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明人类所犯下的罪孽不仅危及人类现代文明和文化，而且使全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作者在《洛伦茨科普经典系列：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中论及了八种“非人性化事件”，即地球人口爆炸、自然的生存空间遭到毁坏、人类自身的竞争、脆弱使人类所有强烈情感发生了萎缩、遗传的蜕变、抛弃传统、人类的可灌输性增加了、核武器。作者对人类未来的机遇持乐观态度，并希望通过本书为减少人类面临的危险作出贡献。

前言
第一章 生命系统的结构特征与机能障碍
第二章 人口爆炸
第三章 生存空间遭到破坏
第四章 与自己赛跑
第五章 情感的死亡
第六章 遗传的蜕变
第七章 抛弃传统
第八章 可灌输性
第九章 总结
译后记

　　生命系统的结构特征与机能障碍
　　人类是由原始灵长类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进化而来的。现在的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和操作能力，他们可以注意到生物潜能和环境阻力之间的极不平衡。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对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作最后的控制与平衡，否则，掌握技术的人类最终也只能成为地球进化史上的匆匆过客。
　　背景知识
　　1858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这本划时代的杰作。书中辟有专门章节论述了“本能”与“遗传”的概念，同时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适应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结果。“适者”并非许多人所误解的最强壮、最高大或最具攻击性者，而是指那些最适合于在它这个物种所存在的特定环境中生存和繁殖的个体。在《物种起源》出版10多年之后，达尔文又连续出版了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年）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这两部著作不仅继承了《物种起源》的基本观点，进一步阐释了“自然选择”在人和动物进化上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种系及心理发生上的连续性的问题，并由此导致了现代“比较心理学”的诞生。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提出了著名的“人猿同祖论”，并且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人类与较低等动物之心理能力比较”。他写道：“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非种类上的。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所引以为豪的感觉和直觉，各种感情和心理能力，例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等，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有时甚至处于一种十分发达的状态。”这一见解对于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自从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学说问世以后，这种适用于所有生物学科的理论也被应用到研究动物及人类的行为上，于是便产生了“行为学”这门学科。而行为学之所以在后来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则可以在行为科学的历史中找到缘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及。行为学把动物及人类的行为视作一种系统的机能。这种系统的存在及其特殊形式应归功于历史——种系发生、个体发展以及人类的文化史——的发展过程。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系统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个问题只有在对这种发展过程的客观阐述中才能找到其合理的答案。
　　有机体产生的原因很多。在所有的原因中，除了基因的突变和重新组合过程外，自然选择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有机体产生了“适应”，可以获取客观环境中对其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换句话说，“获取有关客观环境的知识”。
　　这种通过适应生态环境而产生的结构和机能是生物所特有的，在无机界中就不存在。由此也迫使研究人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目的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是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们不熟悉的。因为，当生物学家这么问的时候，他并非在探索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而是想探求一种特征所代表的物种保持性能。例如当我们问及，为何猫有弯曲的利爪时，答案就是“为了抓老鼠”，而这也正是对“猫爪的形状代表猫的何种物种保持性能”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
　　如果人们长期从事这样的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有关生物的特殊结构与行为方式方面的问题，再如果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与之相关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人们便会倾向于这种看法：错综复杂、千奇百怪的形态结构以及行为的形成也都是通过选择和适应得以完成的。然而，如果就文明人类的某些固定行为模式提出“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话，人们则会对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人类为什么要毫无节制地繁衍后代？为什么要近似疯狂地忙于竞争？为什么武器的数量与威力不断增加？为什么城市化的人类变得娇弱不堪？诸如此类等等。如果人们再进一步地观察与思考则会发觉，几乎所有这些人类的失误都干扰了人类某些原本可以发展为具有物种保持价值的行为机制，换句话说，这些失误都是病态的。
　　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建立在有机系统这个基础上的，对这一系统的分析是自然科学家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有机系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再加上人类的行为又被众多反常现象所叠加、扭曲，使得这个本来就困难无比的探索工作变得更加不可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对于分析有机系统这项工作而言，最大的困扰在于：系统的病理紊乱往往正是了解这个系统的钥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某种病理紊乱导致了疾病，才使得研究人员注意到一种重要的有机系统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生理学的发展史上找到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例如，当克歇尔（E. T. Kocher）尝试着通过摘除甲状腺来治疗巴泽多氏病时，由于他把起着调节钙代谢作用的甲状旁腺一起摘除而引起了患者手足抽搐、痉挛。这种过分的甲状腺摘除术产生了一种综合征，即“甲状腺缺失性恶病质”，它与碘缺乏引起的痴呆症状及黏液性水肿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之处。由此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内分泌腺

　　谁要是认定自己的观点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那就太狂妄自大了。本书所述的一切比高中生所学的微积分要好理解得多。只要一种危机的起因被充分认识，那么其危害性就会被大大削弱。
　　这本论著原本是作为纪念文集发表，用来庆贺我的朋友爱德华·鲍姆加腾（Eduard Baumgarten）的七十寿诞的。但就书的内容而言，它既不适宜这种愉快的场合，也不符合老寿星的乐观个性。因为，它是一部公认的悲歌，它的目的是敦促全人类来忏悔、改过。从这个角度而言，人们可视之为圣·卡拉·亚伯拉罕式的布道，而不是所谓的自然科学论著。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重视科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完全有能力去洞察某种危机。
　　我的这些告诫通过广播电台传播出去后，引起了令人吃惊的极大反响。我收到无数读者和听众的来信，他们希望这些文章可以付梓成书。而与此同时，我的诸多好友也敦促我让更多的读者一览此书。
　　这种种出人意料的反响可以视作佐证，来证明这本论著中所流露出的悲观主义情绪只是一派谎言而已。那个男人（指作者本人）自视为荒漠旷野中孤独的告诫者，原来却是面对众多极其明智的听众在演讲！更关键的是，重读自己的论著，我发现好几个在当时来看尚有些前卫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却早已过时。例如，本书曾提及“生态学这门科学的重要性未被充分肯定”。而在今天，人们确实不能再作此断言了，因为我们巴伐利亚州的“生态学小组”就有幸得到了许多重要机构和部门的支持与理解。
　　人口爆炸以及一味追求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性，也为越来越多的富有理智和责任心的人们所认识。而在避免破坏生存空间方面，人们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虽然这些还远远不够，但毕竟已经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也应该修正自己的见解，使之更加乐观一些。例如，在谈及行为主义学说时，我曾强调“它无疑应对美利坚合众国所面临的道德与文化的崩溃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而此刻，在美国内部，有关强烈抵制这种错误思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了。虽然这些呼声受到了种种扼制，但毕竟已经出现了。事实上，只有沉默才能湮没真理。这些源自美国的现代精神流行病总是稍作停留便会传染到欧洲，当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减弱之际，却又在欧洲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中蔓延开来。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流行病也必将逐渐消失。
　　接下来，我还想就上下两代之间的敌视作一个小小的补充。除非受到政治势力的煽动，或是完全无法信任长者的任何言行，否则的话，当代的年轻人一定会愿意接受那些源于自然的基本真理。而我绝对有信心可以让那充满变革精神的青年一代相信本书第七章中所阐述的真理。
　　谁要是认定自己的观点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那就太狂妄自大了。本书所述的一切比高中生所学的微积分要好理解得多。只要一种危机的起因被充分认识，那么其危害性就会被大大削弱。因此，我坚信并希望，这本书可以为减少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作出微薄的贡献。
　　康拉德·洛伦茨
　　1972年于塞威森（Seewie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