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AI时代,人与人、人与AI之间是竞争,还是合作?这部洞悉人类社会与行为的里程碑式著作全新升级,重磅回归,用40亿年的演化智慧给出答案!
被誉为“新时代达尔文”的马丁?诺瓦克颠覆“物尽天择”认知,突破性地提出:合作是与突变、选择并列的第三项演化原则。从吸血蝙蝠的血液互惠到蚂蚁群落的高效分工,从细胞协作抵御癌症到人类贸易网络的构建,无数生动案例证明,合作是生存与成功的必然策略。
书中提炼的五大合作机制提供了现实世界问题的理解框架:直接互惠搭建信任桥梁,间接互惠彰显名声隐形价值,空间博弈找准协作定位,群体选择凝聚组织力量,亲缘选择优化亲密协作。无论你是希望优化激励机制的企业管理者、试图搭建高效团队的创业者,还是深陷职场内耗的职场人,都能从中找到精准解法。
在AI深度嵌入组织决策的当下,这本书更解锁了人与AI共创的核心逻辑——既为全球性议题提供底层答案,也为商业谈判、团队管理等切身难题给出实操方案,助你用科学逻辑把握合作本质,成为AI时代的超级合作者!
精彩书评
学术明星马丁?诺瓦克研究的是一个广阔的跨学科领域——合作,而我将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表述为“合作何以可能”。共同的关注点,让我们成为神交已久的朋友。我持续关注诺瓦克,因为我意识到我和他的思路实在太接近,以至于我写在自己文章里的思想,几乎同时,可能也出现在他的科学论文里。
汪丁丁
北京大学教授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中,我们常陷入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中,误以为取胜的关键是打败对手。而《超级合作者》恰恰撕开了竞争本质的面纱,为管理者提供了超越恶性竞争的全新认知框架。
本书提出的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等合作原则,与 2 000 年前孙子“全胜”的理念异曲同工。真正的高手从不纠结于一时的胜负得失,竞争的蕞高境界是通过构建合作生态来实现共赢。读懂这本书,便能理解为何伟大的组织总能在变局中凝聚合力,在竞争中成就长远。对于渴望突破增长瓶颈、锻造组织韧性的管理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实战指南。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军事管理专家
《超级合作者》从数学角度论证,“合作”而非“竞争”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原理之一。仅凭这一点,这本书就足以位列演化生物学经典著作的行列。“演化生物学”这个名词,脱胎于 100 多年前的进化生物学。从演化到进化的一字之差,深刻反映了这一学科思想脉络的变化:演化并不必然蕴含进化所指的“进步”的含义,这一点至关重要。演化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是自然选择与突变协同作用的产物。在智能科技全/面进入生物学领域的当下,诺瓦克关于合作机制的深入研究,为理解生命从分子到社会复杂系统演进的关键动力提供了可以信赖的思想基础。
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执行主席
如何破解人类合作之谜,是马丁·诺瓦克蕞重要的研究主题。《超级合作者》事实上是诺瓦克一系列前沿研究的集合,它向我们展现了达尔文创立演化论以来,生物学和演化动力学重要且激动人心的进展。
叶 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一名职场“老兵”,我诚挚向您推荐《超级合作者》。30 年来,从惠普、思科到清华、北大课堂,我始终在寻找一套能把“合作”从口号变为系统能力的方法论。诺瓦克用数学模型证明,合作是与突变、选择并列的第三项演化原则,这一洞见让我豁然开朗。书中关于直接互惠、间接互惠与群体选择的论述,为我在大客户经营、渠道生态设计和组织管理变革项目中提供了可验证的路线图。如果你正面临企业转型、科技创新或跨文化团队融合的挑战,这本书会帮助你把客户、伙伴与员工放进同一条价值曲线,让持续共赢成为可计算、可落地、可复用的商业结果。AI时代,合作更显珍贵。全球商业思想家丹尼尔·平克在《全新思维》中提出的“三感三力”就包括“交响力”。黄仁勋也提出了无论 AI 如何变化都不会贬值的 5 项元技能,其中就包括“建立关系”“做出妥协”“激发团队合作”。这些都与本书同频,愿我们共同借助合作演化出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张 坚
原中国惠普政府事业部总经理,原思科中国区副总裁
《超级合作者》告诉我们:演化不是单挑,是搭台。AI时代,咱们搭的台,是“人类+AI”的共生台——你能让AI变得越智能、越有价值,你的企业在这个台面上的位置就越稳。
檀 林
