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印刷”“族群”“规训”为关键词，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讲述其另面的源起、脉络与纵深。从甲午到辛亥，清末知识人的持续激进化，废科举导致的身份位移，新式媒体混杂着国族、种族话题的鼓荡，在印刷工业的扶持下，思想汇流为思潮，推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革命因思想、舆论汇聚而来，亦因之众声喧哗，矛盾丛集。而现代政治的确立，经历了一系列自我形构及对他者的规训，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民众的日常生活、社区历史记忆构成复杂的权力网络，其中的博弈、妥协与交融构成中国现代国家确立的曲折过程。

引论
上  篇  印刷与革命
第一章  “新学猖狂”的时代
一、 从“清流所鄙”到“人人争言”
二、 “梁启超式”的输入
三、 启蒙与生意
第二章  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
一、 “印刷为之枢机”
二、 新书业肇兴
三、 旧书业的式微
第三章  新书业与清季“君宪”“革命”论
一、 “上海影响”： 文本及其空间流动
二、 “君宪”与革政
三、 以书报为助力之革命种子
第四章  “大上海”的摩登时代： 市场与文化经济的构建
一、 市场、商业、文化网络
二、 社会结构与文化经济
三、 人才聚、散与多元文化格局
四、 无处不在的市场
第五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消费主义与书业黄金时代
一、 商业环境与都市中的文化生产
二、 普通社会的文化消费
三、 文人与文化空间的建构
中  篇  族群与政治
第六章  从“天讨”到革命
一、 “讨满洲檄”
二、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三、 “满洲人或无死所矣”
第七章  辛壬之际的种族、权争与政治
一、 从贵林之死的疑点说起
二、 人事与权争
三、 “满奸投毒”与贵林之死
四、 余论： 为贵林平反
第八章  清帝逊位与共和肇建
一、 忧惧： 革命中的排满与复仇
二、 溃退： 亲贵与朝臣
三、 共和： 和解如何可能
第九章  共和时代的族群与政治认同
一、 辛亥余绪
二、 后“驱除鞑虏”时代的旗族生计
三、 “谁敢自言满族人”
下  篇  主义与规训
第十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民初的政争、党争与政治失序
一、 江山大好，任付伊谁？
二、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三、 洪宪帝制的旋起与荡灭
第十一章  20世纪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
一、 “剡川风潮”与地方力量的重组
二、 交错芜杂的地方党、派生态
三、 从“打倒帝国主义”到“国民万岁”
第十二章  规训·反抗： 20世纪30年代的社区记忆与现代政治
一、 仪式盛典： 多神的社区信仰空间
二、 商人团体的加入
三、 地方政府的出场
四、 多重叠合的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
结束语

　　引  论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找一个关键词来贯串的话，那一定就是“革命”。相应的，革命史叙事则几乎成为辛亥以降中国史学的支配性范式，且越到后来越趋向意识形态化。就革命本身，反有许多另面的源起、脉络、纵深问题，没有深透讨论过。所以，在本书中，我想要做的，是用印刷、族群与规训三个关键词，重新串联和审视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
　　西学、新知的传播，启蒙、新思想的萌发，由新思想、新观念而引导制度改革、社会变动，由改革而汇聚革命风潮，惯常的论述多归之于启蒙者的努力，其实，清季学风与士气丕变，新学从被鄙斥到“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从大的方面说，是时势使然，但由时势牵动人心、风气的迁变，就不能不说到肇兴于上海的书业革命。书籍为“灌输文明之利器”，出版之发达即“国民智识之进步”、“文明进步之明征”、“印刷一事，与国家之文明有大关系”，诸如此类的议论逐渐成为谕令奏折与报章杂志中常见的笔调。晚清中国的新学启蒙运动发端于救亡图存时势中士人的鼓荡，存在于朝廷兴学育才的决心，而它最终汇流成河、从先识者的沉思变为一般阅读者的日常，则与印刷工业的兴起有莫大关系。正是新书业的蓬蓬然而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使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交逢于复杂世局，将新学导入士人的生活世界，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亦由此在“出版”、“文明”与“国势”的相互关联中大步迈入启蒙与维新的时代。
　　书商、报人和他们制作、倡导的思想，在短短十数年间使“旧的中国”一点点圮塌，从启蒙到维新，从革政到革命，进而完成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以书报为助力之革命种子，正是在印刷工业的扶持下一路恢张，使孤另的思想汇流为思潮，推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一方面依旧与启蒙及思想运动联接；另一方面，在消费市场与文化网络中，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印刷又进一步构建、丰富了都市中的文化空间，而“左翼”与革命文化即在此空间中孕育、壮大。这是一个思想衍变的轨迹，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交织的网络，牵涉到思想被制造、传播，以及在更广阔空间内流动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市场、商业、消费及地域、空间等多维视角中审视现代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兴起。
　　以往的历史叙事中，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未流血而各省相继光复，在武昌起义的烽火和立宪派的斡旋下，清帝逊位，让政于民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这段历程，“反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思想运动是一个层面： 革命派依靠族群分野，刻意制造满汉隔阂，明清易代之际的创伤记忆被迅速唤回到当代，成为宣扬革命、推翻异族统治的利器。所以胡汉民说：“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由反满鼓荡起来的革命激情要比反专制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共鸣。另一个层面则是武昌起义之后的满汉对峙，族群界分、部分满城的杀戮事件，加之由战争激扬起的谣言，八旗兵丁与中枢的满洲亲贵一起，由恐慌而惊惧，最终放弃抵抗，选择了让政。南北和议，辛亥大妥协有诸多繁复的人事、时势关系在里面。仅仅革命对手方这一侧，就包含帝后及亲贵集团、枢臣与疆吏、驻防、北洋系、江浙立宪系，等等，中间还掺杂着革命集团中与各方势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的起草，从人选、成稿到最终底定，过程是怎样的，中间经历了多少博弈、转圜？四川将军玉崑、杭州将军德济，各自在什么样的情势下、与什么样的势力达成妥协。光复之际，驻防、士绅、新军、民党、会党，甚或羼入革军队伍的“匪”，在各地有复杂的组合、对峙，均构成走向共和的具体情势。
　　革命希望切断一切逃往历史之路，包括把专制和旧世界归拢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长达百年的奴役。于是复仇拥有天然的正义，于是革命可以使用任何一种理由、任何一种手段。辛亥年是一段千年历史的终结，以往的视界，大多着意于革命，革命的对手方，包括清王朝的处境及以满汉为名义发生的人事纠葛与权力纷争，则甚少触及。其实，革命虽撼动了帝制，但帝制牵丝攀藤，妥协及退让还仅是历史的明面，隐伏处，更有层层叠叠的人事权争及政治理念的分裂。满与汉成为透视共和转型的一面棱镜，屈折出一个多面的辛亥故事。这正是我想要描述的，一段有着文明与野蛮、正义与杀戮、谎言与理想的革命记忆。
　　而在革命之后，“驱除鞑虏”迅速被“五族共和”取代。但革命鼓荡起的族群对峙却不是随民国成立而自然消亡的。辛亥之后，满族作为一整个族群的流亡史，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从这个维度观察和探讨民国种种淆杂、失序，其前后因果则更为明朗。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写过：“从外部看，革命似乎是一场奇观。在这奇观中最为夺目的是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控制事件的进程”；“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都将被革命卷入一个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