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脑病学》为科学出版社“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规划教材之一，在王永炎、张伯礼主编的《中医脑病学》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完善。《中医脑病学》分为上篇总论和下篇各论。上篇总论详细介绍了中医脑病理论发展简史、脑的形成与功能、脑病的病因及病机、脑病的诊法与辨证、脑病的治则与治法、脑病的护理、脑病的康复等知识，并结合现代脑科学的发展和医学诊断技术，强调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下篇各论聚焦中医药在防治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及儿童神经精神疾病方面的优势，通过介绍*新的指南与研究进展，帮助读者了解中医脑病学领域的前沿动态，旨在激发学习者的临床和科研思维。整体来说，《中医脑病学》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意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中医脑病学专业人才。

目 录
序编写说明
上篇 总 论
**章 脑病理论的发展简史 2
**节 先秦时期脑病理论的萌芽 2
第二节 汉唐宋时期脑病理论的雏形 3
第三节 金元时期脑病理论的发展 4
第四节 明清时期脑病理论的成熟 6
第五节 近现代脑病理论的确立及展望 7
附 现代脑科学发展历程 9
第二章 脑的形成与功能 12
**节 脑的形成与结构 12
第二节 脑的功能 14
附 脑的解剖 18
第三章 脑病的病因及病机 26
**节 脑病的病因 26
第二节 脑病的病机 30
第四章 脑病的诊法与辨证 36
**节 证候学要点 36
第二节 脑病诊法 37
第三节 辨证思路与方法 41
附 脑病现代医学诊断方法 45
第五章 脑病的治则与治法 60
**节 治疗原则 60
第二节 常用治法 67
第六章 脑病的护理 68
第七章 脑病的康复 72
**节 脑病康复概论 72
第二节 脑病康复疗法 73
附 现代康复医学 74
下篇 各 论
**节 眩晕 90
附1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98
附2 前庭性偏头痛 101
第二节 口僻 105
附1 面神经炎 112
附2 面肌痉挛 115
第三节 中风 117
附1 脑梗死 125
附2 脑出血 129
第四节 颤病 135
附 帕金森病 142
第五节 头痛 146
附1 偏头痛 154
附2 紧张性头痛 157
第六节 痫病 160
附 癫痫 169
第七节 痴呆 177
附 阿尔茨海默病 186
第八节 痿病 192
附 重症肌无力 200
第九节 不寐 207
附 失眠障碍 215
第十节 郁病 221
附1 抑郁障碍 231
附2 焦虑障碍 235
第十一节 癫狂 240
附1 精神分裂症 249
附2 双相情感障碍 255
第十二节 五迟五软 261
附1 脑性瘫痪 267
附2 孤*症谱系障碍 271
第十三节 抽动 275
附 抽动障碍 283
第十四节 昏迷 286
附1 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 295
附2 颅脑损伤 297
第十五节 脑瘤 300
附 胶质瘤 306
方剂汇编 313

**章 脑病理论的发展简史
**节 先秦时期脑病理论的萌芽
中医脑病学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没有专著进行论述，但在历代医籍中已有不少记载。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脑病的记载，如“武丁因疾*而**”，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中也记载了“伤而颈（痉）者，以水财煮李实，疾沸而抒，浚取其汁，寒和，以饮病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管子？水地》有了“脑”的记述，提出“肾生脑”的理论。战国时期出现了《黄帝内经》这一医学巨著，对脑的解剖、生理功能及部分脑病的发病机制都有了基本的认识，脑病证治处于萌芽状态。
《灵枢》言：“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颅至项，尺二寸”。《灵枢？经水》还提到“死可解剖而视之”。可见，当时已经认识到，脑的位置在颅内，上至头盖骨，下至风府，并有大致的尺度，经现代测算也很符合实际的解剖结构。
在中医藏象学说中，有脑属奇恒之腑之说，其实脑应属于脏。正如《素问？五脏别论》曰：“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 不知其道，愿闻其说。”《素问？禁刺论》又曰：“脏有要害，不可不察 刺中心，一日死 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显然，《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已意识到脑对生命的重要性，是生命之要害，认识到刺头中脑户会立即死亡，比刺中五脏更为凶险。
先秦医家认识到“头者，精明之府”。脑之精明具有视觉、知觉功能以及认识、辨别事物的作用，脑为精神智慧产生之地。脑之阴精，为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只有丰满充盛，才能荣而发挥功能。先秦医家还*次提到泥丸宫，如《素问？本病论》曰：“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 泥丸宫下。”不难看出，当时学者已经认识到脑与神关系密切，脑总管人的各种精神活动，为*高统帅。
《灵枢？大惑论》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论述了脑与五脏相关。《素问？五脏生成》载“诸髓者皆属于脑”，提出脑与髓的一元性，同时还从督脉循行的路线说明了脑系的组成及与经络的密切关系。
