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茨威格完成于流亡途中的作品。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巨匠伊拉斯谟学识渊博，享誉欧洲，主张理性宽容，呼吁温和改革。但在宗教改革的激烈冲突中，他拒绝站队狂热阵营，遭到新旧两派的夹击，在道义上守住良知，在现实中归于失败。1934年5月，茨威格致信克劳斯?曼：“我现在打算写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也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像今天一切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遭到希特勒的迫害一样，遭到马丁?路德的非难。我想以伊拉斯谟为例，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比喻方式描述我们这种类型的人和其他类型的人。”这封信可以说是茨威格写作此书的初心。他借16世纪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的一生，投射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处境。

这是一部有关伊拉斯谟的传记，也是一部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画像。

茨威格是诗人，深受唯美主义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他又是小说家，谙熟小说家的基本技巧：善于把握戏剧性的高潮，即善于把握与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因而在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中既有诗情画意的氛围渲染，又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性高潮和隽永的心理刻画……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可谓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舒昌善

但愿我能在这里简明扼要地说清楚：是什么使我们觉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位被忘却了的伟大人物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而且恰恰是在今天。

——斯蒂芬·茨威格

目录

第一章 使命感和人生的意义

第二章 时代的脉搏

第三章 语焉不详的早年生活

第四章 伊拉斯谟写照

第五章 峥嵘岁月

第六章 人文主义的伟大与局限

第七章 强大的对手

第八章 为思想独立而斗争

第九章 大论战

第十章 尾声

第十一章 伊拉斯谟的精神遗产

伊拉斯谟年谱

译者后记

第一章 使命感和人生的意义（节选）

我们无可否认，我们今天几乎已不再知道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个人的名字，而他当年可是他自己的那个世纪最负盛名和最受推崇的人。他的数不胜数的著作今天静悄悄地安睡在各家图书馆。这些著作是用人文主义者的语言——当时超越国界而今已被忘却的拉丁语写成的。这些著作当时遐迩闻名，却几乎没有一本走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连伊拉斯谟本人的形象和其他参与宗教改革的气宇轩昂的世界名人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因为伊拉斯谟对自己的身世往往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和前后矛盾。关于他的私人生活，很少有趣闻轶事可资闲谈。一个寡言少语和孜孜不倦工作的人很难会留下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甚至连他的真正业绩也会被掩埋和隐藏在现代意识之下，就像基石总是被掩埋和隐藏在已经竣工的大厦之下一样。正因为此，但愿我能在这里预先简明扼要地说清楚：是什么使我们觉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位被忘却了的伟大人物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而且恰恰是在今天。那就是他是西方所有从事著述和创作的人当中第一个有欧洲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意识的欧洲人、第一个因为爱好和平而备受争议的人。他是人文主义者的理念——一种善待世人和善待思想界的理念——的一个十分能言善辩的辩护人。除此以外，他在为争取以更加公正和更能被世人赞同的方式营造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斗争中还往往是一个失败者。不过，他的这样一种悲情命运只会使我们对他怀有更加真诚的兄弟情感罢了。伊拉斯谟爱好我们也同样爱好的许多事情。他爱好写诗，爱好哲学，爱好书籍和艺术品，爱好各种语言和各个民族。他对所有世人一视同仁，不抱任何偏见，为的是要完成他自己的使命——提高人的品德。他只憎恶人世间一件事：狂热。他将狂热视为是真正违背理性的幽灵。纵使这个在所有凡人当中最不狂热的伊拉斯谟也许并非是最顶尖的思想精英，但他无疑具备最渊博的知识；纵使他的仁慈之心也许并非感人至深，但他与人为善的诚意毋庸置疑。在伊拉斯谟看来，任何一种不能包容异己的信念，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皆为我们这个尘世的传统恶习。按照伊拉斯谟的信念，人与人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一切冲突几乎都可能通过不使用暴力的互相容忍而平息，因为所有的人都受人性支配嘛。任何一种纷争几乎都可能得到比较合情合理的解决，因为挑起纷争的人和偏激的人并非自始至终剑拔弩张。所以，伊拉斯谟反对任何狂热，无论是宗教的狂热，还是民族的狂热，抑或是意识形态的狂热，他都一概反对。他把狂热视为是达成任何谅解的致命和天生的破坏因素。他憎恶一切固执己见的人和思想片面的人，不管他们身上披的是教士的长袍还是教授的外衣。他憎恶一切刚愎自用的思想家和宗教狂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层和哪个种族，因为这些人处处要求世人盲目服从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些人把任何一种不同的观点都轻蔑地斥之为异端邪说或者越轨行为。所以，正如伊拉斯谟本人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一样，他坚决抵制别人把某种宗教信条或者某种政治信条强加于他自己。对他而言，思想上的独立是天经地义的事。伊拉斯谟——一位崇尚思想自由的人杰始终认为，如果有人无论是站在教堂的布道坛上还是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喋喋不休地只谈论他自己个人的真谛——好像是天主亲自向他传授而且是单独向他传授福音似的——那么，天主创造的世界的丰富多彩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伊拉斯谟毕生竭尽其光芒四射和令人信服的智慧的全部力量在一切领域向那些刚愎自用、发疯似的狂热分子作斗争。伊拉斯谟仅仅是在极其罕见的好心情的时刻才会将狂热分子戏谑调侃一番。伊拉斯谟在自己心态相当平和的短暂时刻觉得，偏狭的狂热其实也无非是令人惋惜的头脑不开窍而已——是“傻气”的无数形式中的一种罢了。他在自己的戏谑作品《赞美傻气》中对形形色色的傻气表现做了分门别类并以夸张和诙谐的方式进行调侃。真正没有偏见——正直公正的伊拉斯谟理解并且甚至同情世人顽固不化的敌人——狂热。不过，他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清楚，狂热是人的本性中无可救药的幽灵，狂热将会扰乱伊拉斯谟自己相当温情的精神世界和他自己的生活。