北大汇丰商学院创业实践导师,未来实验室发起人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演化的底色是残酷的竞争:弱肉强食、你死我活。那为什么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却到处是合作――单细胞抱团形成复杂生命,陌生人结盟互帮互助?《超级合作者》用博弈论与演化动力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悖论:合作是在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与亲缘选择这 5 大机制下,被“筛选出来”的生存策略。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合作与利他主义不仅是高尚的,更是深植于生命底层逻辑中的生存智慧。如果你想理解在这个充满背叛风险的世界里,善良为何能成为一种竞争优势,这本书提供了锋利的理性视角。
魏知超
心理学博士,科普作家
马丁?诺瓦克为语言与合作的演化研究注入了严谨性和新思想。
史蒂芬·平克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
马丁?诺瓦克是研究演化生物学的数学家。他在合作和利他主义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为现代生物学开辟了一个很重要的新领域。罗杰·海菲尔德娴熟的写作技艺,更为诺瓦克的成就锦上添花。
爱德华·威尔逊
哈佛大学教授,社会生物学奠基人
马丁?诺瓦克是当代蕞具创造力的科学家之一,而罗杰?海菲尔德是蕞优秀的科普作家。两人联袂对“合作”进行的诠释,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想找一本具有智慧的书,那就非《超级合作者》莫属了。
史蒂芬·斯托加茨
康奈尔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
动力系统理论和复杂网络理论科学家
目录
重磅赞誉推荐序一 竞争与合作的秩序
汪丁丁
北京大学教授
推荐序二 AI 时代,《超级合作者》教我们如何与 AI 共生成长
檀 林
北大汇丰商学院创业实践导师,未来实验室发起人
中文版序 合作,通向成功的核心动力前言 如何让竞争成为合作的催化剂
当竞争对手决定开始相互帮助
超越合作
引言 囚徒困境与合作的胜利
合作总能比自私获得更好的结果
大自然更青睐合作者
合作,演化的第三项原则
第一部分 合作的5大机制01 合作机制1:直接互惠
每位人类个体都有利他和欺诈的倾向
自囚徒困境衍生的博弈策略
“颤抖的手”和“糊涂的脑子”
我虽跌倒,仍要再起
“宽宏以牙还牙”和“赢定输移”
你永远不会因为太过宽容而失败
02 合作机制2:间接互惠
对待别人就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一样
做好事,然后大声宣传
只要付出,必有回报
只有8种策略能够引发合作
直接互惠看“脸”,间接互惠看“名”
03 合作机制3:空间博弈
“生命游戏”的启示
简单规则就可实现空间合作
合作者的平均出现频率:31.78%!
04合作机制4:群体选择
群体忠诚度让群体选择更有效
来自细胞的实验证据
多层选择,促进合作演化的机制
05 合作机制5:亲缘选择
合作行为能实现传递基因的自私目的
“内含适应性”的衰落
亲缘选择是一种合作演化的“有条件”机制
第二部分 合作,演化的动力06 生命起源于合作
生命是什么
遗传物质点亮生命之光
生命的博弈
生命需要突变,但失误率不能过高
“超循环”合作机制
合作为王,没有背叛者的细胞胜出
地球之外的生命合作
07 细胞社会,揭示合作失败的结果
癌症就是细胞间合作失败的结果
细胞的突变
治疗癌症的新思路:让细胞间恢复合作
08 蚂蚁社会,打造合作成功的生态
超个体,不存在理性动机下的文明创造
蚂蚁奇迹,真社会性的物种起源
合作让蚂蚁成为社会性动物
由“弹簧”承载的社会
超个体是怎样形成的
第三部分 超级合作者才是生存之道09 服务于间接互惠的语言演化
探寻语言的起源
语言由演化而来
为什么说话会有口音
利益决定语言的需求
语言点亮通往复杂性和喧嚣的路
语法的协同演化
语言总是在不断变迁之中
常用词汇往往更容易延续发展
“流言蜚语”让我们越来越聪明
10 “公地悲剧”与合作的挑战
所有人都能免费使用的资源,必定无法长久维持
在道德与行为领域寻找公地悲剧的解决答案
公共品博弈,另一种囚徒困境
气候博弈,没有利他主义者,就没有搭便车者
拯救世界的博弈论
如果自己的慷慨为他人所知,我们就会更具合作精神
用名声的力量保护“公地”
11 奖励比惩罚更有利于合作
为了集体利益的有代价惩罚
真正的赢家无须惩罚
奖励比惩罚更有效
惩罚的负面作用
奖励会带来更多的创造性合作
12 合作与利他行为的三度影响力
富者更富,赢者通吃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会影响到我们
放大型网络与抑制型网络
网络结构对合作的影响
13 集合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合作
同属多个集合的人更容易合作
流动性是合作的关键
合作总是最明智的选择
结构性群体能否演化出合作,“Σ”说了算
结语 合作引领我们走出“困境”
超级合作者的5大合作机制
信仰,通向合作的另一条路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合作”是永恒的旋律
译者后记参考文献
试读
前言 如何让竞争成为合作的催化剂
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与死亡中,发展出一代又一代的高等动物,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关于生存斗争的最崇高目标。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
