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大半生，我觉得自己毕竟是一个二十世纪人。对于二十一世纪，我没有期望，只觉得我的二十世纪尚未完结。这本回忆录，也是我为自己的二十世纪写的备忘录。
——李欧梵

从战争烽火中颠沛流离的童年时光，到举家迁居辗转时艰辛而温情的点滴日常；从早年在新竹中学、台湾大学的求学经历，到毕业后赴美深造时期的苦修精研，直至长达半个世纪、先后在七所世界顶尖学府的讲学与耕耘；从青年时代感情生活的起起伏伏，到晚晴时分终于寻得浪漫真谛……
这部回忆录不仅是李欧梵跨越世纪的生命历程的蒙太奇，更呈现出一代学人的学思、求索、自省，凝聚了这位时代的思想者对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深刻观察，坦率真挚，金针度人。

欧梵先生是可爱的。
——陈冠中，作家

真正能解放人、拯救人的是艺术……李欧梵老师的回忆录，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条学习艺术、传播艺术、颂扬艺术，教我们如何被艺术爱的路。
——麦家，作家

这本书是李老师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对于二十世纪的回忆，非常生动而珍贵地记录了他的人生、他的学问、他的爱情。特别是，书中贯穿着一个“偶然性”的反思的主题，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对我们的人生也有重要的意义。
——陈建华，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非常值得大家细读的一本书……一方面，它当然是一个个人的回忆；而另一方面，它其实是他们那一代人，那一代漂泊在海外，然后又回归到本土的学者的心路历程。也许大家不需要去做学术性的判断，而只需要去感受。
——季进，苏州大学教授

序 一
序 二
1 无音的乐：我的音乐家庭
2 抗战和逃难：虎口余生录
3 大分隔之后：新竹的童年往事
4 台湾大学：文学教育与感情教育
5 游学美国之一：芝加哥苦修
6 游学美国之二：哈佛岁月
7 “西潮的彼岸”：我的欧洲情结
8 美国的教学经历：五幕剧
9 重返哈佛：美国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幕
10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经历
11 浪漫的追求：我的感情小史
12 “二十世纪”的备忘录
对话篇——与张历君谈我的跨文化研究
13 世纪经验、生命体验与思想机缘
14 文学与文化跨界研究
15 “两代人”的知识和感情系谱
16 鲁迅、现代文学与学科越界
17 比较文学、对位阅读与人文重构
18 文化史、文化理论与认同危机
19 世界文学，或真正自由的文学世界
20 当代中国作家印象记
后 记
编校后记（张历君）

12
“二十世纪”的备忘录

前言：世纪末呓语

我生于1939年，在二十世纪活了六十年，到了“耳顺”的年纪，二十一世纪降临了，我反而感觉天命已逝，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不过在二十一世纪活了四十年，而在二十世纪却活了六十年，所以我算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
当然，世纪的意义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对我而言，时间的观念是主观的，甚至是凭自己的感觉。二十世纪对我的意义重大，因为我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创伤，到了六十岁以后，才感到一切平静了下来，可以和我妻子李子玉快快活活在香港“过平常日子”。似乎2000年把我的一生分成了两段：前一段是生命体验，后一段是生活、回忆和反思。我的学术生涯似乎也分成两段，前一段在美国，后一段在香港；在美国用英文教学和写作，在香港用中英双语教学，但写作以中文居多。我的英文学术著作只有三四本书，加上数十篇论文，大多以中国现代文学为领域，尚可以连成一气；中文写的以杂文居多，收集成书，竟有二十多本。双语写作，成了习惯，甚至在写作时，不论是用中文或英文，下意识之间都在用两种语言。在美国学界我只有一个身份——学者，然而在香港则刻意做“两栖动物”，游走于学院内外多年，最后还是回归学府，直到2020年才从香港中文大学正式退休，这是继2004年从哈佛提早退休之后的第二次，所以我也有两条学术生命。从来没有料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竟然长达十六年，比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任教的时间——例如哈佛十年、芝加哥八年——都长。我这一生似乎都是“一分为二”，没有统一的可能，甚至我的生命旅程也被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分开，虽然现在已在二十一世纪活了二十年，但依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写这一本回忆录，当然免不了从二十一世纪来回顾和反思二十世纪的意义。
我把二十世纪视为“现代”，它的上半叶是我研究的题材；而二十一世纪是“当代”，是我当下生活的现实，二者的意义不尽相同，有时候在我的心中也会混在一起。我总觉得二十世纪还没有过完。我心中也有两个“世纪之交”：一个是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接点（1899—1900），另一个是二十到二十一世纪的转折点（1999—2000）。这两个关键时刻，我都称之为“世纪末”，而非“世纪初”，因为我感受到的是过去对现在的压力，和一种时不我与的焦虑感，然而“焦虑”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生命的“大限”即将降临？或者还有其他的因素？
记得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夕，即1999年，我就感到一种无名的焦虑和不安。当时在哈佛教书，我赶着把我的《上海摩登》在千禧年（2000）前出版，因为我认为这本书属于二十世纪，它探讨的是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化的一个现象，当年显得很“摩登”，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过时了。我当时就感到“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它是有期限的，到了二十一世纪就终结了。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除了《上海摩登》之外，也写了大量的杂文，叙述我的困惑和不安，后来收集在一本书里，题名为《世纪末呓语》，内中有一篇叫作《二十一世纪：冇眼睇》，借用一句广东话，“冇眼睇”，直译就是没眼看，也就是说，我对于二十一世纪不忍卒睹。全文开头就引了本雅明“历史的天使”的形象：那个天使背对将来，面对的却是进步的风暴所卷起的废墟残骸。也许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意义，它像是一场噩梦，梦醒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摧毁了十九世纪科学文明的进步之梦，本雅明更惧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然而战争终于在1939年爆发了，次年他匆匆自法国逃到西班牙边境，最后过不了西班牙的关口，一时想不开而自杀。这一段故事，尽人皆知，但对我的启示是，本雅明留下的这个“没眼看”的二十世纪废墟，是否应该由我们这一代重新审视？
……

