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一书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位音乐巨匠的一生及其作品，试图打破传统传记的局限，深入探讨贝多芬音乐与生活的深层联系。作者从贝多芬去世的传说引入，揭示了关于他生平的诸多虚构与事实的交织，指出将音乐视为其人生“配乐”的倾向可能忽视其艺术的内在一致性。书中并非按时间顺序展开，而是聚焦于贝多芬对音乐、生活及世界的多重视角，强调其核心信念的持续性。通过分析“怒容”这一经典形象的形成及其对音乐理解的影响，作者提醒读者避免将音乐与作曲家的个人情感简单对应，而是以更开放的心态聆听其作品，尤其是那些与刻板印象相悖的欢快或通俗之作。最终，《贝多芬》旨在揭示贝多芬的复杂性，超越传统叙事，为读者呈现一个更立体、真实的音乐家形象。

致谢 1

引言 1

第一章 怒容 4

第二章 生平 20

第三章 理想 31

第四章 失聪 37

第五章 爱情 46

第六章 金钱 53

第七章 政治 64

第八章 作曲 72

第九章 早期—中期—晚期 85

第十章 音乐 93

第十一章 “贝多芬” 109

大事记 121

译名对照表 124

参考文献 132

扩展阅读 141

第一章 怒容
　　听贝多芬的音乐没有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方式，不过有些方式比其他方式更能接纳他的音乐。首先要克服的障碍就是“怒容”。这很难避免，因为它无处不在，从唱片封面和护封到纪念雕像，以及装饰在立式钢琴上的白色小半身像。即便经验丰富的听众也很难无视音乐背后那张冷峻的面孔。当我们听诸如《第五交响曲》或《热情奏鸣曲》这类热切甚至激烈的作品时，它并不突兀。在倾听《月光奏鸣曲》那阴郁沉思的第一乐章时想起紧皱的眉头也还算合宜。怒容是内心挣扎的外在表现，这些作品似乎正是创作者对自己灵魂的直白倾诉。
　　然而当我们聆听的作品与这个扭曲的受难形象相矛盾，例如欢快诙谐的《第八交响曲》，或《钢琴奏鸣曲》Op.79那旋律优美、欢快活泼的终乐章，把听到的音乐与这样一个作曲家形象联系起来就不大容易：据说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遁世离群，不打算向世人展现什么讨人喜欢的面孔。何况我们还会因诸如《威灵顿的胜利》或《光荣时刻》这类迎合大众的通俗作品居然会问世而感到失望，前者有模拟加农炮和滑膛枪开火的声音，后者是为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所写，庆祝整个欧洲在拿破仑之后恢复了君主制。对许多听者来说，这类作品大概不能代表“真正的”贝多芬，也就是眉头紧锁的贝多芬。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待那么多与这副怒容相矛盾的作品呢？事实上，那一类作品占据了他的创作的一大部分。一种选择是以他同时代的人听音乐的方式来听贝多芬。这不仅仅是指在当时的乐器上演奏他的音乐，以及关注他所在时代的演奏实践。我们的双耳也可以从变化中获益。我们无法从自己的头脑中抹去过去两个世纪所听到的所有音乐，但如果尝试让自己坐在贝多芬那个时代的音乐厅座位上，就可以带着一双崭新的耳朵来听他的作品。
　　首先，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怒容”的概念。在贝多芬的时代，一般的爱乐者对他本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生前流传的少数形象的确有一张严肃的面孔，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正式肖像都很严肃。怒容在后来才成为他的标志性形象，《悲怆》、《月光》和《热情》钢琴奏鸣曲这类感情澎湃（且广受欢迎）的作品，尤其是《第五交响曲》，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形象。在他生活的时代，“贝多芬”不过是一个名字。就连（以《胡桃夹子》闻名的）E.T.A.霍夫曼，对音乐背后的那个人似乎也所知甚少，虽然在1810年代，霍夫曼曾为这位作曲家的作品撰写过敏锐深刻的长篇乐评。作曲家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失聪也知之不详，住在维也纳城外的人更是如此。有关他失聪的最早公开记载出现在1816年，到他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评论家们才开始猜测失聪对他晚期的作品产生了何种影响。直到他死后，失聪状况才成为人们理解他音乐的核心要素。
