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日本知名汉学家、中国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先生的遗稿集，收录了他的课堂讲义、演讲稿、学会报告，以及书信、日记等。全书内容丰富，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养与人格魅力，也让读者能够深入理解一代学人的学术抱负与治学思想。

中国的法、社会与历史

隋唐法律及对其周边亚洲国家的影响

鲁迅作品《藤野先生》与《阿 Q 正传》

中国的家

研究三十五年回顾

书信

欧洲日记

后记

译后记

社会观与历史观 “日本是亚洲的西方。”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时听到外国人这样说。在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毫不在意地说着这种话。然而，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本不仅没有变成殖民地，还加入了侵略亚洲的阵营”，那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如果它的意思是“在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历史是进步的”，则是对亚洲历史的误解。而且，从20世纪中期的现在来看亚洲的现实状况，在各种意义上，这句话都是不合时宜的。[ 关于中国难以脱离农奴制、封建制并向资本制发展这一点，也要考虑到来自国外的压力（欧、美各国及日本）这一外压性条件。]
不过，接下来我想谈谈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和儒家经典《尚书》这两部古典文献。我这不是要赞同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人的东方停滞论，尤其是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教授提出的“东方式专制”理论。[ 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称，“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总是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英雄主义”。（译者注：此段中文译文部分参考[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8-279页。）]二战以前，在日本学界中就有人以儒家等思想为依据提出了古代中国存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说。在此之上，战后甚至有人提出古代中国存在城邦（polis）、市民权利自由思想这一类的学说。这样理解亚洲历史和亚洲社会，是妥当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援引上述两种文献。
埃斯库罗斯在取材于波斯战争的悲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中，这样向参加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的雅典将士唱道：“去吧，希腊的孩子们！去保卫祖国的自由！保卫吾子、吾妻的自由……现在正是背水一战的时候。”与波斯战争同一时期，在据称是孔子编纂的儒家经典中，多次毫无顾忌地写着这样的据说是圣王讨伐暴君时对人民说的话：“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译者注：见《尚书·商书·汤誓》。]这样的内容难道不是和埃斯库罗斯悲剧《波斯人》截然相反吗？对希腊人而言，城邦的独立是自由的基本条件。他们用自己的手和生命支撑着城邦的自由。而在儒家经典中，战争的主角是君主一个人。那些被称作“尔”的人民，不过是政治的客体。他们被迫为君主效力，并为赏、罚所驱使。不获恩赐，即获刑罚。人民或许是被那拴在他们脖子上的绳子拽去参战的。为了促使人民参战，君主也确保他在赏赐的事情上不会说谎。和保卫吾子、吾妻的自由相反，人民如果犯了错，连妻带子都会被杀掉。也有一种说法是，只有不遵守命令的奴隶才会被杀，君主并不会把人民的妻子和孩子也杀掉。然而，在这样的地方，那是做梦也想不到人民拥有权力并自己行使权力这一民主主义思想的政治原则和市民自由等事的。
权利、自由思想阙如论及其反面 当然，即使我像上面这样说，也不是要否认希腊的家庭是从属于父系家长的这一点。我也不是要一边说着“东方式专制”或“亚洲式专制”，一边摆出一副好像西方没有专制似的脸孔。关于“东方式”这种说法，饭塚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 飯塚浩二『東洋の文化』59頁、1951年7月、福村書店刊。]然而，与主张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亚洲缺少权利思想和自由思想的孟德斯鸠、黑格尔、耶林、爱斯嘉拉等人针锋相对，以儒家思想等为基础、单纯主张这些东西存在的意见，不过是和阙如论互为表里罢了。作为对阙如论的批评，那样的意见是无力的。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历史，也会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