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白居易是兼济天下的士人，心系苍生的歌者；也是大唐的另一面镜子，最会讲故事的诗人。本书是“中国人的精神建筑师”丛书之一，是文史艺三栖学者、“闽东才子”郭虚中先生扛鼎之作。全书立足详实文献，以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为经、人生轨迹为纬，融汇白居易各时期代表作，系统呈现了其政治理想、文学理念、生活闲趣与艺术风格。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厚的学养，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血肉丰满、气韵生动的白居易形象——一个用诗歌拥抱人间冷暖的“老友”，他的诗里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有平视众生的真诚。他懂得人间的苦，却不以悲悯自居;他看透世间的浊，却依然活得热气腾腾。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白居易的一家

第三章 白居易的生平

第四章 白居易的思想及人物性格

第五章 白居易的作品

附录　白居易年表

一举成名的得意时代（800—814 年）

贞元十六年（800年），居易终竟把十五六岁时所知道而期望着的“进士”得到了。十年苦学，一举成名，其情可知。其《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云：

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

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

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

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

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

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虽然他还说“擢第未为贵”，但在“翩翩马蹄疾”的衣锦还乡的当儿，他毕竟是得意到连别恨都减了。

贞元十九年（803年），他赴部试以拔萃科及第，授校书郎。这是他做官的开场。那时他移家到长安，卜居于渭村。虽然他一面觉得这官职太小，不足以发展其大才，而生“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之怅 ；但一面却也“上乐时和岁稔，万物得其宜 ；下乐名遂官闲，一身得其所”了。不久，以趋公之不便，乃寓居于常乐里。这时他的生活已经相当安适了——

“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 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元，时为校书郎》）的境况，比当年“穷巷厌多雨，贫家愁早寒”的光景，自然胜得多了。为着“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元月》），于是他在这“长安名利地”便能享受“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同上）的乐趣。

元和元年（806年）春，居易罢校书郎，与元稹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作《策林》七十五门，陈论当时的政事。四月，宪宗诏策，元稹入第三等，授拾遗 ；白居易入第四等。以“语切不得为谏官”，乃补盩厔（在陕西）尉。是年冬十二月赴任。自然，一个趋走之吏，在他的心里当不满意。我们看他那时作的《京兆府新栽莲》诗：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

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污泥，馨香无复全。

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

今年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就可知他所寄予的“郁郁不乐”之怀了。于是，他在任的几个月里，过的是“无日花间不醉狂”（《醉中留别杨六兄弟》）的生活。当他“半醉腾腾信马回”的时候，便唱出“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醉中归盩厔》）的怀情。这时，他的朋友陈鸿、王质夫都在盩厔，他们时常一道游名山胜寺。最有名的《长恨歌》，就是这时候作的。这里举他的《官舍小亭闲望》诗，以代表他这时的心境：

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

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

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

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

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

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

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

回谢争名客，甘从君所嗤。

以代表他这时的心境。

元和二年（807年）的秋天，居易被召为进士的试官，取萧瀚为第一。事毕，为集贤校理。十一月授翰林学士。可是他终竟感觉到自己的才能还未得发展的机会，而发“其奈丹墀上，君恩未报何”（《晚秋有怀郑中旧隐》）之感。这时他值禁中，生活也很闲适。《松斋自题》云：

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

非贱亦非贵，朝登一命初。

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

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

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

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

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

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

持此将过日，自然多晏如。

昏昏复默默，非智亦非愚。

虽然他自谓“才小分易足”，其实以他的大才对这“非贱亦非贵”的地位，正恐是未足呢。所以他还是把“形骸”“方寸”委付于“顺动”“空虚”，“晏如”地“将过日”罢。

第一章 导言

政治社会的变动，给予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唐自统一中国之后，一直到安史之乱，中间的一百三十多年，是内无兵乱、外无敌患的太平世界，故文坛上也笼罩着歌舞升平的气象。一般诗人们，有的去做他专讲词藻艳丽、音节铿锵的古典文学的继承者；有的去做他专讲恬静、温和、清雅、澹远的自然文学的歌唱者；有的去做他专讲醇酒、妇人的颓废文学的崇拜者。他们对现实的人生非常漠视，对现实的社会离开很远。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可是世间的一切，都不能永恒地守着一定的状态，终于大变动来了！他们的时代的丧钟也响了！安禄山乱作，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不独惊破了九重城阙里的《霓裳羽衣曲》，同时更敲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诗人们一向安静的神经，给刺激于惊恐、愤怒、忧愁、悲哀种种情绪而紧张迸裂，于是他们的一支惯写歌舞升平的彩笔，不能不转而为呼愁号苦的工具了。这一转，成了唐代诗歌史上极端的转变，立在这转变期前头的代表者，是写实派的开山祖杜甫。他以万窍怒号的情感，把笔端浸染上几千万生民流离死亡的血泪，写出那忧深痛绝的诗句，装成中国文学史的最光荣的一页。到了元和、长庆时代，虽然社会的景象渐恢复到大骚乱以前的平治，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但诗人们除了一派还施展他们那润色鸿业的大手笔去作歌功颂德的文字，另一派却都受了杜甫的影响和感动，耳际还缭绕着这位伟大诗人的嚎号的余音，回忆过去五六十年的痛苦，察看眼前累朝遗留着的积弊，使他们在瞻眺这缥缈的光荣前途之余，生着无限的忧虑。于是他们便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提出根本的主张，认定文学这个东西，不是光拿来吟风弄月的，应该要用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好是能够“补察时政”，否则至少也得能够“泄导人情”。由着这种文学主张的出发，他们的作品就倾向于社会问题的方面，树起“人生艺术”的旗帜。他们比杜甫还前进一步，杜甫的情感是一时刺激的反应，态度是消极的，思想是未成系统，手腕是客观的描写；而他们的情感是痛定思痛的反应，态度是积极的，思想是已成系统，手腕是主观的讽喻。他们的领袖是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可以说全部都包括在“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十四字里。他认定文学不是无所为的，而是为人生而作的，为救人救世而作的。为着他既具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所以他的作品便力求“大众化”“通俗化”，要使人人一读就懂，以达到“见者易喻”“闻者深诫”的几个目的。《墨客挥犀》上说：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

这可以想见他当时是用什么见地来作诗了。

白居易诗的特点是在“平易”两字，和韩愈的“险怪”恰立在反对的地位。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上说：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之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

这可算精辟中肯的批评。

居易的诗因为具平易的特点，所以流传很广。不但流行于本国，且传到日本、新罗去。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信说：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上也说：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

的确，这真是“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了。

总之，白居易是一个大众诗人。他的诗平易而有才华，只要有话便说，不稍带勉强和装饰，如珠之在盘，周转溜走，无不如意，唯其能“随笔抒写，无求工见好之意”，才会成为他的真的“工”，真的“好”。再加以他在有的地方能把理解与天才融合为一，其成功最大，最不可及。

以上不过略述唐诗变迁的大势，以及白居易在当时的地位和根本的思想，使得先了解这个诗人的大体。别的在下面各章详细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