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刻书史上，山西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可以说，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都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项目以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方志编四个板块，收录了唐末至1912年之前古代山西刻书（包括同一时期的稿抄本、活字本等）目录，“平水本”、“晋藩刻本”及各地不知名刻本均有收录，是古代山西刻书目录全本。
　　本书内容除书名外，还记录有存佚状况，收藏单位，极大方便了学界对于古籍图书的使用需求。本项目之所以在“山西刻书总目”之前冠以“现存”二字，其目的是专注于实际利用，故佚书一概不收，并在每一条目后标明收藏单位或个人，方便学者搜寻。

宋辽金元编

明代编

清代编
省属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晋城
朔州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方志编
省志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晋城
朔州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附录一：书名索引
附录二：著者索引
附录三：收藏单位简称对照表
附录四：部分现存山西刻书书影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说到山西刻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几乎都是金元时期的“平水本”（或“平阳本”），最多再加上明代的晋藩刻书。这似乎已是一种普遍的认识。的确，金元时期的平水（即平阳）是同时期全国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在中国北方独领风骚，平水本也早已与浙刻本、闽刻本、蜀刻本一样，深入人心。但论及山西刻书，如果仅关注平水本，这显然是失之偏颇且不全面的。在中国刻书史上，山西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可以说，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都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
　　如果把山西刻书史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它呈现的特点就是：其源也远，其势也壮，其流也长。
　　中国的雕版印刷肇始于唐代，现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施雕印的《金刚经》卷子，是这一论点最得力、最切实的实物佐证。当然，其他的实物证据还有一些。如果从可信的文献记载来推断，则中国雕版印刷的产生还要比唐咸通九年再早一些，这也是确信无疑的。在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人类文明成果诞生过程中，山西也不甘落后、身在其中，共同为中华印刷文明导源开路、披荆斩棘。先来看看文献方面的记载。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云：“纥千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文中提到的“纥千尚书泉”即雁门（今代县）人纥干泉，他于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任江南西道观察使。当时唐朝的帝王、大臣多迷信金丹可使人长生不老，纥干泉也痴迷于龙虎丹。《刘宏传》是道家烧炼之书，于是他就“雕印数千本”来送给京城内外的同好。作者范摅是唐咸通年间人，与纥千泉生活的时代很近，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比咸通九年早约二十年。
　　再如五代后蜀宰相蒲津（今永济市）人毋昭裔（935年任宰相），曾仿《唐石经》，主持刊刻了浩大的《蜀石经》（即“孟蜀石经”“后蜀石经”）工程。同时，又以个人名义刊刻了很多书籍，《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些大部头的文学总集、类书和正史都是毋昭裔出私财所为。他去世之后，其子孙还因其所刻之书版而加官晋爵（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他对刻书事业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为蜀地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自然也是山西人的骄傲。
　　与文献记载相比，实物更具有说服力。近年来被发现并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北凉释沮渠京声译），经著名佛教文献学家方广錩先生鉴定，认为：“说它与《金刚经》同时代，或晚一点，完全可以成立。即使留有余地，本件的年代不会晚于五代、宋初。”在该卷的卷尾有“隰州张德雕版”牌记。经专家考证，此隰州即山西隰州，张德即是此经的实际雕版人。或许有人认为，张德只是一名刻工，并非出资人，因此不能算刻书主持者。但笔者认为，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张德作为该书唯一的雕版人，不管他是不是主持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雕版印刷的早期，在刻工这一专业雕版大军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在交通条件并不便利的古代山西，刻工的游走谋生不会离开家门太远。那由此是否可以推论，这部由隰州刻工雕版的经卷，就刻印于山西本土，甚至就刻印于张德的家乡隰州或以近地方？这也不是猜想，就在距隰州不远的绛州，另一部山西刻书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