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中，大卫·休谟“媒介化”自己，在文坛暴得大名，引来英国一代文宗约翰逊的讥讽；对书籍出版不闻不问的莎士比亚无心插柳，“促成”了莎剧千古流传；《霍比特人》从家庭晚间口述故事一步步走向英国民众，最终成为“托尔金神话”；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四处碰壁，几经周折方成文学经典；冷眼看世界、看人世的鲁迅，以扶助困厄中的文化青年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进；武侠小说作家如过江之鲫，独有金庸造就了“传奇”……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都隐含着知识经由媒介传播进而社会化的规律。
本书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私人化知识”到“社会性知识”的转变进行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社会化知识的形成经历了从“私人”到“社会”的复杂过程，社会性知识不是“创作”出来，而是“制造”出来的。在制造知识的过程中，媒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书籍和出版，都是知识制造中赖以凭借的媒介，它们以媒介的特质，勾连了社会的不同层面，使得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可能。同时，又是某种程度上“媒介丛”，汇集了图像、肖像、书目、广告甚至知识人本身等不同类型的单一媒介，它们共同为知识的制造与社会效应的发挥提供了助力。
精彩书评
发掘知识流动表象之下的关键环节，生动、丰富、有趣!
----贺圣遂，商务印书馆学术顾问、《辞海》出版分册主编
这本书必将引发一场有关书籍在我们的知识中以及知识在我们的文化中的意义和目的的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辩论。
----胡泳，北京大学教授
一个青年研究者对知识传播与出版不可多得的理性思考和个性感悟。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理论与现象同步，洞见与趣味一体。当知识社会学遇到媒介学，生发出巨大解释力。
----马凌，复旦大学教授、书评人
本书告诉我们:出版不但复刻知识，还制造知识;不但记录伟人，还塑造伟人;不但书写历史，还创造历史。
----俞晓群，资深出版人
本书既是一部学术论著，立论谨严，又如一册文化随笔，娓娓道来;既是知识生产史的独特阐释，也是出版案例的精细研究。
----王为松，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目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理论视野
第一章 媒介化的知识：作为知识实践的出版
一 聚讼纷纭的“出版”
二 系统化、智识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出版的内在特质
三 中介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出版价值的保障机制
四 在传播中传承：作为文化之源的出版
结语
第二章 知识的物质性：书籍媒介未来样态之考察
一 “实体的黑夜”
二 “思想的货币”
三 “艺术化生存”
结语
第三章 从辛弃疾到GPT：人工智能对人类知识生产格局的重塑
引言：辛弃疾与ChatGPT
一 GPT 与三阶知识的出现
二 GPT 知识生产的特殊机制
三 GPT 介入知识生产的社会效应
结语
第二部分 地方经验
第四章 印刷物中的形象建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媒介因素
一 借由媒介的自我技术化
二 以媒介为核心的“出版者功能”
三 媒介中的文人，媒介中的启蒙
结语
第五章 “戏剧中人”的“印刷转向”：书籍、剧院与莎剧的兴起
一 媒介—讯息
二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
三 从“戏剧中人”到“印刷中人”
结语
第六章 知识传播中的文化资本：“传播圈”与“托尔金神话”的诞生
导言
一 从无心之作到精心书写：文化资本的积累
二 作者、出版人与跨国的读者群：“传播圈”的力量
结语
第七章 “知识的突围”：出版理想与《尤利西斯》的面世
一 不朽的经典
二 杰作的突围
三 出版者的“执念”
结语
第八章 “谷登堡的延伸”：晚清传教士与中国出版的现代转折
一 上帝的仆人：将印刷出版融入“天职”
二 知识的信徒：作为著述者的传教士
三 资本的追求者：造字、印书以谋利
结语
第九章 知识场中的关系网络：编辑出版中的鲁迅与青年
导言
一 “此公颇有点尼采气”
二 垫资为青年出书
三 为后进指引人生
结 语
第十章 媒以达通：媒介学视野下的“金庸传奇”
引言
一 金庸何以成为金庸
二 作为媒介的“文本”：语言与互文的穿透力
三 时代洪流中的核心媒介：报纸、小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 身体的媒介与融合的媒介：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结 语
后记
试读
知识是人类在对置身于其中的周遭世界认知的过程中沉淀而成的经验，它往往以观念总和的形式呈现出来。凭借知识，人类可以在世界之中生存、协作，创造出更多属于人类才可达成的奇迹。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生成、演化的历史，也是持续制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借由知识的生成与制造，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并正常运行。