生物学有其阴暗的一面,查尔斯·达尔文将大自然的这一阴暗面称为“生存斗争”。他意识到,竞争在演化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无穷无尽而又残酷无比的生存斗争中,适应性最强者胜出,其余生物则逐渐灭绝。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各种生物,它们的祖先都曾有过自己的鼎盛时期,也都比那些不幸的竞争者拥有更强的繁殖能力。至于其他对手,竞争的失败意味着它们丧失了养育下一代的机会,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在至少40亿年前,当最早的原始细胞开始出现时,生存斗争就随之产生了。这些原始细胞是结构简单的细菌,每一个都只是一小团有序的化学物质,其中优于其他同类的细胞会繁殖得更快。只要获得食物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它就可以繁荣生长,而竞争对手则会灭绝。围绕生存的斗争不断持续着,并扩展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栖息地。如今,地球已被细胞所占据,微生物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极地到沙漠,从岩石到深海。即便是在人体内,细菌细胞的数量也远超人体细胞。如果把现在地球上的所有细胞加到一块,总数大约是10的30次方,或者说1后面跟30个0;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细菌细胞,其他细胞的数量顶多是个零头而已。
生存斗争不仅仅适用于细菌,在我们称为“动物”的那些高级的细胞集合体中,斗争也同样存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狮子在长草中蜷伏,肌肉紧绷,全神贯注地盯着附近的羚羊群。它蹑手蹑脚地靠近羊群,突然,它以惊人的速度扑向其中一只,一跃而起抓住羚羊的脖子,然后用锋利的长牙刺穿羚羊的皮肤、血管和喉咙。狮子将自己的猎物拖倒在地,紧紧按住,直到猎物停止呼吸。而当狮子完成猎食之后,又有一群秃鹫聚拢过来,分食羚羊的残尸。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提出,现代人类也是在非洲大陆的生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与大猩猩、黑猩猩存在亲缘关系的已灭绝的猿类一度在非洲出现。由于大猩猩和黑猩猩是离人类最近的‘血亲’,因此相比其他地方,非洲大陆更有可能是人类始祖的起源地。”在过去大约6万年里,我们的祖先逐渐向其他大陆迁徙,并在与其他古代物种(例如直立人和大脑袋的尼安德特人)的竞争中胜出,从而统治了整个地球。不过,如果你是欧洲人、亚洲人或新几内亚人,那么你身上也可能会有尼安德特人的血脉。直到今天,生存斗争还在持续和加速,从超市之间激烈的价格战,到华尔街公司你死我活的对抗,几乎无处不在。
在生命的竞赛中,我们都受到生存斗争的驱使,从而努力争取成功。每个人都想成为赢家。要想取得成功,有许多诚实的方法:比别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做得更好。然而,斗争始终存在阴暗的一面:从自我利益出发来考虑,人们不应该帮助竞争对手。哦,不帮助似乎还不够,为什么不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呢?为什么不欺骗他们呢?店里明明摆着新鲜出炉的面包,可有些糕点师傅还是会拿过期的面包卖给你;服务费明明已经包含在餐馆账单里,可有些服务生还是向你伸手要小费;便宜的普通药物明明可以获得同样的疗效,可有些大夫还是在处方上给你开出昂贵的名牌药品。如果要当好好先生,你就注定赢不了这场竞赛。
人类是自私的。我们是相互掠夺资源的生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唯利是图,我们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我们都想争第一。我们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只受自我利益的驱动。我们身上的基因都是自私自利的。不过,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除了竞争,还应该有一些已然缺失的、更加深刻的东西。
当竞争对手决定开始相互帮助
各种类型和复杂程度的生物都会在其生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某些最古老的细菌形成丝状体,在任一菌丝上都有特定的细胞以自杀的方式凋亡,为相邻细胞提供氮养分。一些细菌成群结队地获取食物,如同一群狮子围猎一只羚羊。上百万只蚂蚁个体组成蚁群,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种植、建筑和指路等复杂问题。为了整个蜂巢的利益,蜜蜂不知疲倦地采集花粉。鼹鼠大方地允许同类食用自己的排泄物,因为那里面有可以二次消化的植物须根。为了保卫公共巢穴,猫鼬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类社会中也充满了合作。即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其中所包含的合作层次也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例如,早晨上班的路上,你在一家咖啡馆停下来吃早饭,买了一杯卡布奇诺和一个羊角面包。这份简单的愉悦背后,需要至少来自6个国家的一大群人为此付出劳动。