　　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真相的是，即便是维也纳那些知道他失聪、了解他的失败恋情和常常在公共场合见到他露出一副阴郁面孔的人，也不会在听他的音乐时，认为那是他内在自我的表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会以这种方式听任何人的音乐。就连那个时代最成熟老练的听者，也不会认为音乐是一种声音自传。听众判断自己所听内容的标准是它能否感动他们。奏鸣曲或交响曲中表现的情感可能是作曲家本人的情感这一观念，对于贝多芬的同代人大概十分陌生。文学是另一回事：在那里，自传艺术的观念早在一两代人之前就开始盛行，歌德就是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至少在他的早期生涯如此。他在自传中宣称，他的作品就是“一场伟大的忏悔的片段”，读者的看法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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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维也纳，1827年3月26日，傍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法律文件上草签了名字之后，重病而几近全聋的作曲家进入了弥留状态。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随后是一声惊雷。贝多芬睁开双眼，一只紧握的拳头高高举起，又跌落下来，与世长辞。
　　这是传说中的场景，或者至少是传说的诸多版本之一。关于贝多芬去世的叙述纷纷不一，以上这个说法可以追溯至作曲家去世三十多年之后。倒也不全是杜撰，因为即便其他的细节存疑，天气记录也能证实那天确有初春的雷暴。对于每一个希望认真了解贝多芬及其音乐的人，分辨事实和虚构都是一项重大挑战。
　　然而即便没有虚构，贝多芬的人生也是绝好的电影素材。人物和情节简直是为大银幕量身定制的：一位天才的年轻音乐家，不幸摊上个酗酒的父亲，背井离乡来到帝都，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在那里的上流社会熠熠生辉。然而悲剧降临：他失聪了，这位主人公被心爱的女子拒绝，退隐到自己的世界里，写下自己再也听不到的音乐。他把离群索居变成宝贵的经历，终于声名鹊起，成为那一代人最伟大的器乐作曲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来自国内外的委托蜂拥而至。数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是个动人的故事，大致轮廓也不完全失实。然而音乐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一代又一代的评论家，包括好莱坞的剧作家，都把贝多芬的生活投射到他的作品上，仿佛他的音乐只是他人生的配乐。这样的诱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其事业生涯中，他的风格的确发生了明显变化。只要对他的生平有所了解，在聆听他最后十年那些非传统的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时，就很难不联想到他几乎完全失聪的境遇所带来的孤独感。如果把这些晚期作品与“英雄”时期创作的早期作品——从斗争走向胜利的作品，例如《第五交响曲》——对照起来听，就一定会感受到音乐的创作者已今非昔比。
　　将作品映射到生活的诱惑在传记中尤其难以抗拒，毕竟传记本质上就是沿着时间大致呈直线展开，音乐的作用往往只是一种有声日记。然而这种按时间顺序作传的方法尽管十分有用，却也造成了不少盲点。它往往会强调变化而非延续性，更偏爱那些风格指针朝向我们事先已知的终点前进的作品。它很难解释作曲家创作的大部分作品，还会淡化那些不符合持续变化的叙事的作品。
　　本书不是传记，也没有按时间顺序展开。贝多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几度沉浮，但他关于自身及其艺术的基本信念却是始终如一的，而这种内在一致性才是我们理解他的人生和作品之间关系的关键。贝多芬对待音乐的态度大致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他喜欢对吸引他注意的任何对象采取多个视角：主题构思、音乐体裁、友人、赞助人、金钱、政治、宗教。生活中的他并非始终眉头紧皱，我们应该谨慎，不要太急于将我们从他的音乐中听到的情感等同于他的个人感受。他往往被塑造成一个遁世的、受苦受难的灵魂，如果把他想象成这样一个人，难免会削弱我们对他音乐的体验。那些音乐的创造者远比那副标志性的怒容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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