在探究人类知识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作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创造者的写作者，其实这种知识仅仅是一种“私人化知识”。所谓“私人化知识”，乃是社会个体通过对周遭世界的观察、感知而形成的知识，个体将其写作出来存在于世，但并未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对于人类社会演进而言，更有意义的其实是“社会化知识”。所谓“社会化知识”，乃是指以“私人化知识”为基础，经由一系列社会化过程，最终进入社会领域并获得广泛传播，进而对他人智识、社会运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私人化知识”是“藏之名山”的存在物，公众是不知晓的，也无缘一睹风采。这些“私人化知识”由于存于“名山一隅”，未能触达公众，对于公众和社会而言，它犹如虚无缥缈的东西，于个体精神生活和社会的走向没有任何影响，其价值到底几何，也是无从判断的。
在过往的知识史、文化史研究中，我们更加看重“私人化知识”，也就是与某个写作者直接相关的知识文本，而对于这些“私人化知识”如何从个体的写作者手中，一步步走向社会的过程，是不太关注的。与此相关，我们在研究中，也就将更多的力量投注到古往今来的“文化英雄”——写作者身上。这当然没有错，因为“私人化知识”是“社会化知识”的前提和基础，若没有“私人化知识”的奠基作用，就没有“社会化知识”的形成和累积。不过，进一步深究会发现，若仅仅关注“文化英雄”，对“社会化知识”的理解则一知半解，就会有失偏颇——因为，“私人化知识”并不能涵括“社会化知识”的全貌。举个简单的事例，在古希腊，像柏拉图这样的“文化英雄”虽不能说如繁星点点，但肯定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古希腊时代，有众多的“柏拉图”创造了可观的“私人化”的知识文本，但传之后世的只有柏拉图这样的幸运儿，原因何在？撇去其他原因不说，柏拉图比其他写作者有识见、有能力的地方在于，他能够顺利地将其“私人化知识”转化为“社会化知识”。据有关研究，柏拉图曾经花钱购买其他作者的作品，然后七拼八凑成“新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卖给出版商。经由这个“从私人到社会”的过程，其他真正的作者消失了，善于“转化”的柏拉图留在了历史长河中。还有更多的写作者，可能作品并没有被如柏拉图这般的“作者”购买，但穷于将“私人化知识”转变为“社会化知识”，也消失在了历史星汉之中。
与之相似的，还有卡夫卡。有研究者就指出：“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堪称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状态。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上发表，不是为了大众，也不是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换言之，卡夫卡“纯粹的个人写作”所提供的知识文本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私人化知识”。若没有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违背他的遗愿（将所有作品付之一炬）这样的意外发生，世间便不会有“卡夫卡”，也不会有精细描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作为“社会化知识”的“卡夫卡”流布于世。布洛德在“形塑卡夫卡”的过程中，“极力把卡夫卡塑造成一个虔诚的思想家。通过出版卡夫卡的遗作，写作卡夫卡传，布洛德对卡夫卡声望的确立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其实，熟悉文学史的人会知晓，使卡夫卡的个人书写变为社会化知识的， 不仅仅是布洛德，还有文学圈的其他知名人物，如阿道司·赫胥黎、阿尔贝·加缪、威斯坦·奥登，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崇卡夫卡。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卡夫卡作品各个语种的译者以及所有被遮蔽在幕后的出版商们——卡夫卡为世人所知，所震惊，所敬仰，首先是在捷克之外（捷克的阅读者很长时间对他视而不见，即使他在域外声名鹊起时亦如此）。
从更宏观的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将“私人化知识”转化为“社会化知识”，使知识涵盖的“社会范围”逐渐扩充，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社会过程。古代社会的知识，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但大都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中，知识生产、加工和传播的这种状况，介于完全的“私人化知识”和“社会化知识”之间，是一种“半社会性质的知识”——其生成、制作和传播始终局限于社会中很小的一部分群体之中。依照迈克尔·曼的说法，“人类是在无休止地、有目的地并且是有理性地为增进他们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而斗争，为此，他们有能力选择和追求适当手段。……他们是权力的来源”。“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权力是通过支配人们的环境以追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因此，追求“个体性权力，即社会的分层也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制度化特征”。安东尼·吉
前言/序言
