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粱启超》一书中展露无遗。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粱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
　　与吴其昌结交甚早的王蘧常描状其形象为“长身尩瘠，一目视不能寸，削颚，有文如龟裂，常自虞不寿，无所成名，以此学益奋”；又称其“长好辩论，卓诡出入意，然必以正；矜气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僵仆无所辟”（《吴子馨教授传》），可谓传神写照。关于最末一点，其女吴令华有一段记述可与之互相发明。吴其昌曾在家庭谈笑间评点陈源为“英国脾气”、徐志摩为“美国脾气”，而自许为“中国脾气”，后者由吴本人释义为：“替别人着想，牺牲自己，负责任。”（吴令华《冷月照诗魂》）证之以梁启超与吴其昌的师生情谊，信然。

　　知道吴其昌之名，在我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缘故。二十年前读《饮冰室合集》，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故对其人印象颇深。嗣后，编《追忆梁启超》一书，除收入吴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二文外，又仔细阅读了其绝笔之作《梁启超》。当时对吴氏扶病为乃师作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后记》中特申敬意，称：“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也因此，就我而言，吴其昌的名字总与梁启超相系连。这对于吴氏显然不公平，但经由此例，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教育转型期师弟关系的动人处。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吴其昌自有其独到的学术贡献。吴氏出生于1904年，为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提到这个地方，世人最先想起的很可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而吴本为徐之从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遽徐，十六岁以前即遭遇父母双亡。几乎所有的吴其昌传文中，都会有“家愈贫而学愈力”一类的表言，这对于“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的吴氏而言，其结果有二：一是因“家贫不能多得书，就里中藏书家借读，寝馈不释卷，以是成就特早”；一是因读书“或夜以继日，或坐以待旦”，“而体质亦弱”（方壮猷《吴其昌教授事略》及胜利出版社编审组《梁启超?作者小传》）。
　　1921年，十七岁的吴其昌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研治经学及宋明理学，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三年后毕业，即赴广西，任容县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周家做西席。于此间闻知清华学校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吴即报名应考。招考情况亦颇值一提。按照台湾学者苏云峰的概述，其考试程序及内容如下：
　　第一届考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普通国学”，用简单的问答体，注重普通常识。第二阶段考作文一篇，限二小时。第三阶段为专门学科，原定经学、史学、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语（英德法文择一）、自然科学（理化生物择一）、普通语言学八门，考生任择其中三门作答。后为减轻难度，仅以经学、史学和小学三门为范围。