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冼星海跌宕起伏的一生的回顾，描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贫苦疍民的子弟，到音乐家，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并重点围绕冼星海创作的高峰期——抗日战争时期，展现了音乐家以乐曲为武器，鼓舞和激励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生动鲜活地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极具生活气息的“人民音乐家”的丰富形象。本书写出了冼星海由朦胧人生到艺术自由、再到人间正义的生命之魂，以此为核心，激昂地展开了中华儿女昂首挺拔与山河并立的壮阔场面。作品中到处洋溢着深入生命的体味和思考，在饶有风情的个人生活背景上挥洒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也描述冼星海独立的个人生存观念：既描写了冼星海个人命运的文化情缘，又描写了历史存在中的个人性情和音乐情怀，对历史变迁、民族尊严、音乐灵性与个人命运水乳交融的描写，独特深入了冼星海与音乐间的神秘魅力。

1.冼星海的人生，是一部音乐律动与历史脉搏同频共振、个体命运与民族兴衰交相辉映的史诗。本书以精微的笔触勾勒其生命图谱与创作心迹，为读者洞悉中国近现代音乐精神中深蕴的爱国主义内核提供了一个颇具穿透力的观察维度。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阎晶明

2.奔放深情、炽烈幽深、格局开阔，是刘迪生传记文学作品《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带给读者的总体观感，在这部作品中，传主冼星海的生命之魂、音乐之魂与民族之魂熔铸一体，彰显了葆有音乐情怀和理想的个人在历史、国家和时代裹挟下不屈拼搏、执着奋斗所奏响的命运之歌。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谢有顺

3.这部作品以扎实的史料考据与鲜活的叙事笔法，将冼星海从蛋家船户子弟蜕变为“人民音乐家”的壮阔人生，铺陈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作者不仅深刻揭示了艺术创作与民族存亡之间血脉相连的内在关联，更以音乐为棱镜，折射出抗战时期精神力量对社会变革的强大推动作用——这种将个人命运熔铸于时代洪流中的书写，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文本资源，亦在思想教育层面彰显出直击人心的震撼力量。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徐肖楠

年少的冼星海已经学会了隐忍，他给自己建了一道壁垒，将自己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他的精神状态呈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与生俱来的忧患与朝夕经历的苦难让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与这个世界的交集仅限于寻找一个夕阳垂落的黄昏，独立树下，吹一支寂寥而清远的箫。

这样的特立独行很快吸引了区健夫的注意，作为军乐队的指导老师，他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普通少年的非凡之处。这个少年并不高大，甚至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符的羸弱，他的影子在夕阳下显得细瘦而落寞，很容易让人想起“古道西风瘦马”的词句，然而他的落寞中时常透出一股不容忽视的倔强。他的脸很瘦，颧骨微微凸起，鼻子带着蒙古人种所常见的扁平，然而正是这份扁平衬托出他眼睛的锐利，他的眼睛深邃而细长，眼角微微向上扬起。当他吹起竹箫，双目凝视远方的天空时，他那柔和中带着睿智的眼神足以令偶然遇见的人也过目不忘。

“欢迎你加入乐队。”在某个一如往常的夕阳垂落的黄昏，区健夫站在独立树下吹箫的冼星海身后，感受着他对音乐的痴迷与沉醉，不动声色地开口说。他并没有询问冼星海是否愿意，而是笃定地一锤定音。

“您刚才说什么？”冼星海有一瞬间的失神。

“我说欢迎你加入乐队。”区健夫友善地向他伸出手。

冼星海没有辜负区健夫的知遇之恩，刚开始时他在军乐队内任短笛手，后来兼高音单簧管乐手，同时向区健夫学习指挥，很快他就成了乐队中的主要队员和临时指导老师。时间很快来到 1918 年，这一年，岭南大学教师林耀翔去新加坡为岭大募集华侨学生宿舍建设基金，顺便把养正中学一批优秀学生带回祖国攻读，冼星海理所当然成为其中之一。在异国他乡漂泊整整九年后，冼星海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归国后，冼星海很快以工读生的身份进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华侨班。在华侨班读书期间，他每天都要抽出两个小时，在格兰堂（今称大钟楼）书楼工作，售卖书籍、纸笔等学习用品，同时加入岭南银乐队，吹奏南箫。他需要靠着这些工作来交膳费、学费。

虽然日子过得很奔波，但是冼星海并不觉得苦，在书楼的工作可以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多方面的知识；岭南银乐队则是对他音乐专长的锻炼，这些本来就是他学习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理所当然也就成为他进步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