而是将君主个人形象、个人意旨作为其中一个环节,既在必要时借重,又尽量不使其干扰甚至破坏日常行政秩序。当然,这种限制在神宗与徽宗之后,逐渐被挑战和突破了。
总的说来,从宦官制度切入所能看到的北宋统治秩序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以宦官为代表的家奴群体被高度官僚化,再植入行政体系内部,他们可以“出入宫朝”,但又有明确的行政“边界”;第二,宋代人事结构切割细碎,不同 类别官员在行政体系中有序掺杂、“交错任用”。尽管文官掌握着六部寺监及路、州、县各级行政机构,但在关键的事务 机构以及紧要的军政、河政事务中,宦官、武官、军职往往各占要津。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三个印象。第一,北宋皇帝的权威相比晚唐五代明显提高,但其“专制”属性并未明显增强。北宋官制同时存在官僚制与家长制的特征,分别以“马赛克”与“同心圆”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唐代相比,北宋宦官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势都显著下降。两宋与后来的元、清等朝代相比,“家产制”属性更不突出。元朝皇帝自带怯薛,清朝皇帝拥有包衣,北宋君主能够动用的家奴群体只有宦官而已。不过,由于深受中晚唐至五代“亲随政治”的影响,北宋官制刻 意制造了许多拟制的家臣、亲随关系。例如宋代文官从幕职州县官经“改官”进入“京官”序列,京官内又有朝官、侍从官两个更核心的圈层。与其说这是按照级别高下、职位轻重形成的等差,毋宁说是按与皇帝亲疏关系形成远近次第。以馆阁官为主的“职”作为加官,将侍从官身份进一步向较低官阶官员伸展。武官的成分最为驳杂,在北宋前期类似于“文官以外” 的反向概括。同时也最为“马赛克”化。在武官之中,“閤职”与文官的馆阁“职”近似,提高了与君主的近密关系。但就像宦官的官员身份并未改变家奴本质,侍从身份也很难说就将外 朝官彻底收为家臣。北宋以细密的官制将人群切割为一片片马 赛克,以品阶区分出高下外,更以与君主的亲疏关系划出一个个同心圆,再将他们交错任用于各类事务机构之中。于是,我们很难说文官、武官(也包括外戚等)、宦官哪一类官员最受君主的倚重,哪一类官员处于绝对的外围和边缘。北宋宦官遍 布内外虽可视为君主将家奴掺入了行政组织,但宦官们既非凌驾于机构,也非外在于机构,而是被高度官僚化后内嵌于各部门,依照行政规程与其他臣僚协同共事。
第二,北宋具备了“君主独裁”体制需要的条件,但并不稳定。北宋君主的确进一步走向了政务前台,但国家重要的 诏令仍须以君臣共议的形式发布。北宋前期君主个人的意见虽 然在政务处理中十分关键,但也只是行政流程的一个环节,大多数时候都有较为明确的效力边界。神宗、徽宗不断挑战既有边界,让君主个人意旨的效力不断增强,最终在徽宗朝造成了体制的崩解和政治的失序。钦宗朝和南宋则进入了新一轮制度 调试。
第三,北宋的官僚政治绝不等于“士大夫政治”。首先,士大夫群体在北宋社会与文化层级中处于最高地位,对官方意识形态有绝对话语权,但在行政体系内部只是重要组成部分而已。宋代制度整体如同一幅由“马赛克”拼贴而成的图画。官员们不仅像马赛克一样被切分成文官、武官、军职、宦官、女 官、伎术官、吏员等,各类官员内部还切割成不同模块。只要放大看,各个机构都是由若干人事模块交杂拼整而成,很少有单一模块独立占据一角一面。当制度运作时,每个制度条线也 常由若干模块连缀而起方才运转,很少有单一类别官员包揽某 项事务。除了台谏、文官人事、州县日常行政以外,我们很难看到士大夫们还能在某类专项事务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其次,如同官员被切割细碎,君主的信息渠道也分散而多元。宰执群体虽在外朝负责中枢决策,但通常在机要事务中并不拥有与君主对等的信息。
综上,北宋制度令君主权力更为集中,但并未强化与臣 僚的主奴关系,也并没有依靠家奴强化统治,专制属性并未增强。“士大夫政治”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表现突出,但并不意味着士大夫的实际权力有了显著提升。北宋官僚制度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在于官员被复杂的制度切割细碎,能接受身份和职事的定位,在相对明确的权责范围内行动。无所不在的边界,表面上是作为家奴的宦官的行动限制,实际却是北宋能在各类事务中广泛使用宦官的制度基石。
宋代文化为后世倾慕,惟制度颇受讥诮。顾炎武曾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 戒。”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宋之于唐,“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常年在历史类图书畅销榜名列前茅,是很多人的中国古代制度史入门必读书。考虑到其在公众中的广泛影响力,鄙薄宋制的论断一定也流传甚广。诚然,宋制是北宋前期君臣基于晚唐五代的历史经验,因应“形势推迁”而立。但北宋前期经过不断调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治秩序,尽可能实现了宫朝间的相对平衡,让官僚制度的发展达到了全新高度。可惜的是,其内部组织和运行原则被宋人“祖宗家法”叙事淹没了。这些制度原则也并未全然延续到南宋。“宫朝相制”的相对平衡似乎并未在南宋充分实现。不过这一初步观察有待实证检验。北宋的这些做法似也未直接影响元明之制度。好议论的宋人对这些制度原则也并未有过充分的归纳,就 像“说法”未必是“做法”,“做法”未必均会落实为文字。但我们通过对制度演进和运作实态的梳理,仍能窥其大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