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续高僧传》为高僧传记，上自北宋，下迄清末宣统年，千百年来，硕德耆宿，莫不采录。历经五年，成书六十卷。民国喻谦编著。此系续赞宁等之宋高僧传而作，集录北宋至民国初年凡九百余年间之高僧事迹。全书计分十篇，依次为译经篇、义解篇、习禅篇、明律篇、护法篇、灵感篇、遗身篇、净读篇、福兴篇、杂识篇等，总收正传788人、附传628人，计有1416人。

　　《新续高僧传/中华现代佛学名著》：
　　明五台山圣光寺沙门释福登传
　　释福登，字妙峰，姓续氏，平阳人，续鞠居之裔也。生秉奇姿，唇掀齿露，鼻昂喉结。七岁，失怙恃，为里人牧羊。年十二，祝发。携一瓢，至蒲坡，行乞村市。夜栖文昌阁庑下，阁为山阴王所建。一日，王晨出游，值登裴回阶间，见而异之，谓阁僧曰：“是子五官皆露，而神凝骨坚，他日造诣殊未可量，曷善视之？”顷之，地大震，屋宇倾覆。登压于下，三日不死。王闻，益奇之。因修中条栖岩兰若，使居焉。登乃闭关习禅，取棘刺列四旁，以绝依倚。不设床坐，昼夜鹄立，三年心忽开悟。始至介休山，听讲《楞严》，遂受具戒。策杖南走，遍参知识。浮南海，礼普陀而归。复于中条深处，诛茆辟谷，日饮勺水。又三年，大有会心。
　　山阴王建梵宇于南山，延登居之。登每念二亲幽灵未妥，卜吉迁葬，刺舌血书《华严经》一部，欲报劬劳，借感人天。复下山，设无遮大会，结文殊万圣缘。时明神宗御极，皇储久虚，遣官武当，祷祈请乞，礼视高媒。登闻之，乃曰：“吾徒凡所为，皆为国报本。今宜专诚尽忠，为皇上祈子。”乃启会，至百二十日，九边八省缁白奔赴者，道路不辍。事毕，一钵飘然，结庵芦芽。期年，皇长子生，奉敕就芦芽建华严寺，造万佛铁塔于山巅，加赐金帛，命往秦晋中州饭僧。已，忽念故山，往修万固寺三载。塔殿楼阁，焕然一新。渭川河水病涉，宣府西院议建大河桥，登应命至，度之水阔沙深，乃建桥二十三孔，亦竟成。
　　尝愿范金成三大士像，以铜为殿，送三名山，各就其显化之地祀焉。己亥春，杖锡潞安，谒沈王。王适造渗金普贤像，送蛾眉。登言铜殿事，王问费几何？登曰：“每座须万金。”王欣然愿造峨眉者，即具辎重，送登至荆州，听其监制，用取足于王。殿高广丈余，渗金雕镂诸佛菩萨像，精妙绝伦，世所未有。殿成，送至蛾眉。大中丞霁宇王公抚蜀，闻登至，请见问心要，有契。公即愿助南海者，乃采铜于蜀，就匠氏于荆门。工成，载至龙江。时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于南都之华山，奏圣母，赐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刹。登乃造五台者，所施皆出于民间，未几亦就。乙巳春，躬送至五台，议建台怀显通寺。上闻，遣御马太监王忠，圣母遣近侍太监陈儒，各赉帑金往视，卜地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兴工鼎新，创立大殿。前后六层，周匝楼阁，重重列耸，规模壮丽，赐额“大护国圣光永明寺”。工竣，先事峨眉，继事南海。会倭夷构难，海氛未靖，中途而止。乃三卜三吉，至得宝华山。诣京都奏请，特敕许之，赐予有加，慈圣太后更赐造寺金及藏经、佛像、幢幡之属。落成，乃之五台，鸠工庀材。帝与太后，复赐内帑，建寺赐额。建华严七处九会道场，所费悉出内帑。初，五台山路崎岖，行者苦之。至是平铺石片，三百余里，溪有津梁，道有亭院，以相接待，迄今利赖。造桥于阜平县，赐名日普济。筑庵于龙关外，敕日惠济院。渴饮病医，皇慈施舍岁费帑金。御书著妙峰，额之于院。随颁《龙藏》，起阁供之，更创七如来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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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却又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与清王朝的极度衰落相对应，中国佛教也进入一个“最黑暗时期”。在汉传佛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宁波天童寺的“八指头陀”和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居士，一僧一俗，遥相呼应，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佛教复兴运动。
　　晚清民国的佛教复兴催生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佛教思想家。其中，既有以佛教为思想武器，唤醒民众起来推翻封建帝制的谭嗣同、章太炎，又有号召对传统佛教进行“三大革命”的太虚大师，更有许多教界、学界的知名学者，深入经藏，剖析佛理，探讨佛教的真精神，留下了数以百计的佛学著作。他们呼唤佛教应该“应时代之所需”，走上贴近社会、服务现实人生的“人间佛教”之路。这种“人间佛教”思潮，对当下的中国佛教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晚清民国佛教复兴的另一个重要产物，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一大批哲学、佛学名著。诸如谭嗣同的《仁学》、太虚的《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这批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既推动了当时中国佛教实现涅槃重生，实现历史性转变；也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思潮历史性转向的一个缩影，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从宗教、文化传播、发展史的角度说，佛法东传，既为佛教的发展焕发出生机，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活力。13世纪后，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日渐消失，与此不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两千多年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的道路上砥砺前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与儒、道鼎足而三的重要的思想、学术潮流。此中，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契理契机，是其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历久弥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中国化，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的形成，既成就了佛教自身，也进一步丰富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首先，中国化的佛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最能体现中国佛教特质的“禅宗”，它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学界、教界应已有共识。
　　其次，佛教的中国化，一直是在与中国本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对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许多方面也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