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文物》月刊初创于1950年，是我国文物考古领域的重要学术阵地，担负着向国内外广大文物考古爱好者展示和发布文物考古界最新消息和研究成果的重要使命，见证了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文物考古学科日益发展壮大的历史。
本书是《文物》月刊资深编辑李力结合自身三十余年在《文物》月刊的工作经历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上编聚焦工作经历与重大事件，包括考古发现“井喷”期的见闻、重大文物盗窃案件与文物回归事件，并据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重新回顾和分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文物》月刊的著名“兰亭论辨”笔墨之战；下编回忆学界前辈与编辑部同事，包括宿白、沈玉成、戴文葆等人的治学风采与交往故事，展现出文物考古学人和编辑前辈的精神风貌。全书通过个人视角串联起《文物》杂志的发展历程、重大考古事件及学界往事，兼具史料价值与人文温度。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上 编
我在紫禁城上班的日子——故宫城隍庙上班记
《文物》月刊上的康生印记（一）
“兰亭论辨”再议：从新发现的两件康生与唐兰互致信札谈起——《文物》月刊上的康生印记（二）
附录 启功先生记忆中的“兰亭论辨” 启功
一封神秘举报信和一件珍贵文物的传奇失踪案
附录 我千辛万苦抢救的国宝你是该回家了 李少南
北齐佛造像回归记 王立梅
蝉冠菩萨 巫鸿
被窃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 康锐、卡尔文·西姆斯
南禅劫——一桩至今未破的南禅寺唐代菩萨塑像被盗案
五代王处直墓石雕武士像的被盗与回归
下 编
中国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责任编辑记忆中的宿白先生
附录 宿白先生《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编辑手记
随宿白先生青州行 187
忆老沈——一位戴“灰帽子”的编辑部同事
忆老石——记石继昌先生
忆老戴——记戴文葆先生
一本书的策划和编辑始末——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
附 录
我们共同走过的路——纪念《文物》出刊500期
后记
试读
我在紫禁城上班的日子
——故宫城隍庙上班记
1976年，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直到2007年退休。古人说白驹过隙，几十年光阴倏忽而过，许多事都淡忘了，却对刚到出版社的一段日子留下较深记忆，那时社里办公地点在故宫紫禁城内，我在故宫西北角楼下的城隍庙里，度过了三年的难忘时光。
一 第一天上班，办公室在西华门旁的“屏风楼”
文物出版社办公地本来在北京五四大街29号，也就是著名的沙滩老北京大学“红楼”，因1976年夏的唐山大地震，使“北大红楼”这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损坏，需做全面大修，原楼内包括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等单位，全部临时搬至故宫紫禁城里办公，文物局机关在慈宁宫，出版社在西华门内刚建成的仿古建筑新楼。
第一天上班，是从故宫北门神武门进去的，沿着御花园外的红色内墙向西到头再折向南，一直走到故宫的西门——西华门附近，见到沿着西华门城楼两侧，与城墙平行建起了一排共五栋仿古建筑新楼，一水儿的大屋顶，重檐歇山样式，砖砌的外立面涂饰了红黄色为主的彩绘，显得非常雄伟。五栋新楼从南到北按数字编号，出版社在最北面的5号楼。
进入楼内，不禁愕然，里面尚未做任何装修，四周是刚抹好的水泥墙，全无隔断，一层楼面一个大开间，几百平米的面积，仿佛大剧场般开阔，全社都安置于其中，办公桌一簇一簇散布着，每一簇就是一个编辑部。空间大有回声，一个人接打电话，周围人都得听着。
很快得知，西华门这几栋新建的仿古高楼，在故宫内部被称作“屏风楼”或“影壁楼”，它们与紫禁城无涉却与北京饭店有关，甚至被戏称为北京饭店的“附属建筑”。原来，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国门初开，大批外宾到来，为此天安门东侧的老北京饭店建起新楼，落成后有中央领导前去视察，发现高层的客房向西可远眺看到某要地，北京饭店是涉外饭店，所以当然不行。为遮挡视线，临时决定在西华门城楼两侧紧急建起一排高楼，这便是“屏风楼”及其名称的来历。
楼的建造非常迅速，砌墙用一种体积很大的空心砖，我们上班时楼前还堆着余下的砖块，那是一种我从未没见过的新型建材：浅灰色，每块有普通红砖的四五块大小，内部满是蜂窝样空洞，体积大份量轻，所以楼得以很快建成。我们在这座楼内上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楼后为中南海警卫部队驻地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明清档案部）。
前言/序言
写在前面的话
1950年1月30日，在年轻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诞生了一份小32开的铅印内部刊物，刊名叫《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年改为公开发行，但不定期出版。她便是《文物》月刊的前身。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份当年的活页小刊，如同一株破土而生的幼苗，经过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长成今天枝繁叶茂的大树，《文物》作为我国文物考古领域的核心期刊，已成为我国文物考古战线上的重要学术阵地，担负着向国内外广大文物考古爱好者展示和发布中国文物考古界最新消息和重要研究成果的使命。1957年，正是在《文物》（当时名《文物参考资料》）月刊的基础上，建立了文物出版社。
20世纪70年代，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被分配到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辑部当编辑。当时因地震，原办公楼大修，文物出版社临时迁至故宫紫禁城内，在西北角楼下的原故宫城隍庙，度过了三年多的难忘时光。记得每天中午饭后，我们常去神武门内的皇家御花园小憩，或到某处未开放的旧宫殿探险，从锁住的大门缝中窥探里面半人高的荒草和油漆斑驳的殿堂。
那时，出版社和《文物》编辑部因“文革”，已十多年没进大学生，我们一批新来的学生受到社里老编辑们的热烈欢迎，在他们手把手的帮助和带领下，我们逐渐融入了编辑队伍。
在故宫紫禁城上班的三年多时间，正当“文革”后期，政治形势波诡云谲，我们经历了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和拨乱反正的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学术春天。
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郭沫若同志的报告，同意因“文革”停刊已达五年半之久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个杂志复刊，成为全国社科类杂志中最早复刊的刊物。《文物》如火中涅槃的凤凰，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新生。
1980年，《文物》编辑部和出版社搬回了原来的办公地——沙滩五四大街29号，即著名的老北京大学“红楼”。沙滩红楼始建于民国初年，虽然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四层红砖建筑，但她却是大名鼎鼎的革命纪念地，中国现代史上无数名人学者都曾踏足此楼：毛泽东曾在楼内一层的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工作，鲁迅、胡适等都曾在这里授课，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的办公室，就在《文物》三楼办公室下面第一层的同一个房间。我每天上班走上红楼门前的老式石台阶，想到那些名人也曾从这里走过，一种感慨和敬意油然而生。
此后我在红楼上班达二十六年之久，直到2006年红楼被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文物》和文物出版社另迁新址。当年贺敬之《回延安》诗曰“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晚年的我“几回回梦里回红楼，往事历历在心头”。沙滩红楼，是我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也是我心中永远的圣地。
2007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又返聘三年，前后在《文物》月刊当了三十四年编辑。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在几十年编辑工作中遇到的许多人和事，仍鲜活如在眼前，每每想起，难以释怀。遂陆续写成小文，汇编成集，以纪念那些曾给我以无私帮助、教诲的编辑部同人和学界前辈，他们的身影和事迹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李 力
2025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