伊拉斯谟认为自己的使命和人生的意义就是通过讴歌人性调和各种对立。他天生就是一个善于兼容并蓄的人，或者用歌德的话说，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歌德像伊拉斯谟一样拒绝一切极端的思想。伊拉斯谟觉得，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任何“动乱”、任何群众性的不明不白的口水仗都违背世人的理性的清楚本质。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成为一名静悄悄的忠诚使者启迪世人的理性。他觉得，战争尤其违背世人的理性，因为战争是解决内在对立的最粗野和最滥用暴力的方式，战争和有道德观念的世人格格不入。在具有忍耐天赋的伊拉斯谟看来，真正的力量是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通过善意的互相理解使冲突得到缓和，使是非曲直得到澄清，使纠纷争端得到平息，使有分歧的各方重归于好，使离群索居的人获得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他的同时代的人把这种多方面起作用的寻求谅解的意愿称为“伊拉斯谟精神”。伊拉斯谟立志要为“伊拉斯谟精神”赢得天下。由于伊拉斯谟自己集诗人、古典语言学家、神学家、教育家——各种创作形式——于一身，所以他认为，在整个天地之间即便是看似不可调和的事物也能够互相融合。没有一个领域是他的调和艺术始终不能涉足的，或者说不敢尝试的。在伊拉斯谟看来，在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之间、在基督教教义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智慧之间、在虔诚信仰和行为规范之间并不存在道义上的对立——一种不可逾越的对立。这个曾被授予天主教教士圣职的伊拉斯谟本着宽容思想曾将非基督徒纳入他自己的思想王国，并将他们像兄弟般似的引领到基督教教会之父面前。在伊拉斯谟眼里，哲学无非是另一种神学而已——是一种像寻求神一样的纯洁形式。伊拉斯谟怀着感激之情仰望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其诚笃之心并不亚于仰望耶稣基督的天国。伊拉斯谟并不像加尔文和其他宗教狂人那样觉得享受人生和使感官得到愉悦的文艺复兴是宗教改革的敌人，而是觉得文艺复兴是比宗教改革更崇尚自由的孪生姐妹。伊拉斯谟并不在某一个国家定居而是以四海为家，他是第一个有世界主义意识的欧洲人，他从不认同这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优越，并且由于他曾使自己的头脑养成这样的习惯：根据各个国家自己认为是最高尚和最完美的思想精英——各个国家自己的栋梁之材——作为评价各个国家的唯一标准，所以他觉得所有的国家都值得爱戴。于是他认为自己的真正人生目标是这样一种崇高的尝试：把来自一切国家、一切种族、一切阶层的所有心地善良的人结合成一个有教养者的大联盟。伊拉斯谟还通过把拉丁语——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提升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互相沟通的语言，从而为欧洲各民族创造出一种超越国界的统一思维方式和统一表达方式，以便能把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永载史册——这是他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业绩！伊拉斯谟以渊博的知识怀着感激之情回顾历史，他以基督徒的悟性深信不疑地瞻望未来。但他对世上的野蛮行径——一再恶毒而又笨拙地对天主的安排进行充满敌意的扰乱——则嗤之以鼻。只有社会中高尚的人——堪称表率和有创造力的人方能像兄弟般吸引他。伊拉斯谟认为，扩大和拓宽这个社会阶层是每一个有识之士的任务，从而使这个社会阶层有朝一日犹如天国的纯洁光辉，不抱偏见地遍及天下。因为伊拉斯谟及其同道们认为，通过启迪理性就有可能促使世人进步，并希望通过更加广泛地普及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以及更加广泛地传播著述和书籍，使个人和全体民众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这正是欧洲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最核心的信仰呀，然而，这样一种美好的信仰却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些早期的理想主义者们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和几乎是宗教般的信念，他们深信：通过坚持不懈地培养学习和读书的习惯，就能使人的本性变得高尚。一味相信书本万能的学者伊拉斯谟从未怀疑过道德是完全可以教育和可以学会的。他觉得，生活的完全和谐——这个问题已经通过由他几乎是完全梦想出来的所谓“世人的人性化”而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