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梵高，一位后来享誉世界的传奇画家；约瑟夫·鲁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凡邮差。1888年，他们在法国小城阿尔勒意外相遇：邮差成就了画家的余生创作，画家则成全了邮差的半世尘想。在当代文学大师皮埃尔·米雄笔下，这段故事被重写，再造，推向情感和语言的极致。

机缘把他们抛进阿尔勒
第一次震惊
第二次震惊
那个巴黎人回来了
约瑟夫?鲁兰之死

附录
形象的耗费：皮埃尔?米雄作品中的塑形创作法

一个被邮政局派到那儿，出于偶然或如他所愿。另一个是因为读过的一些书；因为那就是他想象中的南方，更容易赚到钱，有更虔诚的女人和张扬的天空，日本式的天空；因为他需要逃。机缘把他们抛进阿尔勒，1888年，两个男人天差地别，却彼此投缘；总之，年长那个的相貌足够取悦另一个，乃至这个人把他画上了四五遍，于是我们便自以为认识他那年的面容，47岁，就像我们认识各个时期的路易十四或1650年的依诺增爵十世；而在那些肖像里，他始终披覆如王者，端坐如教宗，这就够了。我们还知道他生活的一些小细节，若他看到这些细节竟出现在那种旁征博引、注释繁琐的学术著作中，在他本人的肖像下，他定会大吃一惊。比如说，我们知道，1888年年底邮政局把他从阿尔勒调往马赛，至于是因勤勉得到晋升还是因酗酒遭贬黜，则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就在他调任的次年2月，他在阿尔勒医院最后一次见到文森特，那个文森特很快也将被“调任”，从阿尔勒的单人病房调去圣雷米的单人病房，之后便是往奥维尔的大调动，1890年7月他将在那里死去。我们不知道他们最后说了什么。在梵高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另一个人显然是个酒鬼，是个共和派，也就是说，当苦艾酒的酒劲上来，他会怀着无神论的激情自称并自信是个共和派，而且他的确是酒鬼；他嗓门大，是个老好人，对待落魄画家的方式证实了这一点。他蓄着铁锹形状的大胡子，茂密如林，极适合入画；他会唱古老而断肠的摇篮曲、水手的老调儿，还有《马赛曲》；他像个俄罗斯人，但梵高没说明是像俄罗斯的庄稼汉抑或贵族老爷，而那几张肖像在这一点上也不甚清楚。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几乎被生活压垮了的老婆。我该拿他怎么办呢？我看着那几张彼此矛盾的肖像，在每一张上都认出了他蓝色的手臂、消沉的双眼和神圣的邮差帽。这里，他像一个圣像画中的人物，某个名字复杂的圣人——内波米塞尔、金口圣若望或阿巴歇，他绽开的胡须与漫天花朵交织在一起；那里，他更像一位亚述式的总督，蓄着亚述式的胡子，刚正而粗暴，但已厌倦流过的血，我们分明感到他睁大的双眼想闭上，灵魂想交出，目光想倒流入身后的黄色中去；别处的他显得更亲和，正憋着玩笑——这是我的祖父，一个朱安党人，一名邮差，这是他和画家喝大了的某一天；终于有一次，他站在晚9点醉汉们跌入其中的深坑边。
但不管在哪一张画里，他总是那副不设防的神态，贫穷且固执，贫穷但安贫乐道，那种爽朗又愚钝的眼神令人想起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总是徘徊在天国的父亲与尘世的酒瓶之间，用一种粗浅的诡辩调和两者，从一端到另一端，随随便便就将彼此调换；始终是这个忠诚的爱发牢骚的庄稼汉，驾着他主子老爷的雪橇车，激烈地祈祷和咒骂，把车铃晃得叮当响；而后头那位面色苍白、裹着阿斯特拉罕裘皮大衣、留着红胡须的老爷，就是梵高，他行进在自己不曾画过的神圣俄罗斯的大太阳底下，富贵并非本有，沉默才是天性。的确，邮差鲁兰可以驾雪橇车——他也完全可以坐在后头，做一个比红发人更低调、更粗野的贵族老爷；他可以打开他巨大的邮差包，把当天的信全都塞进去，在圣查理火车站，列车轰鸣，没有一封信是写给他的，他咒骂着命运和火车；他也可以在梅尔维尔小说的艏楼上忙活，嘴上骂骂咧咧，暗地里却心生同情，原谅了一位船长的疯狂；我还看见他站在黄房子里，面对一幅油画发呆，既不赞同亦不反对，包容中带着疑惑：他对艺术一窍不通，又如何助我们理解艺术？在他的包容和疑惑背后，我们不知道究竟隐藏着什么。若我们想写写绘画，他几乎是个无用的人物。但他正合我意，因为他被耗空了，像形式本身一样愉快，像韵律一样空空如也。那些徒劳、专横而又沉闷的步音支撑着我们写下的一切，滋养它，也耗尽了它。在这里，我要让它以他的名字出现，我要它穿上那件宽大的邮政制服，戴上那顶邮差帽；我要它在马赛老去，在那里回忆阿尔勒；我要让胡须爬上它的脸；它会身披普鲁士蓝显现，一个酒徒，一个共和派；它会对绘画一窍不通，却阴差阳错地一再成为绘画；它可以是庄稼汉，只要我愿意，也可以是贵族老爷，我要它一如既往地蛮横，却会昭昭然来到这世上，彰显自身，然后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