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在本书中讲述了一场“蚊子与大象之间的战争”，即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作为异见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如何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而当新教运动代表人物加尔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对待异见者又是何等残酷和决绝。书中刻画了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奥，以及他在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本书完成于1936年，其核心内容是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茨威格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和邪恶。

茨威格是诗人，深受唯美主义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他又是小说家，谙熟小说家的基本技巧：善于把握戏剧性的高潮，即善于把握与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因而在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中既有诗情画意的氛围渲染，又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性高潮和隽永的心理刻画……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可谓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舒昌善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第三章 “教会纪律”

第四章 卡斯泰利奥登场

第五章 塞尔维特案件

第六章 火刑处死塞尔维特

第七章 宽容宣言

第八章 良知斥责暴力

第九章 暴力扼杀良知

第十章 殊途同归

茨威格附记

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

译者后记

译者后记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著作上了纳粹的禁书名单。一九三四年，战争的阴霾已密布在欧洲上空，茨威格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卡普齐内山上的别墅被搜查，茨威格决心离开奥地利，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一个在日内瓦的名叫让·朔雷尔的加尔文教牧师给旅居伦敦的茨威格写信，信中说，在他的教区内有一个爱读茨威格作品的女读者莉莉亚纳·罗塞小姐在听了让·朔雷尔所作的关于卡斯泰利奥的报告之后，建议茨威格撰写一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但又十分重要的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卡斯泰利奥的传记。信中写道：“简短地说，我是想告诉您，唤醒对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这个了不起的斗士——当时肯定是对抗天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最具才智和最为勇敢的反抗者——的记忆，很可能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也许在十六世纪没有人会以如此的大智大勇针对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们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教合一统治的理想而采取的非人性的手段进行如此坚持不懈的斗争。一本类似于您写的伊拉斯谟传记那样的书很可能会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了，伊拉斯谟还是卡斯泰利奥的导师之一呢。请您相信我的话，这件事可是功德无量呀。”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茨威格给罗塞小姐写信表示感谢。信中写道：“……我自愧没有承认，我自己以前对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所知甚少，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早已被加尔文的为人和加尔文与塞尔维特的毫不留情的斗争所吸引。我全然不知卡斯泰利奥这个人在这场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您却神机妙算似的猜到，您的建议将会使我很感兴趣。我以前很少会像这一次似的从一开始就被一个人物深深吸引并且不由自主地产生极大的好感。我想，我大概会献给卡斯泰利奥一部我的试作。这也是能促使我们自己目前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极好契机。”茨威格在这封致罗塞小姐的信中还附上一封致朔雷尔牧师的信，信中写道：“多谢您的来信和您对我的巨大信任。您对我说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因为专制统治为了使个人的良知沉默无声而在整个天下横行霸道确实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厌恶政治，但我觉得这样一种政治压迫是最大的危险，而这样一种政治压迫现在已进入到宗教和艺术领域，在我看来，今天只有一种斗争——为良知的自由而斗争最值得投入。我曾试图在我所写的伊拉斯谟传记中通过将伊拉斯谟作为象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重现那些伟大的失败者的崇高形象，以便启示那些今天仍然在可怕的专制统治压迫下遭受苦难的人们。”

读者从以上的书信中不难看出，罗塞小姐和朔雷尔牧师的建议是促使茨威格撰写《良知对抗暴力》的直接诱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茨威格写作此书之时正是希特勒的气焰甚嚣尘上之际，茨威格的矛头所向，不仅是针对加尔文，而且也是针对希特勒。对加尔文的鞭笞指名道姓，对希特勒的抨击含蓄隐晦；对加尔文的描述栩栩如生，对希特勒专制独裁的针砭鞭辟入里。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茨威格从苏黎世致信罗塞小姐，信中写道：“我两个月来一直在这里的图书馆内阅读所有可供使用的原始资料，我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唯一的困难是要在书中公正地对待加尔文而不被误导对他充满敌意，因为我是满腔热情地赞同卡斯泰利奥。如果说，加尔文极不公正地对待卡斯泰利奥，那么我们就必须尽量不用这种不公正的态度去对待加尔文。”

茨威格当时客居伦敦，阅读有关的书籍毕竟有限。幸亏有朔雷尔鼎力相助，他向茨威格提供了不少有关加尔文的文献资料，并且要茨威格关注柏林的一位女学者伊丽莎白·法伊斯特博士正在整理的卡斯泰利奥最后一部著作《论怀疑之道》的书稿。凑巧的是茨威格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玛丽恩巴德温泉疗养时遇见了法伊斯特小姐，后者给茨威格写了几封十分诚恳的信，鼓励他要坚持把这本关于卡斯泰利奥的书写完。然而茨威格的朋友们的态度却与此相反，每当谈及这项新的写作计划时，他们都保持沉默。因为一九三五年的欧洲局势已相当严峻，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在这一年签订了合作条约，即“柏林—罗马轴心”，德国公开支持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四处飘荡。希特勒在德国的独裁统治变本加厉。所以，茨威格几乎是在秘而不宣的状态下写作《良知对抗暴力》。他没有向任何亲友透露他正在写这部书，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丝毫没有提及，仅仅是在和罗塞小姐和朔雷尔牧师的通信中才一星半点谈到创作进展的情况。如，朔雷尔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致茨威格的复信中写道：“罗塞小姐向我转达了有关您的最近消息。

我也收到了您寄还给我的书。尽管眼下发生着那么多悲剧性的事件，我们又重新生活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但是您仍然没有失去您的创作灵感，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您不仅能够专注于历史，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仍然能够坚持用您自己的心灵进行斗争。这说明我是多么了解您。”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茨威格在克服了许多难以形容的困难之后终于完成了这部关于卡斯泰利奥的著作。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英国佩斯特·劳埃德公司率先用《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良知对抗暴力》的书名印行。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维也纳《新自由报》公司

用《卡斯泰利奥对抗加尔文》的书名印行。《良知对抗暴力》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有的热情赞扬，有的激烈攻击。而赞扬或者攻击都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