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九十岁学者的人生回望，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记录时代与自我成长的真诚自述。他出生于福州郊区的一户农民家庭，少年从军，曾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受教于包括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张世英等在内的诸多当代哲学大师。大学毕业后，他主动回到家乡福建教书育人，毕生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九十年光阴，他以平实的笔触叩问历史、思考人生、回忆往事、怀念故人，也汇聚了大量对人生、教育、爱情、家庭与死亡的沉静思考。这不仅是一部自传，更是一部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哲学研究史、地区教育史、私人口述史，同时，也是一堂讲给普通人该如何过好平凡却不平庸一生的人生感悟课。

第一章?

童年、小学、初中、高中

（1950年以前）

在这一章里，简要记述我的童年和读小学、初中、高中的若干情况。其中，福州的两次沦陷，至今不忘。

我的故乡和我的长辈

我的故乡在福州的西郊靠近凤凰池的一个小村落。那个村落的后山上，有一座庙，名叫“将军庙”，里面供奉着“西山协惠将军”，因而这个后山就被称为“将军山”。

我的家乡，谈不上风景优美，但有山有水，一派田园风光。全村有近百户人家，以务农为主，绝大多数姓林。彼此之间，都有亲疏程度不同的亲戚关系。

我的祖父林作庵，是乡间的中医。他和祖母周氏结婚后，生下我的父亲和两位叔叔、一位姑姑。祖父在世时，我并未见过他的面。我所看到的，只有挂在客厅墙上、出自民间画家之手的画像，以及写着“妙手回春”“功同良相”之类赞词的横匾。它们都挂在老宅门框上面的显著位置。祖母长寿，享年九十有七，如果把所经过的闰月算上，可说是过了百岁的长寿老人了。

父亲林仰霄（1897—1939年），曾经读过一些书，母亲马淑芝（1897—1973年）的娘家在北门的农村白水塘，她识不了多少字。

听我母亲说，我的出生地是在上海。时间是农历癸酉年十一月十三日（对应于当年的阳历是1933年12月29日）。当时，我父亲在上海的海关做事。后来，全国抗战爆发，政府内迁，父亲的工作也随着变动，我们全家都搬到四川省的万县。

我依稀记得：站在万县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大钟，它静静地矗立在附近的一所公园里。大人带着我去公园玩，最吸引我注意的是爬行的蜗牛。平时印象最深的是，每当警报响起，许多人都跑到离家稍远的巨大岩石的下面，去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

我的不大记事的童年，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患疝气，多方治疗而无效。后来因吃了许多当地盛产的龙眼，想不到竟不知不觉地痊愈了。

1939年12月8日，我父亲病逝，家里失去经济来源。没有工作的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兄弟，辗转绕道，经过柳州、长沙等地，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回到了我在前面说的、那个位于福州西郊的农村老家。

我有三个哥哥，没有姐妹。三哥林柱生大我两岁，二哥林耀星又比三哥大一岁，他们的年纪与我相去无几；好在大哥林松年的年纪大出了许多，在从四川返回福州漫长而又艰险的旅途中，他出了不少力。在从四川返回福州的路途中，我还生了一次病，发高烧，险些丧命，细节记不住了。

回到故乡以后，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祖母主持着大家庭，那时二叔已去世，三叔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家，我对他印象不深。我母亲同两位婶婶一起，参加中断多年的田间农业劳动，并以此为生。

父亲生前曾买过人寿保险，他去世时才42岁。因此，我母亲领到一笔保险赔偿金，并把它分为三份：一份给我大哥，用于去上海的私立大厦大学读书；一份给祖母买“寿板”（木头棺材板），以备她“百岁”时使用；一份用于购买土地。这时，我母亲已和婶婶们一起在我祖父遗留下来的土地上劳动，无力在买来的土地耕作，于是，就把它出租给一位远房的舅舅。当时，农村的人都认为，购买土地是最保险的产业，但以后的事实却证明：这种谁都无法预料的做法，竟然铸成大错，它为后来我母亲被误评为“富农”留下了隐患，在“左”的政策下，长期以来，它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数不清的伤害。

小学阶段的三所学校

我家附近一个名叫“祭酒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教会办的“私立协和小学”。1940年9月，我到那里读一年级。在这短暂的时间，我第一次接触了基督教。做礼拜、过圣诞节，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小孩来说，新鲜而又有趣。而且，它那异国的风俗，多多少少带着神秘的色彩。

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当时，我刚刚在念一年级的第二学期。

学校停课了，但村里的私塾仍旧在教书。家里为了不让我荒废学业，也让我去念了一阵子私塾。年纪小的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年纪稍大的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左传》等古籍。不同年龄的儿童，都坐在一间很大的农家房屋的大厅里，朗读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一边读自己的书，一边又忍不住听到他人读的书。我当时是从《三字经》和《千字文》开始读的，但同时又可以听到其他年纪大的小孩所读的书。老师要求当天的功课当天就要能够背诵，否则就要挨打手心，或者留下来继续读，直到老师认可才能回家。另外，还要练毛笔字。

说起村里的私塾，虽然许多人看不起它，但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尽管时间不足半年，很难说读了多少书，即使读过了，也未必理解其中的道理。若干年后，当我阅读到上述相关的古典著作时，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当年在私塾时同窗好友的朗读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41年9月3日，福州光复。过了一段时间，我转学到位于福州西湖附近的“私立榕西小学”，插班读二年级。又过了一年，转学到公立的“福州西峰小学”。1945年7月小学毕业。那是我所读的第三所小学。

