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鸿儒：姚奠中图传》是一部全面展现姚奠中先生生平与学术成就的传记作品。姚奠中（1913-2016），字豫泰，号奠中，山西稷山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书法家和诗人。《一代鸿儒：姚奠中图传》通过丰富的图文资料，系统梳理了姚奠中的求学经历、学术研究、教育实践、艺术创作以及家风传承，展现了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姚奠中早年经历战乱，求学之路充满坎坷，却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执着追求。他从村学堂起步，凭借天赋与努力，迅速完成小学课程，后进入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菁华中学等学府深造。尽管学业屡遭战乱打断，但他并未放弃，最终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成为章太炎门下年龄最小的研究生。在章门的学术熏陶下，姚奠中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　
　　在学术领域，姚奠中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和文论著称。他从《诗经》《楚辞》到唐宋文学，均有深入考论，尤其在《论诗绝句》《论书绝句》等作品中展现了对文学史的深刻见解。同时，他的书法艺术也备受推崇，被誉为“姚体”，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彰显了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姚奠中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执教于贵阳师范学院、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和山西大学等多所高校，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即使在特殊年代，他仍坚守教育初心，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家风方面，姚奠中秉承“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理念，以勤劳、善良、公正为家训，注重培养后代的道德修养。他的家庭不仅是学术传承的沃土，也是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一代鸿儒：姚奠中图传》还记录了姚奠中先生的纪念活动，包括追悼会、学术研讨会、艺术展等，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他的高度评价与深切缅怀。作为一位集学者、教育家、艺术家于一身的通儒大家，姚奠中的生平与成就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学术追求，更是中华文脉传承的重要缩影。

第一章 求学：漫漫前路 转益多师
村学堂读小学，两年课程两个月学完 004
去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考了“正取第三” 006
在菁华中学，特别受益于三位老师 008
初中毕业人高等学府，学业却被迫中断 011
新民中学的插班生，半年后银铛入狱 013
轻装南下，成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 016
投师章门，是七名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019

第二章 从教：正己为本 用世为归
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的“小先生” 029
避难偏僻村庄，创办蓟汉国学讲习班 031
辗转大后方，执教边疆学校和白沙女师 035
在贵阳师范学院，一人带三门主课 044
偕新妇，任教云南大学 051
重回贵阳师范学院，任职中文系主任 055
调往贵州大学，主持文学院中文系教改 056
举家北上，开启漫长的山西大学执教生涯 059
特殊年代，从教初心不改 063
新史开篇，六十五岁招收第一批研究生 082

第三章 学术：海阔天空 气象万千
做学问，始于研究诸子 095
从《诗经》到《楚辞》，纵论中国古典诗歌源流 102
考论司马迁其人其书 105
论诗绝句，“剑指”唐朝 109
论书绝句，上下贯穿四千年 111
学术散章，考辨唐宋文学遗产 112
与古书、古代文论有关的两篇重要文章 115
一生萦念章师，为先生和同门著书立传 119
奖掖后进，为他人撰写序跋 127

第四章 “四绝”：求大质朴 铸大辉煌
诗词里翻滚家国风云 142
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融入中国书法的“五体” 156
“姚奠中书艺展”，三度进京城 161
姚氏书艺，漂洋过海出国门 169
惜少年，从小临摹画谱 170
中学时期，沉迷治印 174

第五章 议政：君子为学 明道救世
一度主持九三学社太原分社工作 178
省内视察，归来向政府呈递万字良言 184
出省访问，多了一重“文化大使”的身份 188
一百零一岁，书法巨制典藏于宝岛台湾 195

第六章 家风：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耕读传家，以勤劳善良为本 207
公正无私，待人以宽，律己以严 216
家和万事兴，两代人以公益为先 222

第七章 纪念：高风厚德 垂范千秋
近两千人参加姚奠中追悼会 233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念及慰问 236
各界人士撰文、赋诗词曲、作挽联，以示缅怀与敬仰 237
章门再传弟子笔墨倾情，追念先师 240

附章 永远的怀念
奠中书院成立暨开讲典礼 247
商务印书馆召开“姚奠中先生系列书法作品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249
山西省图书馆“走近通儒大家感受国学魅力——姚奠中先生专题图书展”开幕及讲座 251
“纪念姚奠中先生诞辰105周年系列公益讲座”启动仪式 254
“书以载道守正创新——姚奠中书艺精品展暨《姚奠中论书》首发式”在京隆重举行 258
2025年12月26日山西大学隆重举行姚奠中艺术馆新馆开馆仪式 260

参考书目 264

后记 265

中华文脉的传承者——《一代鸿儒：姚奠中图传》序
　　杜学文
　　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一个大概的说法。从目前的研究与考证，特别是考古揭示的历史信息来看，可能会更为久远漫长。不过我们并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要说，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绵延，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努力、奋斗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也曾遭遇了许多极为严峻的考验，但我们的文明历经劫难而不死，创新转化而新生，显现出强韧的生命活力。这种考验，往往是国运遭遇了艰难的挑战，或者处于分裂状态，或者政权易手，或者社会形态转变，等等。但无论如何，在可见的表象之下，总有一种力量把人心维系起来，在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影响着人们，引导着人们，激励着人们。天下、一统、家国，诸如此类的价值追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指引。这种看不见的存在并不是以物质的形态呈现的，而是以精神的形态作用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现在，我们要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仍然需要借助各种物质形态的存在，如考古发现的器物等。各种典籍，包括传说，以及由此而影响的行为也至为重要。我们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文化形态中生活的。只是我们过于关注可见的事物而忽略了不可见的存在，过于重视有意识的规范而很少体察无意识的规定性——由文化而生成的蛰伏在潜意识中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在漫长的实践中形成、调整，并表现出来的。根据先人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忆——书面的或者口头的，至少在伏羲时代，也就是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人们已经创造了可视为“文明”的文化。当然，在那一历史时期，文字仍然处于一种极为原始的状态，书写的物质工具还非常粗陋。这种现象一直至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时候才得到改变。这就是出现了笔，人们可以用软笔来书写，而不再是在陶片上刻写。而在之后的两千年左右，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书写形态——成本更为低廉，使用更为方便，携带更为便捷，储藏更为持久。古人说唯殷“有典有册”，主要就是说这时候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使用龟甲与青铜，使历史与思想能够记录下来，成为“典册”。在周时出现了大量的可传于后人的典籍。至汉时，终于使书写进入了“现代”形态，出现了纸这样的书写工具。
　　书写方式的进步使更多的文化典籍的出现成为可能。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失的典籍应该比存留下来的更多，但我们仍然非常幸运地能够在今天阅读前人撰写的著作。由于历史环境不同，以及文字自身的演化，今天的人们要读懂过去的典籍还是比较困难的。而在掌握这些典籍深意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就更为困难。这就是说，文化的传承仅仅依靠不自觉的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自觉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有许多既能够把握前人的思想又能够启迪后人的人来完成这种文化的传承。
　　有很多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具有这种传承转化特性的人是谁，他们的贡献在哪里。比如，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人有哪些？不同角度的研究有不同的结论。但可能这些人是不可回避的，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再晚的如鲁迅、胡适，等等。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接受了较为扎实的传统文化的训练，又非常关注现代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趋势；在国内接受过比较严格的教育，又有出国求学或考察研究的经历。他们是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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