哥伦比亚的农夫种植咖啡豆。在巴西茂盛的绿地里,种着随风摇曳的糖蔗,这可以制成咖啡里加的糖。咖啡上漂浮的少量奶油牛奶来自一家本地农场的奶牛,而加热牛奶用的电则来自邻州的一家核电站。自命不凡的咖啡师用斐济的矿泉水来烹煮咖啡。至于羊角面包,面粉是加拿大的,黄油是法国的,鸡蛋则是本地一家农业合作社提供的。面包最后通过中国制造的烤箱加热出炉。而要准备好所有这些原料和设施,需要许许多多的人通过横跨整个地球的生产线来提供。
你能享用热气腾腾的咖啡和羊角面包,也跟人们一系列的好想法密不可分,这些想法又通过语言这一非凡的媒介进行广泛传播。于是,一张紧密交织的合作网络形成了,通过这张网络,合作一代代地延续了下去。从第一个利用烘干种子制作饮料的人,到发明电灯泡来给咖啡馆照明的人,再到第一台浓缩咖啡机的专利发明者,好点子不断地产生、传递、应用并得到丰富和升华。
因此,这份简易早餐,简直称得上是跨越时空、令人称奇的合作壮举――在许许多多的人之间,一系列的概念、主意和发明通过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播,才造就出这顿简餐。当代世界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合作企业。关于咖啡豆选择、面粉制作、烤箱制造、奶油打发的知识都分散在成百上千个大脑里。到今天,这些大脑之间相互合作程度的高低,就像大脑尺寸的大小一样,对人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是生物学光明的一面。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让我们人类成为已知宇宙中最伟大的合作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近亲根本无法与我们匹敌。如果把400只黑猩猩塞进飞机的经济舱,让它们飞行7小时。等到了目的地,它们百分之百会跌跌撞撞地走出舱门,其中有的耳朵被咬掉了,有的毛发被扯秃了,有的四肢流血不止……而同样的拥挤状况,成百上千万的人们每天都在平静地忍受,因此,我们才能够走遍天下。
正是由于人类惊人的合作能力,我们才可以在地球上各种生态环境下生存――从烈日炎炎的沙漠,到万里冰封的南极,再到黑暗压抑的深海。人类协同一心的超凡能力,也让我们得以迈出突破大气层的宏伟征程的第一步,朝着月球甚至更遥远的星球进发。
需要注意的是,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合作”,不仅仅指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更特指潜在的竞争对手决定开始互相帮助。如果从传统的达尔文主义来判断,这种合作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为帮助竞争对手会使自身丧失适应性、降低繁殖速度或者削弱竞争优势。但实际上,这种合作的例子比比皆是:朋友开车带你去看牙医,结果她自己上班迟到了;你向慈善机构捐献了50元钱,而不是自己把这些钱花掉;你身体里的细胞并不会自顾自地胡乱扩充数量,而是会根据人体的整体需要,以有序的方式复制,从而构造出肾、肝、心脏以及其他重要的器官。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场景都可以从合作与否的视角来分析。例如,你想在一家英国银行开设一个储蓄账户。想象一下,你正站在银行柜台前,一位柜员微笑着向你耐心解释不同种类账户的区别。通常情况下,银行会利用服务费、利率、存取方式、使用条件都各不相同的账户类型来把客户弄糊涂。如果你想得到最好的利率,那么针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柜员可从两种角度解读。从柜员的角度看,最好的利率是最低的、限制最多的,这样银行的利润可以最大化;而从客户的角度看,最好的利率是能给自己挣得最多利息的。如果柜员提供了前一种类型的账户,就是欺骗;而如果他向你推荐了后一种账户,给你而不是给银行最高的回报,那么这就是合作。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合作时,它就更显得神奇了。为什么要削弱自身的适应性来提高竞争对手的适应性?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为什么要去关心别人?合作与利己主义背道而驰,合作是非理性的。根据达尔文对生存斗争的表述来分析,帮助潜在竞争对手对自己毫无意义。然而确实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最低等的生物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合作。一个细菌在千辛万苦地分泌酶来帮助消化食物的同时,也给邻近的细胞们提供了食物,而这些邻居正是其生存斗争中的对手。
在宏大的生命体系中,这似乎是一个致命的反常现象。自然选择似乎应该引导动物采取行动来增加自身存活和繁殖的机会,而不是为别的动物谋取福利。那么,在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抢夺食物、地盘和伴侣的演化过程中,为什么某些个体会尽力帮助其他个体呢?
