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人，汉代著名哲学家。章太炎评：“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搪，不避上圣。汉得一人，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
　　《论衡之人：王充传》以其曲折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介绍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王充出身细族孤门，天纵英才，“乡里称孝”，入太学，师大儒、交挚友，游书肆览群书，博通百家之言。王充怀济世之志，曾历县郡府吏，却因清廉正直，“仕数不遇”，归隐乡里潜心著述，终成一家之言。作者深度剖解王充奇书《论衡》，刻画了一位近两千年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以“疑问，假设，证验”为治学特色的思想先锋。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第二章 开蒙的世界
第三章 少孤乡里称孝
第四章 从书馆到经馆
第五章 受业太学
第六章 感受光武中兴
第七章 告别求学生涯
第八章 初涉宦海
第九章 “屏居教授”著《讥俗》
第十章 探求宇宙奥秘
第十一章 思索人生遭际
第十二章 颍川归来撰《政务》
第十三章 闭门潜思成《论衡》  
第十四章 回首一生诉衷肠
第十五章 悲欣交集的晚年
第十六章 奇书绝境逢生
第十七章 毁誉自古成冰炭
第十八章 玉石于今见伪真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论衡之人：王充传》：
　　然而，王沉的期望等来的是失望。王蒙、王诵昆仲长大后勇蛮任气，比他们的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王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却无能为力，只好默叹命该如此。一方面，王家尚勇任气习性的遗传实在强烈，王蒙、王诵二子承袭祖上遗风，禀性难移；另一方面，这也是王家的漂泊处境使然。处于弱势群体的人家，昭彰武勇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唯其如此，方不致被人随意欺侮。王沉于这样的无可奈何之中，走完了王家世系接力棒中的一程。失去父亲管束的王蒙、王诵兄弟在蛮逞匹夫之勇方面更加放肆，凶悍的名声远近皆知，结果与“豪家丁伯等结怨”，在钱唐又待不下去了。王家再次南下渡江，东进到上虞章镇一带落户，以务农为生。
　　王家在章镇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安顿下来。这里是天然的鱼米之乡，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述此间的自然状况与人居条件：“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窥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里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地多人少物产盛，还是很养人的。经过汉代一百多年的发展，越地的农耕程度比司马迁所见，又有了进步。正常年景，普通农户只要随意稼穑，可不为温饱发愁。更让王家受用的是，当地无豪强欺侮外乡人，再也不用日日生活在遭仇家打击的恐惧之中，王家品尝到安居乐业的滋味，很自然地对过去的岁月进行反思：王家凭武勇为国御敌、建勋邀赏的日子已成遥远的过去。身为平民，热衷于打打杀杀，终究不是立家之本，想过个太平日子亦不可得，耕读传家当为立家立业的正途。安于做一户自给自足的普通农家，自食其力，勤于劳作以求生活改善，渐成家庭成员的共识。王诵浮躁不安的心态得到沉淀与调适，那种徒逞快意、容易冲动惹事的武人脾气趋于淡化。此变化可从王充《论衡·自纪》中窥见蛛丝马迹。王充记王蒙、王诵在钱唐时“勇势凌人”“滋甚”，到上虞后却未再出现滋事成仇的记录，家庭也未再因避仇而迁徙。
　　王诵成家了。结亲自古讲究门当户对，王家自王勇起即落魄潦倒，作为外乡来的游散平民，给后代娶亲不太可能攀附到为数甚少的北方军功人家，多半与当地民女结为夫妻，王沉如此，王蒙、王诵亦难例外。所以，王充的母亲十之八九是一位越乡女子。王家这一段的生活虽处于动荡漂泊之中，但比起当时中国的多数人来说，可谓不幸中的幸运。此间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正遭受着新莽之乱的荼毒。失地流民所组成的绿林、赤眉军横行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继而刘秀起兵逐鹿中原，战王莽、灭群雄，烽火硝烟绵延不绝十多年。战火过处，草木俱焚，小民耕无田亩，居无定所。相比之下，地处东南一隅的越地因远离政治中心，基本未受兵燹袭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维系。《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西汉更始元年（23），任延拜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可见，会稽于西汉末年，堪称乱世中的一方安土，成为北方士族及“失所”之人的避难处。根据班固《汉书》及范晔《后汉书》，东汉初年会稽郡的人口较之于西汉末年增加了15万余。王家在北方大乱之前南迁定居于会稽，对于家族的延续与发展来说，应该算是福祸相应，福多于祸了。就在新莽之乱结束后，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史称“光武中兴”）的第三年（27），王充出世了。
　　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儿禀承了什么样的天资呢？王家源出燕赵，世代从武，孤鲠刚烈、逞勇好强、宁折不弯的习性当为遗传基因的底色。这一点，在王勇、王沉到王蒙、王诵一脉相承之“任气”的脾气中显而易见。在王充身上不难看到这些性格特质，只是王充将桀骜不驯、争强好胜等化为贞介鲠直，并用于另一个目标——学究天人。不具备这样的品质，王充便不可能成为大思想家。王充母亲是位越女，越人发迹、成长于南方水乡，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底蕴，总体上表现出崇尚自然、轻死易发、进取务实、精明肯干的气质与习性，它们通过母系遗传流淌于王充的血脉之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人王诵与越女的结合，不仅超越了血缘关系，更跨越了地域，构成不同种群之间的结合。古代素有北人与南人结合生出聪明后代的说法，这是符合现代优生学原理的。具体到王充身上，其长成后所表现的超人智慧，与先天遗传的优异不无关系。
　　一个人从出生到少年时代，是其性格气质、爱好专长形成的重要时期，“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所要走的道路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少年时代即可见其大概。性格的塑造受制于先天遗传、家境家风、生活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影响等多重要素，这些要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次递进、逐步展开，对生命主体产生综合影响，同时生命主体又依据本能和价值取向筛选、消化、加工各种外部信息，渐渐强化主体意识，凸显出有别于他人的性格特征。
　　王充出生时，王家经过祖上几代的大起大落，刚刚度过漂泊岁月安定下来，家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