人生在世，在世中、在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大抵是人活于世的价值所在。本来计划在今年年初，至少3月份能够整理完成这本小书，未曾想，持续地整理、持续地中辍，一直拖至7月，才算初克完成。于我而言，整理完成这本小书，或许是今年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但其他事也并非不重要，所以，打断、接续，也都是正常，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必须要面对的事体。
转眼之间，工作已二十年。前十年从事书籍出版，后十年转入学术界从事教学科研。兜兜转转，人总是回到最初的念想之点。不禁想起很多年前，大概九或十岁的样子，与母亲在故乡的院子里闲聊。她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我答做个教师吧。其实，当时诸事懵懂，家族里只有五叔、五婶是小学教师，当时也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有多少乐趣--除了教书，还要种田，与一般农民相差无几。想来，当时只是随口一说而已--在乡下，也没有什么其他正式的职业，大概教师算是最正式的职业吧。
想不到，多年以后，能够以教师为业。这种身份转换，当然离不开多位师长的惠助。二十多年前，在攻读研究生时，导师吴培华先生给予的关心至今历历在目。吴老师虽世代居于江苏苏州、性情却豪放热诚，对于弱势者有着天然的同情之心。对于我这样出身农村、没有见过世面且性格拘谨的穷学生，吴老师不仅在学习生活上给予了种种关照，且常常给我们提供与天南海北的出版人及出版管理部门相关人士交流、交往的机会。这使我渐渐克服了性格中的拘谨，能够从容地待人接物。他对学生的真挚情感、也一直影响到转为教师之后的我，使我时时提醒自己尽己所能关心学生。
在我学术的道路上，还有一位年长十岁的知名学人的帮助。十几年前、便和张涛甫教授结识。当时，他的勤奋与刻苦，就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随着交往的增多，逐渐了解他的求学之路和转益多师的求学经历，更是为他不为艰难所动、一心向学的精神所深深感染。在我读书求学的日子里，多次蒙他相助、使我对学术界和学术图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理解。十年前到高校求职的日子里，他还曾亲笔手写了两页有余的推荐信，对我的学术追求、个人品性等，都详加介绍，令我感动不已。几年前、从校外重新调回复旦大学后，更是多方受益于他的热心相助和悉心指点，自是难忘。
在沪上生活工作的二十年中，有幸获得诸多前辈师友的提携惠助、在生活日常的某些时刻，每每忆及这些往事，常常令我心生温暖、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特别是文化圈里几位相识经年的前辈和同辈，更是在诸多方面给予持续的关怀和支持，尤其令人难以忘怀。作为个体，从来都不是独行于世，而是共在于世。在共在于世的过程中，我们与共在者共同存于世间，消除了孤独，收获了精神的充盈与丰满，使得自己的人生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当然没有什么值得言说的成就，但若是还有些许个人层面通过努力得以迈进的人生新境，也都与前辈和同辈师友的惠助密不可分。
这本小书的主题是“制造知识”，所要表达的是，社会化知识的形成，并非写作者一方面的因素，而是多方因素综合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出版者是极其重要的环节，若非出版者的支持，很多知识是不可能留之久远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百余年来一直是国内学术出版的重镇，能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自己的著作，是国内外学人为之自豪的事。这本小书，有幸能出版，端赖商务印书馆朋友的全力支持。事实上:这是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与资深出版家贺圣遂先生共同主编的《出版的品质(增订版)》。两书出版均获商务朋友的惠助，自是非常感激的!
事实上，这本小书，能够有机会高效率出版，要非常感谢圣遂先生、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女史和副总编李彦岑先生。多年前，贺老师就对我说，要多写东西，并说愿意助我出版著作。当他得知我有意出版这本著作时，遂慨然表示一定帮忙玉成。鲍静静女史亦是资深出版人，学术眼光非凡，特别是在艺术史、哲学等人文社科书籍领域，推出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著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对我的学术发展，此前就曾提供多次帮助，本次又慨允在商务出版这本小著，于学术发展关键时刻的我而言，真是雪中送炭，令人心生温暖!与李彦岑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他的沉稳干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资深编辑和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主管编辑事务的副总编辑，他为推动小著顺利出版，付出很大心力，让我很感动。作为这本小著的责任编辑，秦原女史严谨的态度、专业的编辑以及高效的工作，使我再次感受到商务印书馆优良的出版传统的力量。
在我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曾得到诸多师友的惠助，令我感念。十年前，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任教，该院创院院长王晓玉教授、雷启立教授、吕新雨教授、严三九教授等，都曾给予热心帮助与指点;在我负责该院编辑出版学本科教学和出版专业硕士项目的过程中，时任世纪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