超越合作
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相互依存。
——萧伯纳,《卖花女》
一个多世纪以来,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都在试图解释一个现象: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互相倾轧的世界里,合作、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究竟是如何出现的?面对生物的无私行为,达尔文本人也感到困惑。然而在其著作中,他也只是把合作视为一个枝节问题,相应的解释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直到今天,许多生物学家仍然对合作问题持类似的态度。
与上述模糊态度不同,我相信,人类的合作能力是与生存竞争能力同步发展的。早在100多年前,俄国贵族、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脱离了政府的束缚,人类社会将在集体事业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在《互助论》(Mutual Aid)一书中,克鲁泡特金写道:
除相互竞争之外,在大自然中还有相互帮助的法则。为了取得生存斗争的胜利,尤其是为了物种的渐进演化,这一互助法则要比竞争法则更为关键。这个观点……实际是对达尔文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我已花了20多年时间跟许多杰出人士一起合作研究,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自然选择如何催生互助现象,从而使竞争转化为合作?在这个研究领域,我曾提出过一些新的思想,并结合我在数学与生物学方面的专长,将这些思想进行了提炼。研究证明,在冷酷无情的竞争环境里,合作完全符合生存竞争的冷酷数学法则。利用数学方面的能力,我又在计算机上建立了理想化的虚拟社群,并绘制出合作确立与发展的条件图谱。而通过对一系列物种――从小虫子到人的进一步研究,我对自己的实验结论有了更强的信心。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归纳出了合作的5大机制。从此,就像掉到牛顿头上的苹果一样,人类合作的方式也可以用数学来进行清晰的表述。
这些合作机制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一些现象。例如,你的大脑之所以演化,是为了应付人们的闲言碎语,而不是出于什么别的目的;你的肠道里有锥形的腺体,是为了防止细胞合作失败而引发致命的癌症;当你觉得有人在看着你的时候(即使实际上没有),你会表现得更自然大方;你的朋友越少,你的命运就越跟他们紧密相连;基因其实并不那么自私;如果你是一个合作者,你就会发现自己周围的人也大多是合作者,因此你可以种瓜得瓜;不管人们做什么,庞大的帝国早晚会衰落、会崩溃;如果你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么除了参与生存斗争,你还必须与人合作、互助求存。通过对合作本质的探索,我们得以洞悉所有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演化过程。
合作可以为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竞争则不能。要想激发创造力、鼓励人们提出原创性的想法,必须使用“胡萝卜”的激励,而不是“大棒”的威慑。纵观整个演化史,无论是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演化,还是从蚁冢、村庄到城市的发展,合作始终是创造性的源泉。没有了合作,演化中的建设性和复杂性也将不复存在。
从我搭建的这个关于合作的数学和演化模型中,我获得了许多启发,其中有寻常见解,也有意外发现。梭镖、炮弹和行星的运行轨迹可以用数学方程来计算,这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但令我惊叹的是,数学竟也能勾勒出生物演化的轨迹。当然,知道如何促进合作是一回事,而要解释某项行动为何有助于人们和谐共处、有何种程度的贡献,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通过在合作机制研究中引入数学,我们就能带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更高的精确度来完成相应的解释工作。这也使我坚信数学的普适性,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就是证据。
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会解释每一项合作机制的起源,并在其中穿插介绍我自己的研究历程:从维也纳开始,后来在牛津、普林斯顿,现在到了哈佛。在探索的道路上,我有幸与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和数学家进行了合作,其中两位对我启发很大:卡尔·西格蒙德和罗伯特·梅。关于他们对我的帮助,本书后面还会进行详细的阐述。此外还必须提到,各式各样的计算机程序、酷爱玩游戏的学生、提供研究资金的各类主体――从基金会到慈善家,都给我的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书中一个非常有趣且令人非常兴奋的结论是:要理解合作,我们首先必须进行高度的合作。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必须指出,这本书也是罗杰与我合作的产物。
对于合作的全新理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此前,人们公认的基本演化原则只有两项――突变和选择,前者产生基因的多样化,后者选出对环境最适应的个体。如果从更具创造性的视角来看待演化,我们就必须将“合作”认定为第三项演化原则。选择的前提条件是突变;同样的道理,合作的前提条件是选择和突变,缺一不可。通过合作,演化中才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一系列成果――从基因到有机体,从语言到复杂的社会行为。合作就是演化的总设计师。