《内经》中已对许多脑病的发病机制有了初步认识，如“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灵枢？口问》又云：“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素问？疟论》曰：“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古人认识到眩晕可由气血髓海不足引起，也可因肝风内动或气机逆乱而致。
《内经》还认识到六淫会导致脑病的发生，如《素问？风论》云：“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
《素问？生气通天论》又云：“因于湿，*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短，小筋弛长，短为拘，弛长为痿。”《素问？至真要大论》在病机论述中有“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禁鼓粟，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可见，《内经》中已把脑病的形成分为内、外二因。《内经》关于癫狂一类病证的病因、治法、处方，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认为阴阳的盛衰是*要因素，治疗多采用针刺、灸法、放血法，此外还有夺食法（控制饮食法）、服生铁落饮治疗癫狂虽然方法比较简单，但很有参考价值。
同时专列“痿论”篇，非常鲜明地提出“五脏使人痿”的观点，列举了皮、脉、筋、肉、骨五种不同的痿病，还提及了六淫、七情、饮食、劳逸、误伤五种原因，并提出著名论点“治痿*取阳明”，作为痿病的基本治疗原则，至今都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称健忘为“善忘”，认为由血气上逆或阳气竭绝引起。对于不寐，提出“胃不和则卧不安”的*到论断，同时还用阴阳盛衰的理论来解释不寐，如《灵枢？口问》所云：“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
《内经》有五气之郁，提出郁的治疗应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并有诸多关于情志致郁的论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指出五脏精气是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即情志是五脏生理功能的表达方式之一，产生于五脏的气化过程中。《灵枢？百病始生》云：“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认为情志是人体对内外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复杂心理反应，是以各脏腑的气血阴阳为物质基础产生的相应功能活动，因此，情志过极就会直接损伤内脏。即“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
综上所述，《内经》全面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简要而精辟地论述了脑病产生的机制，并确立了基本辨证原则，为后世辨证治疗脑病指明了方向。以阴阳五行藏象等理论构建了中医学*特的理论体系，对脑的认识散见于多篇之中，指出了脑的位置在颅内，具有关乎生死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厥证”“痿病”等许多沿用至今的病名，认为脑与神的关系密切，并针对脑病的病因病机提出了如“脑为髓之海”“六淫致病”以及情志的生理病理特点等代表性观点，认识到脑的物质基础为阴精，与视听及人体活动有密切联系，形成脑病理论的萌芽，成为后世研究脑病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 汉唐宋时期脑病理论的雏形
汉唐宋时期中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医学著作不断问世，《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著作的面世更为中医学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医脑病理论也有了较快发展。
东汉末年华佗在《中藏经》中论治中风偏枯的方法较为详细，他说：“在上则吐之，在中则泻之，在下则补之，在外则发之，在内则温之按之熨之也 脉浮则发之，脉滑则吐之，脉伏而涩则泻之，脉紧则温之，脉迟则熨之，脉闭则按之。要察其可否，故不可一揆而治者也。”可谓方法多变。
汉代张仲景认为“络脉空虚、风邪入中”是中风的发病机制，他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已明确把中风分为中络、中经、中腑、中脏轻重之不同，“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说明中风的发病可由经络内传脏腑，而且由浅入深，由轻转重，并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治疗上主张疏风散邪，扶助正气为主。如侯氏黑散，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风引汤，除热、瘫、痫等。《金匮要略》还记载了脏躁、梅核气等病证，并观察到多发于女性，所提出的甘麦大枣汤、半夏厚朴汤一直沿用至今。《金匮要略》还记录百合病，并创百合地黄汤。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对于不寐的治疗也有多种方药，如栀子豉汤、黄连阿胶汤、酸枣仁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临床颇为有效。关于厥证，《伤寒论》早就明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部论述病因、证候学专书。*次从脑的病证和病因角度来认识脑，他在书中对“风入脑”这一病机展开论述，提出有中风候、风候、风口噤候、风舌强不得语候、风失音不语候、风痉候、风角弓反张候等，论述相当详尽。