读福州西峰小学期间，福州第二次沦陷。我再一次进入私塾，这时，年龄稍大，对所读的内容，也未必都能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懂得了其中的意思。后来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书法会感兴趣，实与此有关。

当然，我读小学还是以“洋学堂”为主。那时，学校的功课压力，似乎不如现在的小学生们这么大，课余闲暇的时间还不少。生长在农村的自然环境中，好玩的地方很多。池塘可以戏水，后山林密草深之处，是捉迷藏的好去处。农忙割稻子时，跟着大人，在稻田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捉到泥鳅和小青蛙。我母亲的娘家在福州市的北郊，有时去那里的亲戚家做客，是最开心的了。不仅有好吃的，一路上过溪涉水，跨石墩，边走边玩。

自?序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上了年纪的人，免不了喜欢怀旧。2003年年底，我大病了一场，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悟，有了紧迫感，就更觉得应该写点东西了。于是，从2004年夏天开始，写了若干初稿，后来又断断续续地接着写，边写边改。在此期间，曾以《八十回眸》为名，搞了一个提要式的东西。近十年来，又继续写，方才有了现在这个本子。

记得胡适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四十自述》中大致说过这样的意思：“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按照这个时间表，我已迈入耄耋之年，才写这些文字，显然已经太迟了。但迟有迟的好处。我生性愚钝，几近后知后觉，以现在的眼光，对许多往事，也许会比我在年轻时，看得更清楚一些，体验得也更深刻一些。

我很喜欢诸葛孔明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很欣赏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还有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等。它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要真正做到淡泊、宁静，几乎是难乎其难，至于像陶诗所描写的那样“采菊东篱”，恐怕是连想都不要去想了。但“自静其心，无求于物”，则是可以，而且应当努力做到的。陶诗中的最后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中所蕴含的深意，更是特别值得人们反复地领悟与体会。

今年我八十有九，已过“米寿”，按民间说法，正跨入九十。回首往事，不胜唏嘘。我年轻的时候，应该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追求进步，对未来有着美好憧憬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以身报国，在当时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其中虽然包含年轻人的稚嫩与冲动，但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实的社会是复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我慢慢地发现，太多、太多的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的。

知识分子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来说，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有知识的人”（lntellectual），更重要、应当的是“有思想的人”（lnstructor）。换言之，真正的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而不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也更不能同流合污。五四时期的仁人志士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应该不断地在后来者那里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每当我认真沉思自己将近九十年来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时，总是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本书共有十一章，讲的大都是一些虽已过去、但又不应忘却之事。其中有苦、有乐，有喜、有悲，我的人生并没有大起大落，就总体而言，是平淡无奇的。即便是这样，若要系统、全面地回顾，也非易事。现在，仅能选择其中印象较深、记得起来的人生经历和哲学生涯中的若干片段，简略地记述下来。就此而言，这些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

叩问历史，思考人生，回忆往事，怀念故人，仅此而已。

全书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所分的阶段虽然是根据历史事件而定，但并不十分严格。其中大的阶段包括：从小学到高中的读书时期，参加部队（抗美援朝）时期，北大求学时期，最长的时间是在福建师范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执教六十多年的时期。中间还包括下放到农村两年多时期。

对于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情况出现的同类事情，有时出于行文的方便，也把它们集中起来，作概括性的叙述。每一阶段总有一些值得特别关注、反思的事情，在集中叙述时，不免多说了几句。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着墨的详略程度，也必然各异，只能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的事情在正文中不宜展开阐述，就在注释中说，或者把过去已经写成的文字拿来作为“附录”，以为补充。正文、注释、附录三者之间，阅读时可以相互参照。这样，从文体来说，显得很不统一，也不匀称，难免有些“不伦不类”，贻笑大方了。

六十多年哲学之旅的征途中，由于教学内容改变而引起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变化，先后把重点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三个方面。

在这六十多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所写的学术专著、论文集的陆续出版，也算是我在哲学之旅中的一种收获。这些著作虽然水平不高，但敝帚自珍，不妨略作介绍，聊以备忘。

在各个相关的部分中，除了概括性的叙述之外，还收入了已有的专题性的文字以作为附录。这些附录，有个别的已经在相关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过，但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同时期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为节省篇幅，或减少重复，收入本书时，对于原文稍长的，做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性处理。

在这些章节中，免不了要涉及学术观点，不得不进入理论思维的领域。其中的专业名词、抽象概念固然枯燥，却又是无法省略的。

既然是回忆性质的文字，除了老年人难以避免的记忆失误以外，力求做到真实，实话实说。本来这是首要的，又是最基本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度出现讲假话不仅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得到好处，而讲真话倒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生前曾经提倡：“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看来似乎简单，但做起来却非常不易。

这本书力求做到“假话全不说”。对于经历过的诸多事情，不能不做些筛选，可说者则说之，不宜说，或不许说者，则只好不说。这也许就是“真话不全说”的意思吧！这应该是被允许的。当然，我不说的，自有他人说之；我辈今生无法说明白的，或者说不得的，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此书写作，从开始酝酿到现在搁笔，前后跨越20余年。静观平生，虽未尽如人意，却也无愧吾心。如能真正做到“直道而行，俯仰无愧”，那就心安理得，不虚此生了！

是为序。

林可济?2022年4月

于福州仓前山福建师大之华庐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