研究表明,合作也有周期性的兴衰过程。生物个体的合作能力是起伏不定的,就像大自然的心跳一样。因此,人类社会中的冲突与分裂一直存在,也永远不会消失,即使我们都是非凡的合作者。而目前,全球性的人类合作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存在着崩溃的危险。地球上的工业发展和财富累积导致人口日益膨胀(其中就有合作的一份功劳),地球母亲支撑我们的能力也在加速逼近极限。面对资源的不断减少,我们人类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当前遇到的许多问题和挑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深刻的问题,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体现在气候变化、污染、资源枯竭、贫困、饥荒和人口过剩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中。而其中最大的议题――拯救地球、最大化地延续人类物种,并不能单纯地通过技术手段来完成,而是需要我们采取创造性的协作行动。要想保持繁荣发展的势头,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从现在开始,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管理。要想赢得这场生存斗争,避免人类物种走向衰落,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合作这个创造性的武器。我们必须对合作这门科学有足够的理解,加大我们的合作力度,拓展我们的合作范围。今天的世界,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超级合作者”。
前言/序言
竞争与合作的秩序
汪丁丁
北京大学教授
这本书的作者马丁·诺瓦克最初引起我关注的,是他2002年与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的生物信息学家卡伦·佩奇(Karen Page)合作,在《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统一演化动力学》(Unifying Evolutionary Dynamics)。在思想史视角下,诺瓦克与佩奇的合作,是诺瓦克组建的“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三校合作研究团队的重要一环。正是因为追求统一的演化动力学,诺瓦克逐渐转入了一个广阔的跨学科领域――合作。我将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表述为“合作何以可能”――从RNA复制过程中的合作行为到人类与地外智能生物的潜在合作。
如《超级合作者》开篇所述,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本科生转研生物化学专业的博士生诺瓦克,在野营帐篷里听维也纳大学数学系教授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介绍“囚徒困境”博弈的时候,从未想到自己将进入的是一个如此广阔的跨学科领域,以至于自己在这里钻研了20多年之后仍在求索统一的理解框架。注意,西格蒙德于1998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了“一小时全会报告”的荣誉。他的报告主题是“演化对策与种群动力学”。此外,我建议读者在阅读《超级合作者》的同时,也阅读诺瓦克的另一部著作《演化动力学》(Evolutionary Dynamics)。这本书是诺瓦克2004―2005年在哈佛大学的授课文稿。这三部作品,我认为,是任何试图深入理解“合作秩序”扩展过程的学生的案头必备教材。
更深层的思考,读者可参阅我2011年为《新世纪周刊》撰写的三篇文章:《从哲学到经济学》《竞争与合作》《互替与互补》。我写这三篇文章,主旨是探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缘起于胡舒立和徐晓的邀请盛情难却。那时,我的老友陈嘉映要去北欧讲学,不能续写他的哲学专栏,故而要我续写――当然只能是从哲学回到经济学。探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的结论在第三篇文章里。经济学家研究竞争时发现,在经济学视角下,任何两件商品,主导它们之间关系的都是互替性而不是互补性。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妨观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可以发现他使用的各种物品之所以与他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必定不是互替性而是互补性占据主导的结果。最典型的互补品,就是正常人的左脚和右脚,以及与这两只脚相配合的两只鞋。鞋不合脚的时候,就有行走的困难。广而言之,可称为“秩序”的,互补性都占据主导。而在秩序内部运作的各类关系,可表现为互替性。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合作的本质是互补性。越是那些强烈互补的元素,越可能构成或多或少具有稳定性的系统,即“秩序”。
我持续关注诺瓦克,因为我意识到我和他的思路实在太接近,以至于我写在自己文章里的思想,几乎同时,可能也出现在他的科学论文里。例如我在《竞争与合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由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创化论”开始探讨“创造性”以及这一更本质的生命性质与“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现在,当我浏览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这部作品时,很快,我读到了他关于创造性与合作关系的见解。只不过,他稍显偏激地指出,竞争不能为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英文版是2011年出版的,而我的那些“随笔”写于2011年4月。与我性格迥异,诺瓦克是极具竞争力的科学家――同时在许多领域与许多学者合作研究并发表过许多主题相类的文章。最近几年,每当我在北京大学“行为经济学”课堂上为学生们介绍诺瓦克的论文时,我必须提到的一项事实就是:在2010―2012年这段时期,他在“权威级”(根据国内学术界的期刊分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仅就数目而言,平均每年超过20篇。仅在收录学术期刊的“现刊”最多的Elsevier网站上检索作者姓名“Martin A.Nowak”,得到的文献总数就为621篇(截至2013年7月31日),发表于2009―2013年。注意,我告诉过学生们,学术界不仅有许多“Nowak”,而且有许多“Martin Nowak”,所以只好检索“Martin A.Nowak”。于是,Elsevier列出的是著者名单里同时包含这三个关键词的文章,包括姓“Martin”的和姓“Nowak”的合作撰写的文章。根据经验,在这许多文献里,大约3/4与我这篇序言的主角无关。所以,5年150篇是比较可信的,相当于平均每年发表30篇。
