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是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与目录版本学家，是中国近代出版文化事业的奠基人。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于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
　　《出版巨擘：张元济传》以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背景，将张元济一生分为几个主要阶段，记叙了他思想宗旨的确立过程，描写了他在20世纪文化事业中的广泛开拓与进取，探讨了他在追寻近代知识分子自由精神与独立理想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以及他为整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为学术研究承先启后所作出的非凡贡献，从中展现近代知识分子独具特色的一面。

第一章 家世与科举功名路
书香世家子弟
科举功名之路

第二章 维新变法的先行者
从翰林院到总理衙门
调处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
创办通艺学堂
“百日维新”中的稳健派

第三章 人生角色的转换
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
南洋公学代总理
创办《外交报》

第四章 士绅问政
推动“东南互保”的幕后人物
策动清政府宣布立宪
江浙保路运动中的稳健派
与清廷藕断丝连

第五章 主持商务编译所（上）
加盟商务印书馆
商务编译所的发展
“在商言商”的出书原则
平生唯一一次环球之旅
协助夏瑞芳渡过橡皮股票危机

第六章 主持商务编译所（下）
新式教科书的革命
组织出版汉译名著
主持编纂汉语辞书及双语辞典
组织出版高层次学术丛书

第七章 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时期”
夏瑞芳遭暗杀身亡
商务印书馆管理体制改革
商务印书馆大换班
编译所的整体改革
……

第八章 商务印书馆28年董事长
第九章 古籍整理与出版
第十章 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先驱
第十一章 浓浓的家国情怀
第十二章 “及身已见太平来”
第十三章 私人生活中的点滴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巨擘：张元济传》：
　　11月13日（十月十七日），由浙江知名绅商周金箴、王存善、严信原、沈敦和等出面在上海一枝香菜馆设宴调解，张元济、汪康年及连横等到会。连横提出先由他致函日本调查，以两周为期。到会诸人会议，如连横逾期不能交出，即作无证据论。11月28日（十一月初二日），周金箴等又集于一枝香菜馆，以致函日本调查约期已满，而连横又托故不到场，所谓凭据亦不交阅，公议作无证据论。由于连横捕风捉影，拿不出真凭实据，被迫于12月13日（十一月十七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两则告白：一则为上上海道呈文，二则为致全浙同乡会公鉴。连横在告白中对前据《上海泰晤士报》消息轻率散发传单，“讹传”汪康年、张元济、夏曾佑、叶瀚四人与日本人私议借款造路事“引咎自责”，表示愿为张元济、汪康年等“广为洗刷”。一场官司终以连横认错道歉而告结束。
　　1906年10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浙江铁路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小米巷法政学堂举行。在推举会议议长时，有人推张元济，有人推张美翊，“两张”均表示“实业首重资本”，谦让议长一席。于是众推湖州资本家刘锦藻为议长主持会议，张元济在会上当选为查账人。
　　当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是否聘请外国工程师。在会议讨论是否聘请外国工程师前，张元济曾单独约汤寿潜谈话。张元济主张推荐英国人罗士担任浙路工程师，不赞成聘用日本人。张元济说：“日本逼近我国，挟其新胜之势，攫取权利惟恐稍后，其工程师不免挟国家主义而来，则应付更难。”汤寿潜当时未表态，只是表示待考察后再定。但实际上，汤寿潜是不主张聘请外国工程师的。果然，1907年5月1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汤寿潜即以全浙铁路董事会的名义致函张元济，声称聘外国工程师须俟至江墅铁路安轨之后，并邀张元济赴杭州相助汤寿潜。次日，张元济复函全浙铁路公司董事会，质问何以不用可恃之外国工程师，而必专用不可恃之华工程师？最后表示：“弟与诸君子暨蛰公（汤寿潜）意见不敢苟同，故不敢来。”由此看来，张元济与汤寿潜等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尽管如此，张元济作为全浙铁路董事会董事，仍就他力所能及做了不少工作。
　　1907年10月22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抗议清政府向英国借款筑路，并成立“拒款会”。同日，张元济与王文韶、陆元鼎、陶葆霖、濮子潼、樊恭煦等浙江11府115名绅士联名请浙江巡抚代奏公呈，请求浙路自办，不借外款。
　　11月25日（十月二十日），全浙国民拒款会在杭州召开，官绅商学各界3000多人参加，大会推举告老回原籍的前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文韶为会长，张元济与王廷栋被推举为副会长，决定通电各省，寻求舆论支持。随后，江浙两铁路公司又推举王文韶为总代表，张元济、孙诒让（代表浙江铁路公司）与王同愈、许鼎霖（代表江苏铁路公司）为副代表，专程入京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王文韶因为年老多病，未能入京，他专门上了一个折子，陈述他的意见。
　　12月10日（十一月初六日），张元济、孙诒让、王同愈、许鼎霖等4名副代表从上海启程进京谈判拒借英款事，数百人到码头为代表送行，并行鞠躬礼，大家欢呼“代表万岁！铁路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场面令人感动。
　　12月16日（十一月十二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抵达北京，住米市胡同。到京后，张元济即往访汪大燮，了解与英国谈判借款的始末。12月19日（十一月十五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谒见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历陈两省民情高涨，不可轻视。袁世凯却打着官腔说：“国势积弱，外交棘手，民间亦应仰体。”但袁世凯同时也表示，日内将到部查阅档案。
　　12月25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庆亲王奕勖在外务部召见4名代表，奕勖表示：“无论如何磋商，总须政府、外交、民情各方面处处顺合。”一名代表回答说：“系铃解铃，应责成盛宣怀磋废草约。”盛宣怀起初还想推诿，但迫于众议，始允尽力磋商。庆亲王令各代表查阅档案，各代表粗览后发现，英国历次有关借款照会，均系前总理衙门英国股及路矿局所办，王文韶批定。张元济本人当时担任英国股路矿局章京，并有分办稿在案。张元济阅后，十分气愤地对汪大燮说：“皆误于法政生之胡闹”，“上下相蒙”。次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再次往谒奕勖，重申遵旨商办，不认借款的立场，奕勖答以宜彼此设法。
　　1908年1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张元济等4名代表再次往谒外务部各堂官磋商，袁世凯提出所谓“邦交民心两面兼顾”的“部借部还”方案，即将此款改为邮传部承借，另筹顾全商办的办法。4代表回答：“现在募股已经达到4200万元，遵旨自办，不难措手，请外务部谅解微衷。”双方各持一端，无法取得一致。1月10日（十二月初七日），张元济等又与铁路局长梁士诒会谈，梁称“部借部还”大纲已经确定，不可更改，其他问题可以代向部中商量。
　　由于谈判不成功，4名代表经商定后，派张元济与王同愈先返回上海报告。1月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