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安身立命，继而立国兴邦。
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出发，进而关照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转型，既是一幅宏观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亦是一张张纤毫毕现的知识分子个体的心灵图景。
目录
自 序
上篇 特写
第一编 在中西新旧之间
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
张之洞：生于末世的一代儒臣
黄远生：忏悔中的精神升华
杜亚泉：“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
第二编 知识与心灵的世界
胡 适：好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周作人：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
林语堂：战士、名士与隐士
林同济：紧张而丰富的心灵
第三编 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挣扎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
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
第四编 激情、豪气与虚无
沈从文：做志士还是绅士？
巴 金：永远的安那其主义者
傅斯年：一代豪杰傅大炮
汪精卫：虚无主义的任性牺牲
第五编 思想的自我改造
金岳霖：走出阁楼之后
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
吴 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第六编 世纪末的知识分子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顾 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王小波：他思故他在
王元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下篇 群像
第一编 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入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
外圆与内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超然与介入——东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与其他
“少数人的责任”——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第二编 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
帝都与魔都：现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1900—1937年）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附录
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后记
试读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却常常无人书写。个中的缘由，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根依附在人家皮上的无足轻重的杂毛，连独立的名分都没有，何来独立的历史？这一情形，到20世纪80年代有所改变，在文化热之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反思，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
算起来，研究知识分子历史的，在80年代我算比较早的一个。我个人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发生研究的兴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谈论兴趣），起因纯属偶然。1982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其成立之初，绝大多数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党派的历史，也不妨读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我尝试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考察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当时，我采用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样一个中心理念，而且将这一理念作为研究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依据。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一理念在当时的知识圈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回应，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这一理念在当时具有现实反思的充足理由，但其学理和历史上的论证依然是不充分的。何况，学术研究在起初可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热忱所引发，但其持久的生命力应该是自洽的、独立的，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学术体现。而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史，就不仅仅是一部独立人格的转型史，它还具有社会学、知识学等多种蕴涵，应该通过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心态史、社会史等多学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独立的、冷静的、与现实有距离的客观研究。
为了替以后的知识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础，从90年代初开始，我暂别这一课题，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历史，来观察知识分子所凭借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同时，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期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知识背景下来理解和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这一调整到去年（2006年）得以完成，我重新从宏观回到微观，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回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课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现在，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大时代之中，书写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就等于在书写我们自身。
不过，对于学术研究来说，20世纪毕竟太宏观了。这短短的100年间，发生了多少波澜曲折，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转复始的更替，几乎等于过去十个世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更确切地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
无论是前三代还是后三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对历史中轴的理解，成为理解前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五四和“文革”，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的和心态的分水岭，以一种什么样的阅历和身份经历它们，足以区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代沟，也往往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现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常常显得一知半解。从骨子来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第一代，是因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