这样一位学术明星,难怪《纽约时报》2007年7月31日发表专访为他立传。这篇由卡尔·齐默(Carl Zimmer)撰稿的专访标题是《博弈之中,洞见演化之道》(In Games,an Insight into the Rules of Evolution)。根据这篇专访,诺瓦克将生物演化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三项:突变;选择;合作。前两项原理,不很确切地借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考究概括,就是“物竞天择”。不很确切,是因为在诺瓦克的学术视角下,在“遗传变异”下产生的新策略,可能是“合作”的而不必是“物竞”的。
诺瓦克这本新著《超级合作者》的缘起,是他2006年12月8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合作演化的五项原理》(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2012年,他在《理论生物学杂志》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演化合作》(Evolving Cooperation),重新概括和表述了他2006年文章中的五项原理,与他在这部新著里的表述基本一致但略有差异。
我收藏的诺瓦克的文章计有115篇。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2年1月16日《自然》杂志“信函”栏目,他与数学家西格蒙德合著,标题是Tit for Tat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这一标题,姑且译为“异质种群中的针锋相对策略”。当然,不熟悉囚徒困境博弈和种群动力学的读者未必懂得这一标题的全部含义。发表这篇文章时,“通信作者”诺瓦克的地址是牛津大学动物学系。事实上,诺瓦克在1992年10月29日还有一篇短文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信函”栏目,主题和方法都远比第一篇重要,标题是《演化博弈与空间混沌》(Evolutionary Games and Spatial Chaos)。在这篇文章里,诺瓦克和他的合作者――牛津大学的勋爵罗伯特·梅(Robert May),第一次运用了计算机仿真技术。直到1997年7月10日《自然》杂志发表一篇由诺瓦克和生物博弈论泰斗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等学者联合署名的文章《基因冗余的演化》(Evolution of Genetic Redundancy),那时,他仍在牛津大学动物学系。
我这里保存有一份诺瓦克的简历,很好地再现了他从小学生成长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神奇之路:1975―1983年,就读于维也纳的一所“德语–英语”八年制中学;1983―1989年,在维也纳大学研读生物化学和数学;1987―1989年,取得维也纳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博士论文最高奖;1989―1990年,以埃尔温·薛定谔奖金学者身份赴牛津大学与罗伯特·梅合作;1990―1992年,以生物科学领域盖伊·牛顿初级研究员(Guy Newton Junior Research Fellow)的身份加盟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同时,于1991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奖学金;1992―1998年,凭借威康信托基金会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员奖学金继续在牛津大学的科研工作;1998―2003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理论生物学项目”负责人;2003年至今,任哈佛大学生物学与数学教授及演化动力学中心主任。从小学五年级(1975年)到哈佛大学教授(2003年),历时28年。
最后,我希望读者注意诺瓦克为《超级合作者》中文版所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处,他报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或“印象”。根据他的这份报告,我们知道:第一,与竞争意识相比,合作意识似乎是人类的直觉或本能,因为诺瓦克在实验中发现,两名随机相遇的被试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直觉判断(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决策)通常产生合作策略,而更长时间的考虑往往产生不合作策略。第二,作者与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伏锋的合作研究表明,与本土内的移民相比,来自异域文化的移民可使合作更加深化。
撰写科学论文,不同于我这类“随笔”。科学要求严格论证以说服读者(往往是同行科学家),而随笔恰好不能以严格的学术语言来表述哪怕最初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想象。我希望这篇随笔可以引导读者暂时离开喧闹的生活市场,倾听诺瓦克在这间小屋里讲述的故事――私人的和公共的。
[推荐序二]
AI时代,《超级合作者》教我们如何与AI共生成长
檀林
北大汇丰商学院创业实践导师,未来实验室发起人
传统商业文化中,“同行是冤家”的竞争思维根深蒂固。但当我10年前读到马丁·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时,我发现其中的一个颠覆性观点击碎了这种零和博弈的认知:演化不是“弱肉强食”的单挑,而是“互相搭台”的共生。
在AI时代,这种共生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类+AI”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而是通过互补与协同,共同构建更强大的智能生态。前Meta FAIR团队研究总监田渊栋最近的观点,正好戳中了这个核心:“人不用和AI比谁执行得更快,而是要做让AI变强的人。”
