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引来众多共情者、索解者。在东坡本事与身后事之间，是耶，非耶？真耶，幻耶？

本书选取官员、文章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共十二个人生侧面，解读他作为“名士”的一生，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苏东坡。

第十章 爱说笑话的“段子手”

在历代名士中，苏轼性格诙谐，是少有的爱说笑话之人，为此得罪过不少人。

苏轼为何爱说笑？这一方面与他的家庭氛围有关，自小养成了热情、好交际、爱听故事的性情；另一方面似与蜀地文化的影响有关。

宋代的成都是个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城市。据赵抃《成都古今记》记载，成都每个月都有集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些集市不仅汇聚了四方商人前来交易，也是艺人们争奇斗艳的名利场。因为蜀地的养蚕、丝绸产业非常发达，三月蚕市期间尤其热闹，娱乐演出繁多，南宋士人范成大的《离堆行》形容为“成都火米不论钱，丝管相随看蚕市”。

宋代到蜀地为官的士人大都对当地的娱乐业印象深刻。整个春天一直到夏初，成都当地都有丰富的集会、演出。从上元节到四月十八日，知州官署的“西园”向民众开放，艺人在园中斗艺，演出各色杂剧，多以诙谐搞笑为特色。艺人都希望能在西园的舞台上出风头，谁的表演能让在座的观众捧腹大笑，就能获得一面彩旗，最后统计谁得到的彩旗多，谁就胜出。

苏轼的故乡眉山距成都一百五六十里，水路、陆路皆可通，赶路的话一天可至，慢一点的话两天也能到达。苏轼少时，有明确记录的成都之行就有数次，没有记载者或许更多。他的诗歌中对此也有反映，比如他的弟弟苏辙写过有关蚕市的诗，他也写了一首《和子由蚕市》，中有“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一般可理解为对比商人和农民，但这一句也可能与当时蚕市的演出有关。宋代流行一种滑稽表演，由艺人扮演乡下人进城的可笑姿态，或许蚕市上也有这类表演，引起了苏轼的关注。后来，他在《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中说“俯仰东西阅数州，老于歧路岂伶优”，其中的“歧路”一语双关，既可指歧途，也可指在各州县、乡镇活动的流浪艺人“路岐人”，这些无名艺人常在街边村头的空地演出。

这些诗歌表明，苏轼在成都观看过著名艺人的表演，对在成都、眉山等地活动的路歧人似乎并不陌生，对当时各种说笑节目也相当熟悉，其幽默感的养成，或许与这样的文化背景有关。

考中进士、成为官员后，苏轼也没有收敛自己爱说笑话的性情。这着实为他招来不少麻烦。

被贬黄州时，他每日晨起便无事可做，要么到雪堂与来访客人闲谈，要么外出游玩或访友。无论来者是何种身份，他都能与对方相谈甚欢，尤其喜欢说笑话、听故事。一次，有位客人谈到最后，说自己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苏轼就让他讲自己知道的鬼怪故事。这人说他不知道这类故事，苏轼还不甘心，让他“姑妄言之”，编一个说说，众人见状都大笑。

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汴京为官时，在同僚中也以喜欢开玩笑著称，还因此得罪过人。当时他与程颐同朝为官，程颐个性端庄持重，言行每以“古礼”交结同僚，显得颇为古板，与苏轼的脾气秉性、行事风格都不相投。苏轼认为他是不近人情的老古板，偶尔会出言调侃。时任御史的朱光庭是程颐的弟子。一日，苏轼见他肃立于朝堂之上，一脸严肃地监督朝臣遵行各种礼仪细节，觉得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好笑，私下与其他官员耳语道：“什么时候能打破这个‘敬’字啊。”程颐的学说主张“诚”“敬”，事事要符合礼仪，而苏轼举止率意，不喜欢板着面孔，可他这样轻易开口评论别的官员，流言蜚语渐渐多了起来。九月六日，两省大臣随皇帝参加完明堂典礼后，相约一起去吊祭已故宰相司马光。自认为熟悉丧礼的程颐引用《论语》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的说法，认为庆典、吊唁不能在同日进行，劝阻各位同僚不要去司马光家吊祭。有人反驳说，明堂庆典是吉礼，并非娱乐表演，二者性质不同，孔子说哭则不歌，但是并没有说歌则不哭。于是众人仍去吊祭。程颐又跑去告诫司马光的家人不能开门接受吊祭。苏轼觉得程氏泥古不化，随口开玩笑道：“程颐可谓是鏖糟陂里叔孙通！”

鏖糟陂是汴梁城西南十五里一处肮脏杂乱的地方，许多穷困的乡民居住在此，苏轼在黄州时还曾自命“鏖糟陂里陶靖节”。他这样说是讽刺程颐像穷乡僻壤的长老、学究，习惯把各种鄙俗讲究都安上古代圣贤的名义，用来约束众人。此言一出，众人哄堂大笑，程颐听闻后自然心中气恼。当然，也有人觉得苏轼言语轻浮，司马光刚刚去世就说笑话，着实不太得体。

这句玩笑话不仅得罪了程颐，也引来程颐亲友、弟子的不满。在相国寺上香祭祀后，众官员回到衙门一同用饭，程颐让主管餐食的官吏上素馔，苏轼诘问他：“正叔你不信佛，为什么食素？”程颐回答说：“按照礼节，居丧期间不能饮酒食肉，现在还是国丧后，所以如此。”但苏轼觉得没有必要如此，笑着说：“为刘氏者左袒。”表明自己不会和程颐一样的立场，便和黄庭坚等亲近的官员吃起肉来。从此程颐和弟子朱光庭等人更加敌视苏轼。此后数年，苏轼经常受到朱光庭等言官的抨击，令他不堪其扰，只得自请到地方为官。

给事中顾临因身形肥胖，素有“顾屠”（顾屠夫）的外号。某个夏日天气太热，顾临趴在书案上小睡，苏轼看到后就写了“顾屠肉案”几个字放在他身边。过了一会儿，顾临醒来，几个同僚都看着他大笑，苏轼还掏出三十文钱叫嚷着要买肉。此类玩笑之事虽小，但受到嘲讽的人内心可能别有体会，一些人对苏轼这样的做法恐怕也有微词。不久，顾临被外派为河北都转运使，苏轼和几名同僚都认为他适合在朝中为官，上书建议朝廷改派他人，但并未获得允准。顾临离京前，同僚都写了赠别诗，苏轼的《送顾子敦奉使河朔》却通篇都在强调顾临体胖，以“磨刀向猪羊”突出其屠夫气概，难免引起对方的恼怒。苏轼大概从其他朋友那里听说了顾临的抱怨，又写了一首诗解释说“前言戏之耳”。这些有失分寸的玩笑话的确容易招来非议，给自己制造麻烦。

苏轼晚年被贬至惠州、儋州等荒僻处，有趣的人物不多，但他仍不时流露出诙谐本色。在儋州北上途中，他在半路上遇到同遭贬谪的旧党官员刘安世。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弟子，当年在朝中为官时性情严谨，坐立讲究姿势端正，连写字都拒绝写草书，与喜欢说笑话、洒脱率性的苏轼举止大相径庭，所以两人当年同朝为官时并不亲近。但此时，同为旧党的两人都经历了多年贬谪，他乡相见分外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