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书系·当代中国大众文本价值考：兼从商业杂志变迁管窥文化产业前途》以价值、评价、价值观这三个价值学核心范畴为视域，观照了当代中国大众文本的概貌，力图使读者加深对当代中国大众文本的价值学资源，以及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发展逻辑的理解。
　　《文化中国书系·当代中国大众文本价值考：兼从商业杂志变迁管窥文化产业前途》从价值学角度研究了当代中国商业杂志相关问题，描绘了当代中国杂志产业的详态，从一个富于张力的维度，对杂志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技术吸纳和文化酿造等问题，进行了颇具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的探索。

第一章 导论：视域、方法与实践的创新召唤
第一节 选题因由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意向

第二章 心理时空与大众文本价值
第一节 文化层面与金融层面——大众文本的价值系统
第二节 自由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大众文本的价值内涵
第三节 人类心理时空——大众文本价值的文化层面尺度

第三章 本土·内在·综合：当代中国大众文本的评价期待
第一节 当代中国大众文本受众的特质
第二节 西方定性评价大众文本相关理论的中国语境
第三节 本土批评对当代中国大众文本的定性评价和定量分析

第四章 当代中国大众文本之价值观模式与分布规律
第一节 价值观：观察大众文本的核心角度与当代中国模式观察文本之价值观角度的核心地位
（二）当代中国的四种价值观模式
（三）目前的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功利本位的
（四）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三个发展阶段
（五）民俗传统价值观是和谐本位的
（六）知识分子价值观是超越性批判本位的
第二节 跨媒体分布规律：从公益广告、商业广告观察
（一）跨媒体考察：以广告文本为标本
（二）公益广告类意识形态化内容的分布规律
（三）商业广告类市场化内容的分布规律
第三节 分媒体分布规律：从中心、边缘及运动之大众媒体观察
（一）分媒体考察：中心与边缘之异
（二）以电视、电影为标本的中心规律
（三）以“其他报纸”、广播为标本的边缘规律
（四）以互联网为标本的边缘一中心规律

第五章 个案研究：当代中国商业杂志的价值学观照
第一节 当代中国商业杂志价值提升策略
（一）传统杂志与当代商业杂志的主要区别在于营利模式
（二）金融经济层面的四种策略
（三）文化经济层面的四种策略
第二节 当代中国商业杂志的多种评价方法
（一）五种常见的针对某一杂志的评价法
（二）一种创新性的针对两本以上杂志的综合评价法
第三节 消费社会享乐本位价值观的声音
第四节 追溯“象身”：当代中国杂志产业发展报告当代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路径：从大众化，到分众化再到小众化
（二）突进中的回旋：2008~2009年中国杂志产业报告
（三）积聚嬗变的能量：2009~2010年中国杂志产业报告
（四）深度变迁与延续：2010~2011年中国杂志产业报告
参考文献
后记

在学习外国成功杂志的办刊理念、出版机制的过程中，“定位”概念开始进入中国杂志界。也就是说，要想采用以“第二次售卖”为主的营利模式，杂志便不能再针对泛化的大众，而必须像普通商品一样，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客户群（读者定位和广告定位）。因为对于某类商品的广告主来说，受众的结构，比受众的规模更重要，所以有些杂志通过采用全彩色印刷、高档装帧等“形象工程”，以及描述明确的受众群（如《都市主妇》《都市丽人》）等分众化策略，构成了自己独特的对高端品牌的吸引力。例如，我们只要稍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尽管化妆品／浴室用品，在电视上的广告投放也非常活跃，但电视上的广告，往往以大众洗护消费品为主；而在杂志上投放活跃的化妆品／浴室用品广告为主，则多是中高端的护肤／彩妆类品牌。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政类的新闻周刊开始兴起，《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相继创办。新闻周刊的兴起，与互联网在我国的崛起阶段重合，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很多人从互联网上了解新闻，然后从新闻周刊上，了解新闻的深度背景报道和专家观点。通过新闻周刊，杂志与网络形成了互相补充、互相依托的共生关系。
　　而且，虽属时政类杂志，但新兴起的新闻周刊，都不再是“大众”的，而是有着明确的“分众”概念。例如，1995年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将其目标读者群定位为中国的白领阶层，是一群对中国未来倾注关怀和理解的人；1996年创办的《新周刊》，则将其读者群，定位于中心城市的25～35岁的白领阶层。
　　……

本书的一个重要“看点”，是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本的价值问题时，在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体”的基础上，还引入了费斯克的两种经济学理论为“用”，指出大众文本的价值系统其实有两个层面——金融经济层面和文化经济层面，在金融经济层面流动着的是金钱，在文化经济层面流动着的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
　　所谓金融经济层面、文化经济层面，我感觉，“翻译”成“政策语言”就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这两者间的关系，确实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其表面波澜不惊、争议不多，实则潜流汹涌、乾坤很大。尤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再次像以往的重要政策文件一样，延续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提法，到底如何理解？借着给本书作序的机会，我对此问题谈三点看法。
　　（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性质和特点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指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文化产品与一般经济品一样，需要投入稀缺经济资源（人力、物力）进行生产，通过市场交换后获得更大的价值，以便使生产可持续进行；另一方面，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品，是文化内容即符号和文本的生产，其消费产生精神性的影响。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特点大体可表述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依赖于同质性需求和大规模复制；实现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则要求适应不同社会或不同人群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特殊性需求，即所谓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社会效益还特指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利益。
　　在数字化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产品经济效益的实现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同质性需求和大规模复制，而可以实现“个性化需求”和“大规模定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在减少，发展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实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在市场机制起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条件下，经济效益是文化产品的一般属性，社会效益是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两者遵循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调节机制。获取经济效益的目的是价值增值，获取社会效益的目的是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建立起两种机制将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就形同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体制一样，文化资源也实行初级配置和二次配置，在初级配置中市场机制起支配性作用，二次配置中政府依赖公共财政以文化政策加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