序 一

本书的繁体字版已经面世近三年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现在简体字版也即将出版。面对广大的读者群，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兴奋，因为我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验都和内地的读者不太相同，不知反应如何。这篇小序免不了又在重复原序中自己的话，但希望至少表明了本书的主要意旨。
繁体字版封面腰封上，编辑为本书做广告，画龙点睛地引出一句话：李欧梵新作 八十四岁的“成长小说”。什么是“成长小说”？这个词源自德文Bildungsroman，也是一个次文类，有人把它译为教育小说或启蒙小说，内中的主人翁在成长的过程中到各地“游学”。我把自己的留学经验也视为游学，到处游荡，从成长的经验中体会人生。
不错，活到八十四岁我还在成长，还没有长大，这本书叙述的就是我成长的经验。名人的传记或自传常免不了记录自己的成就，而我还在成长之中，有何成就可言？与其说我有什么学术成就，不如说我积累了不少“游学”经验。这本成长小说所描写的每一个细节都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然而读起来还是像小说，若果真如此，我的这本书就值得读了。
我常用一个英文字眼，来自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艾柯：serendipity（偶然），也就是运气。我一生都充满了偶遇和机遇，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我的运气太好了，中学和大学的求学过程简直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申请留学，1963年抵达美国，适逢美国的“六十年代”。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美国社会运动的高潮。我恭逢其盛，也感染了一点美国年轻人的叛逆心态和冒险精神。
如今我老了，那个时代也过去了。追忆这一段似水年华，谈何容易？时间似乎过得越来越快，转瞬之间我已经在美国学院“游学”——念书和教书——三十多年。六十年代我初到美国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惨绿少年”，美国梦醒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五六十岁的“后中年”人了。我有幸在美国几所名校任教，一半也是靠运气，“偶然”的意义也在于此：原来摸索的是一条不合自己兴趣的学术道路，然而错误的经验反而引导出一条自己有兴趣的“正路”，我从研究历史走向文学就是一个例子。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往往在关键时刻“转向”，这也是我不能控制的。对我而言，世纪末或世纪之交的意义就是一种转向。我的命运也转向了几次。
世纪之交的千禧年——我和李子玉结婚了，仿佛是命定。于是我决定提早从哈佛大学退休，返回香港定居。可以说，我的前半生的命运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大潮流影响下决定的，而在二十一世纪我要决定自己的后半生。说来何其容易！2004年到香港定居后，才发现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变了。然而我依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世纪人，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都是在二十世纪磨炼出来的。
回顾我这一生，生于战乱，童年是在贫困、饥荒和逃亡中度过的，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童年。1949年到了台湾，才逐渐安定下来，在新竹读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台大外文系提供了一个文学的心灵避难所，于是我这个后知后觉的学生第一次接触到英美现代主义，参加白先勇、王文兴等同学编辑的《现代文学》。时当1960年，二十世纪刚过了一半，再过三年（1963）我就到美国留学了。这一切都似乎理所当然，留学是当时的风气。没有料到的是，在美国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二十世纪快过去了，而我却觉得我的二十世纪尚未完结。
如今生活在这个新世纪里，已经二十六年了，于是我在八十岁再次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躲进我的“象牙塔”里读书，也和朋友谈学问。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对话者张历君，本书的后半部的对话题目，都是他想出来的，而且还引经据典，我们谈得乐此不疲。这本回忆录的格式本来想用对话体，然而历君忙于教学，于是我们把本书分成两部分，前十二章大多由我独白，后三分之一是我们二人的对话。游学的经验也奠定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基调。
2025年9月12日是我和子玉结婚的二十五周年。在庆祝餐会上，前中大校长金耀基鼓励我们再活二十五年，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晴”过得光辉灿烂。好友白先勇说“人间重晚晴”，这一切勉励之言我们都欣然接受。回顾过去二十五年的“平常日子”，我们非常感恩。这本书当然要献给子玉。

202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