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六大章节，清晰梳理1840年以来中国并购的完整脉络。它以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与观念为锚点，结合时代背景，从近代商业萌芽到当代全球化并购浪潮，从股票交易所诞生到资本市场升级，从战争阴影下的经济博弈到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创新，深入剖析并购现象背后的制度变迁与观念革新，全面展现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并购活动的演变轨迹与深层逻辑，为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路径提供重要参照。

无论是经济史研究者、企业战略学者，还是关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制定者，均可从中获得理论启示与历史镜鉴。

梳理发展历程，分析运行机理，总结经验教训，探讨未来路径，《中国并购简史》的出版对并购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屠光绍 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并购重组是对全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中极为重要的环节，资本市场是实现其目标的主要战场。在中国资本市场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从无到有、而今波澜迭起的并购大潮。了解这一段历史，理解那两只手隐形和公开地博弈背后的逻辑，对我们继续努力搞好中国资本市场，当有较大的意义。

——高西庆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并购是非常专业的概念、术语，然而这部《中国并购简史》却告诉我们，并购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我们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中国并购史是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史，本书以“并购”为焦点，以非常专业的学理扫描、透视、分析了从1840年到2025年这185年间，中国现代企业和中国现代经济制度发生、发展剧烈，动荡又波澜壮阔的历史。沉痛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发人深省。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序言 并购的里程，未来的动力 _1

学术导读 制度与资本的百年博弈史 _5

第一章  中国近代商业、金融与并购的孕育（1840—1911 年）

第一节 通商、洋务与投资_003

第二节 重大并购事件与制度冲突_015

第三节 推动近代并购的重要人物_026

第四节 股票交易所、股灾与教训_045

第五节 中国现代化阵痛中的金融与并购_058

第二章  中国现代并购的发轫（1911—1948 年）

第一节 社会变革浪潮中的经济重构_073

第二节 战争阴影下的经济挣扎与并购困境_089

第三节 政权更迭中的资产接收与经济重构_106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 年的并购（1949—1978 年）

第一节 制度性并购的理论框架_115

第二节 旧政权及敌伪相关资产的接收和金融机构的社会主义改造_124

第三节 公私合营与城市经济的产权改造_132

第四节 农业合作化与农村集体经济的构建_149

第五节 国有企业重组与工业体系的集中化_159

第六节 计划体制并购路径的历史经验_166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20 年的并购（1979—2000 年）

第一节 市场化并购的理论逻辑框架_179

第二节 模式改革_184

第三节 引进外资与现代企业制度_191

第四节 资本市场奠基与并购实践_202

第五节 制度建设与并购规则初立_220

第六节 金融改革与并购融资探索_224

第五章  “入世”之后的并购（2001—2025 年）

第一节“入世”驱动与并购元年开启_237

第二节 法规完善与市场规范化_242

第三节 港澳台资本跨境整合_250

第四节 资本市场升级与并购创新_256

第五节 全球化与逆周期并购_263

第六节 生态构建与产业升级_277

第七节 政策赋能与巨头整合下的并购新局_288

第六章  他山之石：美国与日本的并购简史

第一节 美国百年的六次并购浪潮_295

第二节 日本的并购简史_301

第三节 中国、美国与日本并购的差异_308

第七章  历史对话：产权重构与制度创新

第一节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并购_317

第二节 中国企业制度改革与法人股全流通_325

第三节 中国并购的发展新趋势_332

第四节 并购监管框架和估值技术的演化与比较_336

第五节 制度并购的学术思考_340

附录_347

参考文献_363

第一节 通商、洋务与投资

本节旨在梳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从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商业变革开端，到洋务运动中的企业探索，再到清末新政及地方实业政策下的商业格局重塑，通过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冲突、外资介入、重大商业事件等，展现中国商业在复杂历史背景下的曲折发展历程。

1.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

19 世纪前期，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中国当时处于清朝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巨大。英国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来扭转贸易逆差，这引发了中国的禁烟运动。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

《南京条约》于1842 年8 月29 日，由清廷代表与英国代表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上签订。《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中要求中国：（1）割让香港岛；（2）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2100 万银圆；（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4）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5）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开放广州一处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形成了以广州十三行为核心的外贸体系。国内商业则以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交换以及区域性的商业贸易上。商业组织形式多为家族式商号、行会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商业活动，但也存在着地域限制和保守性。此时的中国商业虽然繁荣，但与世界市场相对隔绝，缺乏对近代商业理念和技术的接触与应用。

《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这一举措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状态，外国商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受到冲击，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纺织业等，一些原本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地区面临着市场被外国商品挤压的困境。但同时，通商口岸也成为中外贸易的新枢纽，一些沿海城市开始逐渐向近代化城市转型，出现了一些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商业活动，如洋行的设立，为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元素和变化。

五口通商促进了新的商业中心的形成。上海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商业中心。随着外国商人、洋行的纷纷入驻，上海的商业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兴的买办阶层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他们作为中外贸易的中介，通过佣金、利润分成等方式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中国近代商业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买办们不仅熟悉中外贸易规则，还掌握了一定的资金和商业渠道，为后来参与创办近代企业奠定了基础。

