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评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每期选择一个社会政策方面的主题做焦点讨论。伴随全球化快速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大，不仅提出了新的社会政策议题，而且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的基础，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福利权与社会团结即是其中最核心的两个议题。本书围绕着这两个议题，从中国大陆到中国台湾、香港再到欧洲国家，全面论述了移民问题，以及与移民相关的政策和福利。

专题论文
中国地方治理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实现问题【王春光】／3
内地与香港婚姻移民及其第二代之议题研究：挑战与政策回应【莫家豪】／23
跨越边界: 一国两制下的迁移【陈国康】／37
论台湾移民政策的改变：由边境管理至移民服务【林盈君　徐杏瑛】／58
新工人社区生活的社会政治意涵——基于经典理论视角的阐述【汪建华】／72
如何平衡劳动力流动与社会保障？
　　——以法定公共养老金为例来观察欧洲移民工人社会权利保障政策的发展进程
　　　　【潘宇舟（Matthias Stepan）】／90

非专题论文
中国政府干预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有效性（1989～2009）
　　【黄建忠　卢　霜　林怡婷　Juliann H.Vikse】／107
中国的不平等问题：现状、原因及建议【贡　森　李秉勤】／123
金融危机中的北欧福利模式【Peter Abrahamson】／142
中国大陆公立医院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局限与方向【和经纬　罗源昆】／156

过刊目录／175
征稿启事／177

编首语
房莉杰

伴随全球化快速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大，不仅提出了新的社会政策议题，而且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的基础。本辑即关注其中最核心的两个议题——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福利权与社会团结。
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与传统社会政策的最大冲突是福利权的边界问题。在福利国家建立之初，人口流动并不频繁，因此在西方社会的传统语境下，“福利权”的边界与“公民权”和“民族国家”的边界是一致的。但是，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范围已经超出其国籍所在国家，这就产生了福利权的“准入”（access）与“可携”（portability）问题——前者是指移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享有流入国的福利权，后者是指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携带流出国的福利权。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这一主题毫无疑问地成为欧洲社会政策研究的热点。本期Stepan的文章即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初步讨论，它关注的是欧盟在促进福利权方面的“欧洲一体化”时的努力，及其成员国在该问题上的利益与立场。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存在于欧洲，同样存在于中国国内。尽管中国是一个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在“财政联邦制”的背景下，各地的财政收入很不均衡，而且福利筹资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有很大的政策再造的空间，因此不同地区福利权的具体内容和水平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再具体到人口流入地，一方面，流入地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吸引力去吸引外来劳动力；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福利资格“准入”一直受到流入地政府的抵制。王春光用“去商品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二维模式，前者代表人口流入地的整体福利状况，后者意味着该地区的福利资格让流动人口分享的程度。该文试图用这个二维模式解释不同地区的地方福利的治理类型。
香港、澳门、台湾与内地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人口流动与社会政策上面，这对于区域整合构成一定的挑战。莫家豪的文章是从福利权方面对这一复杂性所做的诠释。外来移民往往被移入地视为工作和社会福利的竞争者，所以，给予外来移民更多的社会福利与服务，在任何社会中都具有相当的争议性，流入地民众对于移民或者移民相关政策的看法总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在香港，当越来越多的人期望社会给予“内地新移民”更多照顾的同时，另外一群人则将越来越多的“内地新移民”的移入与单程通行证的存在视为一个失败的人口政策。类似的，林盈君和徐杏瑛的文章也梳理了台湾的移民政策，从中可以了解到，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移民政策强调移民的社会融入，以“移民辅导”为核心。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其政策走向由同化策略逐渐往多元文化方向前进。
除了福利权问题外，社会政策关注的另一个核心概念——“社会团结”也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社会团结研究主要关注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团结，然而大量移民的涌入给流入地的社会团结带来新的挑战，这也意味着要用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范式应对这种变化。陈国康和汪建华的文章都关注了这一议题。陈国康的文章关注香港的大陆移民，它回顾了“二战”以后香港的移民政策，尤其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大陆新移民与香港原住民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它揭示了，“一国两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应关注其文化意涵，即文化上的认同性（一国）与多元性（两制）。当前香港出现的各种争论和冲突有一定的文化建构因素在起作用。与此同时，汪建华的文章则以社会整合的视角讨论中国内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生活形态对社会团结的影响。该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农村”的进退维谷的矛盾境况中，相比上一代，他们更加呈现高流动和低融入的社区生活形态，对社会团结构成重大威胁。
除了专题文章外，本辑收录了4篇非专题文章。
黄建忠等和贡森与李秉勤的两篇文章都是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黄建忠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政府在1989年与2009年两个年份对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实施干预的有效性。贡森和李秉勤主要分析了中国的不平等类型，及其产生的机制性原因。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与社会福利分别是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两个核心机制，它们成为影响社会不平等的两个核心变量。两篇文章都认为，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全体国民的收入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机制受到束缚，另一方面，本不该商品化的公共服务也被商品化；而在社会福利领域，再分配机制的作用仍然较小，福利与“身份”相联系——在城乡户籍、不同地区的户籍、职业、体制内外等身份背后所隐含的福利待遇有很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福利模式正处于重新建构的初步阶段，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每年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比如城乡医疗保障的整合与保障水平的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新医改的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等。然而这些变化的效果，尤其是其对不平等的影响是需要持续评估的。
Abrahamson的文章延续了前几期对于西方福利国家改革，尤其是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讨论。我们能从Abrahamson的文章中看到其作为丹麦学者，对北欧福利发展的自豪感。面对福利国家的危机，北欧最先实践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的转型。在关于这一转型是否成功的争论中，Abrahamson显然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他同时也提出，这些策略之所以有效是与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基础和特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还是有待验证的。
本辑的最后一篇文章关注的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一个热点——新医改。2009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卫生体制改革，旨在使卫生服务体系恢复其“公益性”。而在这一改革中，被认为重中之重的改革“深水区”就是公立医院改革。和经纬和罗源昆的文章即聚焦于此。该文分析了几个不同地区改革的案例，认为经济杠杆力度薄弱、行政能力的欠缺以及改革的路径依赖等问题，皆是阻碍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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