其还提出许多病证由“体虚受风，风邪入脑”所致，如“风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故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血气与脉并于上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入脑则脑转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可以发现巢元方的研究还是秉承《内经》的理论，认为“脑为髓海”， 与头部疾病有从属关系。而且他在此基础上发挥发展，联系了脑髓疾病与各个脏腑的病变，讨论了多种脑髓疾病的病因病机。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也有对脑的叙述，“头者，身之元*，人神之所法。气口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于头。头者，诸阳之会也”，以及“脑者，头之髓也”。这与《内经》和《金匮玉函经》所述大体一致。同时期杨上善也在注解《内经》时明确指出“头为心神所聚”。除此之外，孙思邈创制了小续命汤、大续命汤、竹沥汤、*活汤等方治疗中风，还强调灸法并用。他指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知药知针，固是良医”。可见古时就非常重视综合治疗，这对当今治疗中风有指导与启发，实践证明针药并用是有效的。
宋代著作《圣济总录》*先提出健忘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强调心虚、血气虚衰的影响，列安神定志人参汤、养神丸、开心丸等方治疗。严用和则认为健忘常因思虑过度所致，治疗应重视调理心脾，订立了归脾汤治疗，至今仍公认为调理心脾的名方，还提出“盖头者，诸阳所会，囟者，物所受命”。此时便已认识到，任物者谓之囟（脑），这是对《内经》中“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的创新与变革。
宋代著作《太平圣惠方》有髓煎方、地黄煎、枸杞煎等方药“填骨髓”。《圣济总录》在孙思邈《千金方》的基础上补充了髓病的方剂内容，并多采用丸、散、膏、丹、酒等成药，少用汤剂，为中药剂型的发展开拓了思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中风神昏用至宝丹、苏合香丸芳香开窍，此二药已成为**的急救药品。
宋代严用和《济生方》中再论中风有内外因之分，内因中风“治当调气，不当治风”，治疗中风不得用吐法，且认识到中风重症预后不佳。“但发直吐沫，摇头上撺，面赤如妆，或头面青黑，汗缀如珠，眼闭口开，声如鼾睡，遗尿不知人者，皆不可治”，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主张以三因立论，把六淫致病归为外因，七情致病归为内因，不能归为内外因的一律归为不内外因，并以病因为纲，脉、病、证、治为目，建立了中医病因辨证论治方法体系，将各种疾病按三因分类，按因施治，“治之之法，当先审其三因，三因既明，则所施无不切中”。三因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病因学说的理论，对现今审因分证、辨证论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陈氏认为，痫为三因具备，多种因素导致“脏气不平”。对于眩晕证治在七情致病方面作了剖析，“喜怒忧思，致脏气不行，郁而生涎，涎结为饮，随气上厥，伏留阳经，亦使人眩晕呕吐，眉目疼痛，眼不得开，属内所因”，颇有新意，还论述了脑与神的密切关系，“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集”。
总之，汉唐宋时期，随着诸多医家典籍的问世，在继承《内经》“脑为髓海”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头为“人神所注”“人精在脑”“脑神精根字泥丸”“泥丸百节皆有神”“囟（脑）者，物所受命”等明确了脑与神的紧密联系。对中风、脏躁、梅核气、不寐、健忘、神昏、眩晕、头痛、痫病等脑病的病因、证候、治疗方法都有了深入的论述，并创制至宝丹、苏合香丸等著名方剂沿用至今，至此已经初现中医脑病理论的雏形，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三节 金元时期脑病理论的发展
金元时期，长期战乱，疾病劳役严重，在与疾病作斗争中，一些医家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同时由于当时社会上唯物主义思想和改革思想的影响，医家中产生了“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观点，表现出一定的革新精神，出现了医史上的“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它标志着中医理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金代刘河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对脑的认识有其新意，“忍怒以全阴，抑喜以全阳，泥丸欲多掷，天鼓欲常鸣，形欲常鉴，津欲常咽，体欲常运，食欲常少。眼者身之鉴也，常居欲频修；耳者体之牖也，城廓欲频治；面者神之庭也，神不欲复；发者脑之华也，脑不欲减；体者精之元也，精不欲竭；明者身之宝也，明不欲耗。补泻六腑，淘炼五精，可以固形，可以全生，此皆修真之要也”。告知如何用脑，懂得保养。《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疮疡论》载“从脑而出者，初觉脑痛不可忍，且欲生疮也。脑者，髓之海，当灸刺绝骨，以泄邪气”，强调脑者髓之海。刘河间始以“内风”立论，力主“心火暴甚”之说，并认为中风有先兆症状，开中风外因论转向内因论的先河，对后世中风论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河间曰：“暴病暴死、火性疾速故也。斯由平日衣服饮食，安处动止，精魂神志，性情好恶，不循其宜而失其常，久则气变兴衰而为病也。或心火暴甚，而肾水衰弱，不能制之，热气怫郁，心神昏冒，则筋骨不用，卒倒而无所知，是为僵仆也。”治中风用通下法，亦始于刘河间，其《素问玄机原病式》便指出治中风之里热者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