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的出现已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这种武器在设计时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可是结果他们反而感焦急。他们这种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构成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忆起1945年，他们的领袖对放出这个“核恶魔”以来加速日本崩溃的决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丘吉尔的《战时回忆录》，其最后一卷故意定名为“胜利与悲剧”，在那《战略论：间接路线》上曾有一个极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透露。他说：“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讨论。”
　　核弹对于广岛的轰炸而言，可算是一个报应。当年负责的政治家认为这是确保迅速完全的胜利，和尔后世界和平的容易和简单的方法。诚如丘吉尔所云，他们的想法是以为“这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数几个爆炸的成本，即足以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来。当我们经过这样多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们所感到的焦虑反而与日俱增，此正足以证明当时的领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想透——这样的胜利并不能获得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不曾超出眼前的战略目标——“赢得战争”——之外，而且更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这个假定是与历史的通则相违背的。这可以算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纯粹军事性的战略，必须受到具有较长久和较广泛观点的“大战略”的指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环境中，对胜利的追求是注定要变成悲剧的，把德国的抵抗力完全消灭了之后，结果当然无异于是为苏联扫清了侵入欧陆的道路，而使苏联的势力可以向四面八方扩展。这也是同样自然的结果：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核武器既然有了如此惊人的表演，苏联人在战后就一定会设法发展这种武器了。

序

第一篇 二十世纪以前的战略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
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
第四章 拜占庭时代的战争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战争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第九章 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第十章 二十五个世纪的结论

第二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第十二章 东北欧战场
第十三章 东南欧与地中海战场
第十四章 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第三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颓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第四篇 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第二十章 战略和战术的基本要点
第二十一章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第二十三章 游击战

附录：李德·哈特及其思想

　　《战略论：间接路线》：
　　又过了30年，另一场“伟大战争”的序幕开始展开，因拿破仑天才的照耀，更显得光辉万丈。和一个世纪前的情形差不多，法国再度成为欧洲的祸首，其他各国都只好团结自卫。不过这一次的斗争过程却与过去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他们既非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各国的军队，法国好像是害了传染病一样被迫与其他国家隔离，自始至终都是独立应战，结果使他们不仅拼命击退了敌人的围攻，而且更变本加厉地对欧洲其他地区，形成一个正在膨胀中的军事威胁，最后更成为许多国家军事上的主角。法国人为什么能有如许成就，一方面是具有优越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时势造就。
　　所谓革命的精神，在法国创立了一支国民军，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条件和活力。因为他们不可能有精密的操练，所以为补偿起见，只好注重战术上的意义和个人的主动精神。这种新的机动战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法军在行军和战斗中，都是每分钟走120步，而他们的敌人却坚持每分钟走70步的传统。当军队还没有机械化的时候，主要的运动工具就是两条腿，所以这个基本的差异就具有重大的意义。法军可以迅速的调动，随时把打击力量集中在选定的要点上，用拿破仑所惯用的术语来说，就是无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可以实行“动量乘速度”的原理。
　　另外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把军队分成“师”的永久性组织。当一支军队分成了若干自给自足的单位后，他们就可以独立作战，并且可以向共同的目标实行分进合击的战法。包色特（Bourcet）是在理论上第一个主张改制的人，从1740年以后，也曾经多次的加以试验。1759年，布罗伊元帅出任法军总司令时，官方才正式接受这个原则。另外有一位革新派的军事思想家吉伯特（Guibert），更曾对这种理论作进一步的发展，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1787年的军事改革中，也曾经由他将这个原则加入。
　　第三个条件也与此有关，由于革命军的补给制度极为混乱，同时纪律也较差，所以势必又回到了“就地取食”的老办法。因为军队已经分成了师的组织，所以在采取此种行动时，对于军队效力的影响已不如过去般严重。在过去必须把分散的兵力集中后，才可以开始作战，而现在当他们现地取粮时，同时也可以执行军事上的任务。
　　因为补给的负担减轻了，所以军队行军速度提高，使他们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能够在山林地区中作自由的运动。同时，因

　　核弹的出现已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这种武器在设计时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可是结果他们反而最感焦急。他们这种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构成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忆起1945年，他们的领袖对放出这个“核恶魔”以来加速日本崩溃的决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丘吉尔的《战时回忆录》，其最后一卷故意定名为“胜利与悲剧”，在那本书上曾有一个极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透露。他说：“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讨论。”
　　核弹对于广岛的轰炸而言，可算是一个报应。当年负责的政治家认为这是确保迅速完全的胜利，和尔后世界和平的最容易和最简单的方法。诚如丘吉尔所云，他们的想法是以为“这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数几个爆炸的成本，即足以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来。当我们经过这样多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们所感到的焦虑反而与日俱增，此正足以证明当时的领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想透——这样的胜利并不能获得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不曾超出眼前的战略目标——“赢得战争”——之外，而且更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这个假定是与历史的通则相违背的。这可以算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纯粹军事性的战略，必须受到具有较长久和较广泛观点的“大战略”的指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环境中，对胜利的追求是注定要变成悲剧的，把德国的抵抗力完全消灭了之后，结果当然无异于是为苏联扫清了侵入欧陆的道路，而使苏联的势力可以向四面八方扩展。这也是同样自然的结果：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核武器既然有了如此惊人的表演，苏联人在战后就一定会设法发展这种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