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30年的时间里，本书作者萨拉·费伊被先后诊断出6种不同的疾病：厌食症、重度抑郁、焦虑症、多动症、强迫症、躁郁症。这些疾病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由此引发了她对《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标准的质疑和思考。费伊发现，一些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一直在试图警告《手册》的不当之处。她以自己经历病痛、误诊、过度诊断的鲜活故事，直指《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缺乏现实基础、草率制定标准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相关专业权威人士与制药企业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联，最终写成了这部对生命有真切关怀、对社会有犀利洞见的作品。

前言 00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一个逗号的重量 002

第二章? 思忖冒号 027

第三章? 省略号 052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断—连 080

第五章? 询医问药 105

第六章? 破裂 125

第七章? 医嘱 147

第八章? 治疗 / 选择 175

第九章? 成为双相 200

第十章? 停用快乐药片时 223

第十一章? 关于自杀意念 253

第三部分

第十二章?“病” 282

第十三章? 论独处（和孤立与孤独［还有方括号］）305

第十四章? 关于污名化（和揭露） 324

后记 337

致谢 361

注释 363

是的，我被告知——斩钉截铁地、一次又一次地——我患有厌食症、重性抑郁障碍、焦虑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强迫症、双相障碍。没错，我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不过我积极地配合参与。没人给我洗脑，我自己就相信了、 接受了那六项诊断——了解这些病，用这些病的方式进行思考， 认同自己确实患有这些病，用医学的方法处理我的痛苦与不适， 将自己的情绪、想法以及行为归于病态。

拥抱一项诊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可以增加获得帮助的概率，也可以借此找到同病相怜的病友群。病人如此获得了自主。 可它让我陷入了一个怪圈。每一项诊断都是一个由我自己去实现的预言。我眼中的自己病得越重，我找到自己真的病了的证据就越多。而证据越多，我也便越笃信自己确实病了。我越笃定，越愿意去接受治疗。我经受的治疗越多，认为自己病得越重。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由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 带队编写。斯皮策常被称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科医生之一，他作为《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编写委员会的主席，用这本册子改变了我们对精神障碍的理解。记者阿利克斯·斯皮格尔总结得最好：斯皮策“举起《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并把它确立为极为权威的科学标尺”。斯皮策与合著者创造出一本看上去是科学手册的东西，虽然其中的诸多诊断没有阐释生物学成因，并且对疾病的诊断分类过于主观随性，但该手册奠定了精神病学在医学中的地位。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可以说扭曲了“疾病”的定义，其目的是去适配他们掌握的有限数据和证据。根据泰伯医学词典，疾病不仅需要病人的主诉和症状，还需要“实验室或者放射检查的结果”。疾病是客观的、有形的、可衡量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没有提供客观的研究发现，仍然以“推断存在行为上、心理上或生物学上功能障碍的”体征和症状作为诊断标志。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拓展了抑郁症的定义，降低了确诊门槛。所有抑郁症——不论轻度或重度、神经症的还是精神病的——都一视同仁。到了20世纪末，因为诊断方法发生了变化，抑郁症取代焦虑症，成为最常见的精神病症 。

抑郁症的“兴盛”部分是由于抗抑郁药制药公司的营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没有区分重度（忧郁）抑郁症和轻度（神经症）抑郁症的症状 。个体性抑郁的成因也鲜少受到重视。

几千年来，医生们都习惯性地考虑可能的外部原因，但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中，并没有将外源性抑郁症（由事件、触发因素和压力源引起）与内源性抑郁症（可能由生物学、遗传学因素和对治疗的抗拒引起）之间的区别考虑在内。其结果，正如艾伦·弗朗西斯所说，是“将情理之中的悲伤转变为临床抑郁症”，以及过度诊断和误诊：“如果我们要一个不漏地诊断出真正患有重性抑郁障碍的人，那么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会被误诊，他们只是在生活中遇到了一段艰难时光，无需医疗标签和医学治疗。”那么我需要标签吗？治疗呢？再大胆一点怀疑，我真的有 “抑郁症”吗？

时至今日，全世界仅有三个允许直接面向消费者宣传精神类药物的国家，美国便是其中之一。到 2016 年，制药公司已经在直面消费者的广告上砸了近60亿美元，目的是鼓励我们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

虽然一开始不知道，但我很快就发现，与医生谈论心理健康状况，就像去柠檬水摊子上说口渴，你会得到一杯柠檬水。

精神科医生们，比如约瑟夫·拜德曼（Joseph Biederman）、查尔斯·内莫若夫（Charles Nemeroff）、艾伦·沙茨伯格（Alan Schatzberg）（就是他偷换概念，给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戒断反应起名“停药综合征”），从制药公司手中收受了数百万美元，沙茨伯格个人持有共同创立的制药公司 480 万美元的股票，该公司生产他代言的精神科药物。在拜德曼“的推动下，美国儿童双相障碍的确诊人数从1994年到2003年增长了四十倍”，他还游说儿童使用抗精神病药物 。在担任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强生儿科精神病理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期间，他收受了强生公司——抗精神病药利培酮的生产商的回扣，该药物的推销对象是患有“小儿双相障碍”的儿童，拜德曼向强生承诺，自己的研究将支持利培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销售大开方便之门 。他在职业生涯中接收了制药公司超过160 万美元的“咨询费”，同时进行临床试验，为这些制药公司向儿童销售的抗精神病药物得出积极的试验结果。然而被国会调查后，他既没有被哈佛医学院除名，也没有被马萨诸塞州总医院解除合约，而是继续教授那些渴望大展拳脚的精神科医生。

在美国，超过46%的成年人和20%的儿童及青少年或早或晚会被确诊一项《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病症。想象一个满是成年人的体育馆，而其中半数人认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再想象一个挤满了孩子的游乐场，里面每五个孩子就有一个会被贴上“精神障碍”的标签。

可几乎没人会告诉他们，这些诊断只是出自一本手册，这本手册本质上是将人类常见行为、思想和情绪分类汇编，再经过反复调整和病理化包装的结果；他们更不知道，这些诊断既无法证实其客观存在，也绝非事实，仅仅是主观判断（如前所述，痴呆症和罕见染色体异常等少数情况除外）。

因为真相会令人戒备，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设计初衷正是将诊断覆盖面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的，手册采取了各种手段：不断新增诊断类别及亚型（如暴食障碍）；吸纳症状更轻的变型（如双相Ⅱ型障碍）；降低诊断标准，保留效度最低的类别（如广泛性焦虑障碍和重度抑郁障碍）；甚至通过增减替换几个字，或者增加一个斜杠，就能扩大诊断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