这恰恰是《超级合作者》在AI时代的全新注解——所谓“超级合作”,如今已演变为“人类帮AI补短板,AI帮人类提效率”的共生关系,而新时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应该成为搭建这种共生关系的“超级连接者”。
破迷思:AI时代,“和AI抢活干”是死路
《超级合作者》里提到了“囚徒困境”:互相背叛双输,合作双赢。放到AI时代,这个逻辑有了新的“费米能级”版本——AI的能力像上涨的水位线,会慢慢淹没所有低价值、重复性的技能(比如背数据、写基础代码、填报表)。如果我们只关注于“怎么比AI算得快、写得勤”,那就是和AI“囚徒互害”;但如果我们转过来帮AI补短板,让它变得更强,这就是《超级合作者》说的“合作双赢”。毕竟,AI单独的产出有限,但“人类+AI”的产出能远超AI自己,这才是企业家的机会。
从合作的5大机制,看“让AI变强”的落地方法
《超级合作者》从演化角度创造性提出了合作的5大机制,这不是老古董,而是AI时代我们“让AI变强”的操作手册。从当下来看,每个合作机制都对应着人类赋能AI的具体角色。
直接互惠(“我帮你,你帮我”):人类是AI的“系统优化者”
说得直白些,直接互惠就是“你帮我,我帮你”,放到AI时代便是:人类补AI的底层漏洞,AI帮人类提高执行效率。
田渊栋在Meta做Llama 4时,遇到过AI的“灾难性遗忘”——模型学了新数据,就把老技能忘了。这不是AI自己能修复的bug,得靠人类的系统性思考。所以他用强化学习调整模型权重结构,针对“灾难性遗忘”问题设计动态权重调整算法,使模型在更新后仍保留核心能力(如多语言理解)。
放在企业里也一样。比如你用AI生成客户文案,AI能写得又快又多,但总抓不住行业深层痛点。这时你要做的不是换更厉害的AI,而是带着团队分析“痛点数据的分布逻辑”,优化AI的训练数据,让AI的文案更精准。这就是“直接互惠”:你优化了AI,AI反过来帮你把业务做透。
间接互惠(“看声誉下菜碟”):人类是AI的“伦理守护者”
《超级合作者》里的“声誉”,在AI时代就是“AI的向善底线”。AI确实有“黑箱问题”——决策不透明且容易带偏见,这时候人类的伦理坚守是AI“变强”的前提(不然无论AI再厉害,犯了伦理错误也会被市场抛弃)。
比如你用AI做招聘筛选,AI可能因为历史数据里男性样本多,产生性别偏见——这时你要做的不是怪AI,而是带着团队去梳理数据、补充优秀女性候选人样本,调整模型的判断维度。这种“帮AI坚守伦理”的动作,会让你的企业在行业里建立“靠谱AI使用者”的声誉,优质人才和合作伙伴自然会来找你——这就是《超级合作者》说的“间接互惠”:你帮AI守住了底线,行业反过来帮你搭台。
空间博弈(“抱团取暖”):人类是AI的“原创思考引擎”
诺瓦克在书里说形成“集群”的合作者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AI时代的“集群”,是人类的原创思考和AI的执行能力的结合体。
当你用AI写代码时会发现:AI确实能快速写代码,但写长了可能就成为结构乱且难维护的“垃圾堆”,这时候AI自己还改不了,人类只能凭借原创架构能力重新设计代码逻辑,再让AI按新架构写。
我们做业务也一样。比如你想开发一个新的AI营销工具,AI能帮你整合现有案例,但“这个工具要解决行业内无人涉足的‘中小商家营销成本失控’问题”这种新问题、新视角是AI想不出来的,必须依靠你和团队的原创思考,然后AI跟着这个新方向,快速落地工具功能。这就是“空间博弈”:人类出原创思路,AI出执行效率,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别人抄不走的竞争力。
群体选择(“群体赢了,个体才赢”):人类是AI的“目标引导者”
书中指出,成员间愿意互相帮助、为共同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的优秀群体能败其他群体,而在AI时代,具备制胜要素“优秀群体”,正是“人类定目标,AI追目标”的混合团队。
田渊栋说未来将是一个“遍地神灯”的时代——AI能力超群但缺乏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稀缺的是人类的“愿望”。比如你定了“让咱们的产品覆盖非洲100个欠发达地区的小微商户”这个宏大目标,虽然AI自己不会想到这个方向,但你把目标拆成“适配低网络环境的AI终端”“本地语言的AI客服”等具体任务,AI就能按照这些任务去推动落地。
这就是“群体选择”:你作为企业家定了群体目标,AI和团队成员一起追这个目标,一旦群体赢了,企业里的每个个体(包括AI工具)的价值则都能放大。
亲缘选择(“先把自家班子搭好”):人类是AI的“共生磨合者”
书中的“帮助亲属”,对应到企业就是:先把“人类+AI”的混合班子磨合拍。
很多企业的AI项目黄了,不是AI不行,是人类和AI“不对付”:业务部嫌AI不懂需求,技术部嫌业务部不会用AI。这时候你得做“磨合者”:比如让业务部告诉AI团队“我们需要的是‘能识别商户现金流风险’的AI,不是‘能算流水’的AI”,再让技术部教业务部“怎么给AI喂风险案例数据”。把“自家班子”里的人类和AI磨合拍,才是本书说的“照顾自己人”,而这个“磨合者”就是具备混合领导力,也就是与AI建立“亲缘关系”的“共生智能”。
《超级合作者》的AI时代升级:“人类+AI”的共生是最高级的合作
我认为在当下来重读这本书非常有必要,《超级合作者》的本质是“合作让系统变强大”,放到AI时代,这个“系统”就是“人类+AI”,负责让AI变得更智能、更有价值:
l AI是“高效执行者”,负责替代低价值技能。
l 人类是“系统优化者”“原创思考引擎”“目标引导者”“伦理守护者”“共生磨合者”。
“人类+AI”的产出应该大于AI单独的产出,这样人才有存在的价值。这恰恰是《超级合作者》在AI时代的核心意义:我们不是要做“比AI厉害的人”,而是要做“能让AI变厉害的超级合作者”。
对于当下的企业家而言,怎么落地这种“人机共生智能”的“超级合作”呢?以下是几条可实操的建议。
l 升级团队能力:别再招“只会执行”的人,要招“会优化AI、会原创思考”的人,比如招数据分析师时,不是看求职者会不会算数,而是看他能不能发现AI模型的偏见;
l 把握AI使用逻辑:别把AI当“工具人”,把它当“需要你带的团队成员”,给它定目标、补漏洞、设底线;
l 扩大企业合作维度:不止和同行合作,还要和AI“合作”,比如和AI厂商一起优化行业专属模型,这便是对“直接互惠”机制的升级。
总之,在AI时代,“超级合作者”的核心是“会让AI变强”。《超级合作者》告诉我们:演化不是单挑,是搭台。AI时代,咱们搭的台,是“人类+AI”的共生台——你能让AI变得越智能、越有价值,你的企业在这个台面上的位置就越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