2.洋务运动的成败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认识到西方列强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优势。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实现自强御敌，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洋务运动始于19 世纪60 年代，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了“自强”“求富”而发起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创办近代企业，建立近代化的海陆军，等等。主要的推动者是李鸿章、张之洞和左宗棠三位洋务大臣，他们各自创办了 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企业。

①天津机器局。1865 年，江南制造局与金陵制造局相继建立，南方军火生产发展较快。1867 年，清政府决定在北方建立一个受中央直接控制的新式军火生产工厂，即天津机器局，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后由李鸿章接办并整顿扩充。该局主要生产火药、子弹、水雷等军火物资，是清朝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之一。该局首先从西方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把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带进了天津。因需要大量的煤、铁等原材料，并且一开始这些材料主要依赖进口，李鸿章决定兴办开平矿务局（也称开平煤矿）。然而，由于受封建官僚体制的影响，企业在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效率低下，成本高昂。

 ②湖北织布局。1888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始筹办湖北织布局，从英国购置机器。1889 年10 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将机器等设备运到武昌。1892 年，湖北织布局建成开工。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纺织企业之一，旨在发展中国的纺织工业，抵制外国纺织品的倾销。该局购置了先进的纺织机器，采用机器生产，产品种类丰富。全厂配置织布机1000 台、纱锭3 万枚，雇用工人约2500 名，产品在市场上获利甚厚。1894—1898 年，湖北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但由于官办企业的弊端，如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清政府拨款，经营管理缺乏灵活性，以及受市场波动和外国纺织品竞争的影响，企业经营面临诸多困难。

③福州船政局。1866 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这是清末中国最重要的造船企业之一，又称马尾造船厂。船政局不仅制造军舰，还培养了大量近代造船和航海人才。它引进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建造了一系列先进的军舰和商船。福州船政局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在抗敌御侮、保卫海疆的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局引进西方管理制度并产生积极影响，这是福州船政局在制度文化层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创造了新型的近代企业管理体制。福州船政局所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排水量达1370 吨，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生产技术和设备，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例如，福州船政局培养的人才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也对传统经济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推动了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和商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未能实现其“自强”“求富”的目标。在军事上，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洋务运动建立起来的军事工业无法使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

从企业管理来看，洋务企业大多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式，官场腐败现象严重，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例如，官员们任人唯亲，企业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在技术方面，洋务企业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机器设备，但对技术的吸收和创新不足，过于依赖外国技术人员。一旦技术封锁，企业发展就会陷入困境。此外，洋务企业的创办主要依靠清政府资金，缺乏市场活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3.外资准入与矿权争夺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约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物纳税，并准许在内地设栈寄存。这一规定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此后，外国列强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在纺织、矿业、铁路等领域大量投资，直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就地生产并销售产品，进一步挤压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空间。在纺织业领域，外资纱厂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对中国本土纱厂形成了巨大冲击。在矿业领域，外资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中国的矿权，掠夺资源，如英国福公司在山西等地的煤矿开采，不仅损害了中国的资源利益，还阻碍了中国民族矿业的发展。在铁路建设方面，外资投资建设的铁路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命脉，便于其进一步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使近代中国的商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外商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例如，外资纺织厂采用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传统的纺织业进行变革。另一方面，外商企业凭借其强大的资金、技术和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如低关税、土地优惠等，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挤压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致使中国民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根据《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外资获得了在中国投资开矿的权力。外国资本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迅速在中国大规模投资矿业。例如，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河南、山西等地投资开矿，开采煤矿和铁矿。外商企业在中国矿业投资中，不仅控制了矿山的开采权，还掌握着矿产品的销售和运输等环节，掠夺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

伴随外资对中国矿权的大肆侵夺，中国人民掀起了保矿运动。例如，山西的保矿运动，当地民众和绅商联合起来，抵制福公司在山西扩张采矿权。他们认为，中国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开发，以保护国家的资源和利益。而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态度复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与外商企业勾结；有些地方政府则迫于民众压力，开始考虑保护本地的矿权。

清政府在矿权争夺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清政府虽有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国家的矿权与利益，但由于其自身的腐败和对外债的依赖，又不得不对外商企业作出一定妥协。清政府在处理矿权问题时，往往采取折中的办法，如要求外商企业与中方合作，但这种合作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外商企业对中国矿权的控制。

外资在矿权的扩张和争夺中对晚清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矿业生产模式，引入了近代的采矿技术和设备，但也使中国矿业经济的命脉部分掌握在外资手中，导致中国矿产资源流失。在社会方面，矿权争夺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的高涨，激发了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也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思考中国的经济独立和民族自强之路。

随着外资对中国矿业的觊觎，矿权争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问题。西方列强通过政治压迫、经济诱惑等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获取中国的矿权。例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在山西、河南、云南等地大肆掠夺煤矿、铁矿等资源。中国人民和有识之士纷纷发起收回矿权运动，通过自筹资金、组织团体等方式，与外资进行斗争。山西人民为收回福公司所占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争，最终通过赎买等方式收回了部分矿权。矿权争夺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决心，也对中国民族矿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收回矿权的过程中，一些民族资本开始进入矿业领域，推动了中国民族矿业的发展。

