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八篇于1974—1991年间发表的人类学史论文，主要关注两位在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发展和人类学学科制度化过程中影响深远的人物：鲍亚士与马林诺斯基，并讲述作为人类学基本方法的田野工作的兴起，及其符码化与神秘化过程。涉及人类学史的几个重要主题：人类学的“浪漫原始主义”；人类学与更大的社会政治场域的关联与冲突；其“科学”志向与获取“素材”的主观方式之间的张力，等等。

作者利用诸多不同时间、地点的民族志作家的田野报告及未出版的手稿进行深入研究，以历史的眼光对人类学“神话”进行审视，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学“文化”的深刻洞见。

序
 
第1章  民族志作家的魔法：从泰勒到马林诺斯基的英国人类学田野工作
第2章  美国印地安语言研究的鲍亚士计划
第3章  人类学作为“文化斗争”：弗朗兹·鲍亚士生涯中的科学与政治
第4章  美国人类学的观念与制度
第5章  慈善家与濒危文化：洛克菲勒基金会与英美人类学博物馆时代的终结
第6章  马克莱、库巴利与马林诺斯基：人类学黄金时代的原型
第7章  1920年代的民族志感悟与人类学传统中的二元论
第8章  人类学史上的范式传统
 
跋
参考文献
引用手稿及来源

　　《人类学家的魔法》序
　　我在1968年应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之邀到该系任教，也在历史系蒙赐一个教席。到1974年，当一批历史学家拒绝同意人类学家推荐我担任正教授时，我只好辞去了在历史系的教职，才算缓和了当时的僵局——虽然在那以后我还保留着一个“准成员”的边缘身份。在那时，我从非正式渠道听说，历史学家们的一个拒绝理由是，虽然我也能画画插图，但算不上一个“大手笔”。这种评论颇叫人尴尬，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我没有什么专着。有几部是没有完成的（Stocking1991c），有两部出版的也都不是传统的历史叙事，虽然它们探讨的都是重大主题。正如副标题显示的，第一部，《种族、文化与进化》，是一系列“人类学史论文集”（Stocking1968a）；第二部，《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Stocking1987a）也可以这样解读，虽然它的“多重语境化”在结构上可能比有些读者预想的更有一体性。
　　在这些论着出版间隙的二十年间，我还写了一些论文，其总量要超过一本专着不少。但是，它们的影响却分散在各种专业期刊和文集当中（如Stocking1973a）。因为有些论文收入了我从1983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编的“人类学史”系列，将它们收集起来编成单卷本，再收入一些发表在他处的文章，听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这样一本书不仅对只读过其中几篇文章的读者，对以前从不知道它们的更广的读者也是有用的。
　　虽然这些文章处理的是两种国别人类学传统的分散事件，但我在编选时已经考虑过它们彼此重叠的一致性了。它们跨越了人类学史上的一个世纪，在此百年间，一种以旅行记录为基础、在机构和思想上都散见的话语最终变成了一门以系统民族志考察为根基的专业学科。在这个时间跨度内，它们主要关注两个人物，他们不但在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发展和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化过程中影响深远，在各自的国别传统中也无出其右者：弗朗兹?鲍亚士（FranzBoas）和布劳尼斯娄?马林诺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考虑到他们都已经有全面的传记，这些文章因是利用未出版的手稿材料而做的深入研究，故可一时充当他们的着作和生平的指引（又见Stocking1968a，1984b，1986b）。除了研究以学术为基础的田野工作传统的发展以外，它们也处理人类学史上的不同重要主题，虽然是以递归性微观的方式：人类学的强大神话面向及其一以贯之的浪漫原始主义；人类学在更大社会政治场域中的含混、反讽和悖论；人类学对各种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不无问题的整合；以及其一般化科学志向和主观获取的“素材”之间无所不在的张力。为了给这些以事件为主的文章提供一个背景或概观，我选入了一篇涵盖整个人类学史的尝试之作，虽然考虑到它的评论性质而只能将它置于卷末，但有些读者也许愿意先读它，将它看作一种路引，而不是总结。
　　不过，还有另外一组主题，在正文中不易看出，而在每篇论文卷首的小序中则较为显眼。这些主题涉及我自己与人类学学科的边缘关系，以及我作为人类学的主要史学家在数十年间扮演的角色。虽然我是应人类学家之邀前往芝加哥大学的，我以前在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却是在历史系，我也始终自认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在1960年到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社会史，转向人类学史多少事出偶然，虽然在我以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种族理论为题的博士论文中已经不无迹象。在我到芝加哥大学不久，我应邀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办的人类学史会议（Hymes1962）。邀请函是A.I.霍洛威尔寄来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就参加了他的人类学史席明纳，他还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他是这个会议幕后的领导人物。回想起来，显然，这次会议——在与会者中，我是人类学群体中的四个历史学家之一——既给了我一个平台，也给了我一些听众。
　　在同一时期，《行为科学史杂志》的创刊给我的史志事业开辟了一个更广的天地。虽然我那时并不这么想，但如今却不一样了，我在1965年写的编者评论文章《论行为科学之历史编纂学中的现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缺点》可以视为一种尝试，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当前的学科信条已经严重扭曲了对学科过去的理解，我试图开出一张方法论处方，为公正的专业史学家划出一方领地（参见Stocking1966，1967）。从那以来，我的工作领域是道德、社会、行为或人文科学的学术史，并在总体上延伸到科学史。但如果说我将自己的专业身份定位在这个方向上，我的主要学术关怀却基本上受制于我就职之处，也就是公认的本国最知名的人类学系。
　　即便不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氛围也可以说是非同寻常，足以让我有别于大多数人文科学学科的史学家。许多史学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基本认同，或者是思想史学家，或者是文化史学家，以自己之所有，供他人之所无（Stanton1960）；他们不会跨行触碰其他领域的题目，因之，他们也没有高远的信条去扞卫或改变他们为之写作历史的学科，虽然历史主义的相对化思潮，尤其是在近期的模式中，也许还能在总体上带来一些颠覆性的效果。另外一种史学家只是一些思想史爱好者，主要是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