序言

并购的里程，未来的动力

王巍

大约20 年前，我在日本拜访了一家著名的并购咨询公司，他们送了我一本1999 年出版的《面向21 世纪的礼物：日本并购的文化与历史》。尽管这家企业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本书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日本企业并购的来龙去脉。外部的环境压力，迫使日本企业两极分化，部分企业严防死守国内市场，继承传统客户与产业；部分企业则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节奏。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并购历史的逻辑则非常清晰，从横向整合并购到全球化跨境并购，伴随技术进步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化，每一次并购浪潮都会产生一批创新巨头和产业领袖，也塑造了当下全球经济基本格局。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的短时间内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跻身全球前列的巨大飞跃，面向全球的开放和深度的制度改革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中，金融体制与资本市场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购也成为日益重要的推动力量。2024 年秋季，监管部门特别颁布了一系列新规则，将并购与重组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市场化工具。一时间，政府的并购招商、大企业的并购出海和大量中小企业的生产整合与业态转型成为2025年以来新经济增长的重点。

2015 年，我们应上海市政府的邀请，在上海普陀区创建了全球首家专业主题的并购博物馆，同时也随之参与创建了上海的第一个并购集聚区。在梳理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商业与并购历史中，对比日本经验，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购博物馆成功运营四年，不仅吸引了几十万名参观者，还邀请了一大批重要的并购人物开展行业分享。博物馆门前的并购广场与并购大钟成为中国并购业界的打卡之地，这一举措也带动了杭州和苏州等地纷纷效仿。2025 年，上海创建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更是将并购集聚区作为核心要素，举办了一系列相关活动。我们创建了“并购嘉年华”品牌论坛，来自全国的并购交易师和并购俱乐部群体在上海长宁区集聚，专注新质生产力的各个主题如医疗、 AI（人工智能）赋能、智能制造等进行了路演与交易，形成了行业影响力。

2019 年，我主编了《百年中国并购简史》，在全联并购公会内部发行，初步标注了中国近代开埠以来的并购历程。新冠疫情期间，我在写《并购的江湖》一书时，不时想到中国并购界前辈在艰难环境中所承受的压力和所推动的观念变革的突破，期待有机会梳理中国并购历史与价值观的形成。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关注与支持，让我终于有机会邀请几位在学界和业界具有丰富经验而又乐于总结的同仁，共同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并购历史的专业图书。期待本书可以为更多从事并购行业的专业人士和关注中国商业与金融历史发展的学者提供独特的视角。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经济浪潮，并购的种子便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悄然孕育。书中详细讲述了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企业的改制与产权争议，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曲折历程，展现了其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制度冲突下的并购早期艰难探索。像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臣，以及盛宣怀、张謇等实业家，他们的决策与行动成为推动近代并购的重要力量，而他们面临困境时的一次次抉择，也反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阵阵剧痛。

进入民国时期，社会变革与经济格局动荡，并购在战争阴影与政权更迭中艰难前行。日本侵华时期“伪满”产业的构筑，民国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与垄断，以及日伪敌产、民国资产的接收等重大事件，都与并购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并购实践历经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国性计划管理模式，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关停并转”、外资引入、资本市场奠基等一系列变革。从中国上市公司收购第一案“宝延风波”开启资本市场并购先河，到“入世”后外资并购政策松绑，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特征。高质量的并购，能够重塑企业发展路径，提升行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实力，充分体现并购决策者的格局与实操能力，更彰显其价值取向。

当然，重大并购事件、关键行业人物，必然受到所处时代商业环境、监管规则、社会文化条件的约束；反过来，并购实践与行业人物也会推动商业生态、监管制度、社会文化发生改变。时代塑造并购，并购亦可反哺时代，这正是希望读者与从业者能够理解把握的核心主线。近代开埠以来，一代代并购从业者、监管者顺应商业规律与时代大势，在无数成败得失的实践之上，构筑起今天我们赖以发展的经济与文明根基。如今，我们可以轻装上阵，面向大数据、低碳发展、人工智能、消费升级的未来，用好并购工具，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前行路上，我们也需要时常回望历史里程，拓展历史视野，铭记前人探索，坚守正确价值导向，通过一桩桩并购交易，为建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正义的人类文明社会贡献力量。本书各位作者专业背景、行文风格各有不同，但秉持一致的核心价值追求，希望给读者多元思考空间，共同深化对历史的认知、对现实的研判、对未来的构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写作借助了智能软件的支持，从搜寻资料、梳理逻辑、验证数据等都大大提升了写作效率。更重要的是，AI提供的视野与细节使得我们更专注于研究、思考、比较和论证，这是令人欣喜的理性提升过程。

特别感谢全联并购公会诸多同仁的鼓励，金融博物馆团队各位同事的积极投入，感谢日本庆应大学吴迪博士的指教与推动，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陈世明、方程等编辑的细致打磨，本书才得以付梓。也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6 年8 月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